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刊發于《語文教學通訊》（高中版）今年第二期
作文教學歷來是讓人頭疼的一件事，不僅學生頭疼，教師也同樣頭疼。大學招生憑一張高考試卷，使得基礎教育的各科教學，自覺不自覺地受“應試教育”的脅迫，緊跟高考“指揮棒”，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作文教學不管老師還是學生，不再關注語文素養的提升，而是沉湎于解讀應試的閱讀作文的高分密碼。催生了宿構、抄襲、套寫等不良風氣，破壞了正常的教學序列和生態，嚴重影響了學生寫作能力尤其是思維能力的提高。這樣的教學帶來的后患：缺乏系統的作文訓練形成的基礎的表達能力和功底的學生，在今后的學習、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捉襟見肘——大學生、研究生寫不出像模像樣的文章；在公開場合不能離開文稿表達觀點或者讓人不知所云。
在我看來語文教育首要的是要讓學生肯讀書，想表達。閱讀可以使我們開闊視野，豐富閱歷；閱讀可以觸發聯想，產生靈感；閱讀還會使我們發現不足，調整方向。表達可以厘清思路，清醒認識；表達可以豐富想象，分享思想，涵養生命，認清道路。
作文指導，在閑聊中拓展思路，回歸理性
總體而言，學生作文的提高想靠教師的指導來實現，那是一件“無力回天”的事。但事實上，學生作文寫不好，主要原因不在學生，而是在教師。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我們的作文指導有問題。我們總是習慣于在“寫作方法”與“寫作規范”上給學生作“指導”，可是我們這些導師往往又是自己也不會作文的。理論是有的，但實際操作起來就不行了。我以為與其給學生做那么多的指導，還不如創造機會讓學生到處轉轉，看看，找些書翻翻，讀讀，有空的時候講講故事，聊聊天。讓他們將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說出來與大家分享，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是會給各自帶來啟發和思考的。如果讓他們將這些用文字記錄下來，也許就是一篇很有生活情趣的文字。
作文，首要的是要讓學生有話可說呀我似乎記得老舍先生在談寫作訣竅的時候，說得最經典的一句話就是，怎么說，就怎么寫。可別小看這個說，一個人想將一個觀點說明白，要將一件事情說清楚，不動動腦筋，不好好想想，恐怕是難以做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說”其實就是一種“寫”，這當中思考是關鍵，想清楚了，才可能說清楚。
有一回我給一班初二的學生指導寫作《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上課伊始，我問學生，希望這堂課怎么上，他們說希望聽我講怎么寫。我問為什么，他們說不懂寫，所以希望聽聽老師說怎么寫。這狀況原本就在我的預料中，于是我給學生呈現了幾張心理學上關于視覺與注意的圖片供他們觀察，讓他們談談看到了些什么，怎么看的。課堂上，學生們七嘴八舌，暢談自己的所見，有附和，也有爭論，聊著聊著，他們慢慢發覺，原來這些圖，從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范圍、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位去看，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形狀。并由此展開，當我們在看待一個具體的人或者一件具體的事物時，是有許許多多的東西牽扯著我們的，許多時候我們只看到一點，不及其余，是因為我們內心受某種力量拉扯著，不自覺地朝著一個方向去認識，去思考的。這種一根筋的思維方式，往往會遮蔽我們的眼睛。因為有了這樣的交流，我又問，如果要我們談談“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有困難嗎？學生說，不困難。我又問那怎么談呢？最初極力主張聽我說的學生說，可以將同學們說的理一理，寫一寫，就不難了。我趁機提示，這樣的話題，不一定要寫議論文的，將今天課上大家聊的過程記錄下來，一樣是可以說明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是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與觀點的。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先生，在《快思慢想》一書中，談到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茶館式閑聊。他認為這樣的方式可以增進我們的洞察力，看到并了解他人的判斷和選擇出現什么錯誤，進而了解自己所犯的錯誤在哪里。這與“閑暇出智慧”說的是一個道理。作為人，我們內心都有兩個“我”，一個是行動和直覺的“我”，一個是理性和小心的“我”，所以當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不管我們的直覺如何，我們的行動一定要冷靜而仁慈，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得到冷靜而仁慈的回報。
