隨著我在QQ和淘寶上更改了新地址，背后的各種大數據系統便將我牢牢定位于天津，各種與津門有關的推送便接踵而至。

想想無怪。生意難做，無論是靠廣告生存的網絡平臺還是產品或服務供應商，都不得不加大吆喝力度，籍網絡向個人移動終端的推送便是最常用之法。

這其中推送給我最多的，就是吃食；從狗不理包子到最正宗的煎餅果子，從傳統津菜酒家到“不用進店的天津路邊美食”，連地攤兒吃食都塞進來了。這么多美食信息除了勾引我的腸胃，也必然誘發我寫點什么的沖動。為此，我想到了一句天津本土俏皮話——借錢吃海貨，不算不會過。

在天津的市井民俗中，這是老天津衛盡人皆知時不時出口的一句。調侃中又頗有些勞苦大眾層面的自炫，那意思是天津人愛吃會吃。天津跟深圳相仿——一是濱海，二是發端于漁村漁人。如此，世代津門人偏好海貨這口兒實屬正常。然悲催的是，這句顯然不裝逼的俗話在樸實之余卻也昭然了津門人不高的格調品味，想必他們都沒聽見蘇州人在笑。在那個公認的富庶、儒雅、講究、從建筑到才子從語言到美食為華夏文化貢獻無數的江南名城人眼中，解饞都得借錢，既昭然著財力的絕對貧窮，也說明其家庭財務打理的凌亂無章，可謂沒出息和沒本事的二合一，而精打細算的“小日子”恰是江南人頗為自負的擅長。再者，與海鮮相比，江南河湖遍布出產豐富的河鮮湖鮮在口味上無疑更勝一籌，也幾乎沒有哪種海鮮能夠比肩太湖大閘蟹的食壇地位。與借了錢且一股腦奔海貨的津門人相比，同樣傍水的蘇州人講究的是春吃碧螺蝦仁、夏吃響油鱔糊、秋吃雪花蟹斗、冬吃青魚甩水；即便普通人家，也會將“不時（不合時令），不食”視為天條，離土菜隔夜就喂雞也是常事兒，誰更會吃的比評可謂立判高下。

有理由因為這不高的餐食品位替津門人遺憾。理由有二：其一，從根兒上捯，原本沽口漁村沒多少人口的這塊地界何來今日千萬之眾，惟有外來移民一條路。而其來源，主要是“燕王掃北”討伐北方游牧民族（燕王即后來的明成祖朱棣，其祖籍便是安徽鳳陽）及其登基后遷都北京并建衛戍天津城，兩次都帶來大批安徽及江蘇籍兵士和移民；而大清直隸（天津衛）總督李鴻章也是安徽人，天津衛便是其淮軍的大本營。或言，津門人之先祖有相當部分恰是擅吃會過的江南人，而徽菜和蘇菜則分別傲居“八大”和“四大”菜系之列。后代津門人顯然丟了先祖們不低的烹飪本領，一直沒能將津菜做出個名分。而天津商界大紅人之一、“瓷房子”主人張連志開的匯聚津門名流的著名酒家“粵唯鮮”則打起了粵菜牌。其二，從1860年英國人開始，九個歐美列強國家先后在津門開設法外租界，直到1945年這些租界才全部被收回。或言，津門人在洋人帶來的洋文化中被欺辱、也同時被啟蒙和熏染了好幾十年。現今，1908年德國廚子Kiessling開辦的、號稱中國四大老派西餐廳之一的“起士林”倒是還在，“五大道”還在，也有新派的“意大利風情街”“佛羅倫薩小鎮”；可惜，這些表皮妝點背后，津門人卻未從這些洋師傅那里將位居全世界統治地位的西洋文化在普眾層面保留借鑒下來，從而為自己樹立起洋派的整體風貌，卻落下了“衛嘴子”的不雅名號。這方面他們甚至比不了同樣受異域文化影響深厚的哈爾濱人和青島人。論及吃食，津門人念叨的除了包子就是麻花炸糕，連煎餅果子這種既不衛生也不健康的路邊攤食物都津津樂道。哦，當然還有借錢也得吃的海貨；不過別忘了，津門外的渤海灣里并不撈不上來皇帝蟹、“老鼠斑”這類在海鮮酒樓里身價不菲的高檔品種（多產自南海），當初本人多次結伙奔塘沽吃海鮮，目之所及多是雜魚、皮皮蝦、蛤蜊、蟶子之類的低價海產品。