還有一回我在指導高三學生作文審題的時候，課前，我給同學們看了一個藏傳佛教密宗的一種重要儀式：彩沙壇城。然后讓學生說說這個視頻的內容。學生說是一些喇嘛在堆沙畫。我提醒他，不是簡單的沙畫哦，是彩沙壇城。壇城（Mandala），是藏傳佛教密宗的一種儀式，它通過彩沙繪成壇城的繁復過程，在絕對需要靜心的行為里體會和參悟，以達到智慧的境界。
我問：一幫喇嘛，用彩沙堆成一個圣壇，整個過程，幾十天，甚至一個月。大家猜一猜，當這個壇城堆好以后，他們會干什么事情？有學生說會進行祭祀大典。也有學生說，會吹掉。我就追問，為什么要吹掉或毀掉呢？這個過程很辛苦的，很仔細的，幾個高僧，在花了整個月的時間，好不容易把它堆成一個壇，色彩斑斕，還是立體的。為什么不留在那里供人欣賞，而要毀了它呢，你想到了什么？能不能想出一句很有理性的，或者很具哲理的一句話？不要高看哲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哲學家。所謂哲學就是談做人，做事的道理的，談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大家可以商量商量。
有學生說，他們可能是在享受那個繪畫的過程，在堆畫壇城時，他們已將自己的虔誠傾注其中了，至于做完之后的結果就無所謂了，關鍵是這當中體現了他們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可嘉的。也有學生覺得從視屏上沙畫制作來看，沙畫制作完成之后，雖然很美但總會抹掉，我覺得這是沙畫的特點。或許與宗教的信仰無關。更有同學說，他們堆畫的過程中用了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是藏傳佛教對天空大地火焰水雪山的一個五種顏色的集合，我認為他們把它掃去，就如《圣經》所說的：“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這是對信仰的一種理解。他們認為這些最珍貴的東西，既然做出來了，那就是他們所供奉的，前提是他們內心中的那一種信仰已經達到了，就不讓它在塵世間再消磨，只讓它永促于人們的心中。類似這樣的閑聊，往往會超出我們的預料，而這超乎預料慢慢多起來，學生的思維就有可能慢慢地被激活。
我又追問，還有沒有？（學生私語：耐心），還有沒有？多少人堆的？（生：好多人堆的），告訴我們什么？知道老師在看這個視頻的時候，想到最多的是什么詞語嗎？做老師的更重視的是你們在我們這里學到了什么，至于說你考取了什么大學，對我來講，并不重要。而考取了什么大學對你們重要不重要？學生都說，重要。我告訴他們，這就是老師跟學生的區別，其實你們最終走向哪兒，對老師來講，在某種程度上說，不重要。但是當我在跟你們交往的這個一年、兩年、三年，乃至就今天這一刻的時候，我覺得這過程遠比你們將來到哪里去更重要。寫作也是如此，重要的是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換一種心態，許多情況下你覺得作文對你來講是焦慮、糾結；如果把它當堆壇城來看，是一個過程，一種探索，一次經歷，也許就是另外一種心境了。高考要考作文，而且很多時候考的是材料作文。拿到一個材料以后，我們如何來思考，如何來圈定寫作的那個入口，許多時候就在一念之間，換個思路，會讓你豁然開朗，無需在某一個點上糾結。
這幾分鐘看似閑扯，但這閑扯不僅消除了學生對作文的害怕心理，更啟發了學生的思維，讓他們在看似東拉西扯中明白了一個道理，過程遠比結果更為重要。平時的寫作練習其實就是一種體驗，一種積累。這當中教師的智慧體現在及時抓住學生倏忽而逝的靈感，在師生的閑聊中觸發學生加深對視頻內涵的理解，同時也起到了激發學生寫作欲望的作用。作文指導，許多時候就是在師生思維的沖突、碰撞與交融中慢慢走向美好，回歸理性的。
作文教學，要警惕語言的欺騙性
常有人訓導學生，只要讀幾本類似秘笈之類寫作指導用書，或者參加個什么寫作提高班之類的輔導，多則一月，少則一周就可以提高寫作能力，獲得高分。對此，雅思貝爾斯的《什么是教育》中有這樣一段精辟的論述：“新聞界為了尋求銷路，必須使千千萬萬的人感到滿意，因此就出現了聳人聽聞的消息，對理解力毫無好處的空洞報道，以及回避讀者的每一種要求導致了報紙的淺薄化和粗糙化。為了生存下去，新聞界總是要服務于政治和經濟，并在這種夾縫中，新聞界學會了哄騙藝術和對精神陌生力量宣傳的藝術”［1]。也就是說教育的速成與奇跡，往往是媒體人當然不排除學校包括學校校長為了生存下去學會哄騙藝術與宣傳藝術所至。所以雅思貝爾斯一針見血地指出：“新聞記者最大的潛能也可能帶來社會的衰敗”［2]。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在一些報刊的連篇累牘的轟炸式的宣傳下，神州大地一個個的教育奇跡就這樣誕生了，并且成了“萬人迷”了。因為我們急啊，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無良媒體與媒體人看上的就是我們的需要。從這個方面來理解“有需要就有市場”倒也是恰如其分的。