無意貶低窗外的津門人，而是著眼其間的差異，不僅是難論伯仲優劣各有淵源沿革的地域文化差別，也回避不了其中共同的、事關絕對水準的高低。中華地域美食紛繁萬千各有千秋，這也成了不同地域食客間打口水仗的永久素材。其中最喧鬧者，莫過齊魯食客率先稱魯菜悠遠為華夏美食之父，引發不服的陜西食客據史考證，進而喊出并未進入“八大菜系”之列的陜西菜應為華夏美食之母，尾聲是曾經孕育人類鼎盛文明的中州（河南美食家協會）人士發話，直接將河南菜提升到了“姥姥”級別。由此，既可見各地人士對家鄉美食的明顯偏愛，常會陷入舌無他味忘乎所以之境，也說明這種靠口味說話的東東缺少硬性評價指標。與這些“之父”“之母”“姥姥”地界兒的菜品相比，與公允的“八大”“四大”菜系相比，拿不出幾樣上席名菜的天津無疑得往后站，但這同樣攔不住背負著“衛嘴子”盛名的津門人嘴上不服抱著本地小吃嘚瑟不停。

很多人知道“莼鱸之思”的典故，離鄉千里為官的吳江（今蘇州）人張翰于秋風中念及家鄉時令的莼菜羹鱸魚膾，索性辭官不做重回水鄉，演繹了一段江南才子不為名利所困但求自由閑在（包括對美食的追求）的佳話。鮮有人注意到的是，這段佳話還揭示出了一個關于美食的笑話和嘲諷——沒能留住張才子胃口的地界兒，恰是號稱“中華美食姥姥”的所在地中州洛陽。拋開個人對家鄉口味的偏好，也存在著食材和烹飪絕對水準的高低優劣——即便是頂級的魯菜（北方菜代表）廚師，提及蘇菜（淮揚菜），也不得不承認后者在選料和技法上的精細講究更勝一籌，也會感嘆江南人竟然會想出“豆芽肉”這種頂級費事和精細的菜品。

華夏地域廣袤，氣候、水土、物產以及種族和歷史變遷，造就了彼此相異的地域人文。說的不是一口音兒，吃的不是一鍋菜，穿的不是一身衣，拜的也不是一個神。至于生活細節的講究偏好，更是千差萬別各善其長，大一統的政體和漢族占據人口絕大值的局面并未能消弭這種狀態。如上，竊笑的蘇州人和借錢吃海貨的天津人也都是漢人。

現代營養學登臺之前的漫長人類歷史中，盡管有中醫“藥食同源”功用的研究，但一款吃食美味與否的品評卻一直囿于感官層面，蘿卜白菜雞一嘴鴨一嘴，難有明晰一致的評判尺度，便產生了喜好煎餅卷大蔥的粗獷山東人對江南時令名菜木瀆“鲃肺湯”匪夷不解、反之推崇這碗看似寡淡卻十分鮮美名菜的江南人卻對山東人吃法的粗陋簡樸咧嘴不屑的互不相容。即便彭祖伊尹（二位皆是公認的始祖級廚神）再世、袁枚（清代大詩人和美食家）村上春樹（碼字兒饕餮兩樣精的日本作家）同臺，面對中華美食的恢弘陣容，能給出的也不過是一家之言一舌之感。如此，非要拿著一把尺子比評淮揚菜與魯菜孰優孰劣、狗不理包子與武漢熱干面哪個更好吃，無疑是件徒勞且扯淡的事兒。而能在公眾層面做橫向品評的可見尺度，無疑是一種菜系（或菜品）走出本土跨域經營的程度。這方面，就菜系而論，川菜粵菜湘菜無疑是異地開花的領銜者；就館子和菜品而言，大有全聚德、湘鄂情、東來順，小有成都小吃、蘭州拉面、重慶小面、武漢熱干面、沙縣小吃，都基本做到了各地市場通吃，彰顯著其口味和性價比的廣泛普適性。相反，作為天津餐飲名片的起士林、狗不理，外埠分店都很少，做的基本是本土生意；而號稱津門第一的正陽春鴨子樓，至今也沒能走出津門，只能遠望烤鴨老大全聚德開疆拓土之項背。唯一具備出門打天下本事的，也就是桂發祥的大麻花吧；可惜它不過打牙祭的零食之一種，連個店鋪都很難支撐起來。

一方面，相異的地域文化有各自的誕生淵源、自然物產、歷史背景和存續理由，代表著一廂人的選擇和評判尺度，彼此間很難說誰好誰壞孰高孰低；另一方面，許多領域都存在著所謂“公共標準”，存在著跨域市場接受程度的差異，食界也不例外。華夏美食奧冠世界，還有著關于“五味”調和的獨到原理以及相互配比的精細功夫。僅僅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含糊之，難免埋沒了其中的真精華和高本領。一廂人吃什么、怎么吃，在果腹和享樂功效之外，也不可否認地昭然著其所認同的文化修為層級、飲食視野和包容性以及他們對生活的訴求水平。誠然，借錢吃海貨已然不再是今日津門人的生活寫照，但至少，眼界更加開闊也更明事理的新一代津門人應該視其為本地傳統文化的劣根成分，自此不再念叨這句丟分現眼的老話兒。否則，便像那句所謂著名民歌唱的“誰不說俺家鄉好”，本意是贊美家鄉，在明白人眼里，卻成了井底之蛙沒見過世界之大的2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