這現實，用雅思貝爾斯的觀點來解釋，就是語言的欺騙作用：“人就是讓這種語言操縱著，而忘記真正的自我和周圍的現實世界”，“語言的欺騙功能使非現實的情況存在，卻讓現存的現實性粉碎在絕望的深淵里”[3]。
如要學生作文有話可說，并說得有感情，有思想，我們不僅要為學生創造豐富多彩的生活，盡管有了生活就有不可能在言語上矯揉造作，無病呻吟。但光有生活也是不夠的，在具體表達的時候，還要指導學生用真實生動的言語將生活與思考呈現出來。“只有當我們不是故意遣詞造句時，語言才是真實的。但是要有純熟的語言，我們就必須不斷地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訓練自己的語言，最有力的、最真實的、最坦白的語言是我們完全成為自己并且熟悉事物時，自然流露出來的語言”(P86)。
說與聊，更多的是口語，甚至于有許多“不規范”的表述，但這不要緊，寫下來以后，用書面表達的要求去潤色，將課堂的討論記錄下來，要避免流水賬，要有所取舍，要突出重點，要聚焦在自己想要表達的觀點和思考上。書面語還要力求讓文字變得有文采，有感情，有思想。
還要通過具體的實例讓學生知曉，要使文字有文采，有情感，離不開思考。“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作者情感還是作者思想的產物？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感情是人對客觀事物的一種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對客觀事物以及自身的一種態度和體驗。這態度和體驗是貫穿于人的生理、心理、精神、思想的一種力量，是人與他者——自然、社會；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橋梁。它通過感覺、知覺、表象等形式接受客體的各種信息，感知客體的形狀、質地、等外部屬性，形成主觀的認知由直觀到抽象再到實踐，于是就有了我們所能看到的某些認知，以及這認知所透射的情感。情感與思想的關系原本就是很復雜的心理關系，許多時候是很難將它們拉扯得清清楚楚的。
作文教學再不能做那些逼良為娼的蠢事了。不進行“道德”綁架，不等于提倡“不健康”的東西，也不能因為出現了“不健康”就將作文與政治等同。情感本就是復雜的東西，它不是靠我們強加上去的，靠的是熏陶，更多的是個人的體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在不同的情景下會觸動人不同的情感體悟。須知，在學生作文的情感流露上，我們的問題往往是片面強調情感的格調，習慣于用“道德”來裹挾學生，總喜歡用某種標簽來評判 ? 學生作文的“情感”。正應為這樣，學生的作文才丟失了真情，平添了許多矯情。
讓學生到處轉轉，看看，找些書翻翻，讀讀，有空的時候講講故事，聊聊天。讓他們將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說出來與大家分享，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說起來簡單，其實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教師的不僅不能用言語欺騙學生，還要提醒學生警惕言語的欺騙性。文字要有思想高度，要有理性，還要“增廣我們的精神領域”，還要引導學生“研讀獨具創見的思想家所嘔心瀝血寫成的充滿智慧火花的著作”［4]。
譬如看待不少國人外出旅行，喜歡隨手刻寫“到此一游”之類的文字的現象，是不是可以引發學生想一想，在景點和文物上刻寫“到此一游”的人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可不可以向學生介紹，西方人更多的追求的是“到此一游第一人”，再組織學生討論討論“到此一游”與“到此一游第一人”的兩種文化現象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啟示。時常引入類似這樣的討論，是不是還擔心學生作文沒有思想深度呢?
有―回我在成都跟一班高中生讀作文的時候告訴學生,自己最近讀，《批判性課程》，這本書的作者說，現在的學校該教的都沒有教，比如每個人都可能做父母，但從來沒有哪所學校交給我們如何做父母做父母知識，要做父母，先要干嘛？要談戀愛嘛。但是學校就不讓談戀愛，誰談戀愛了，誰就是“早戀”。學校教的是什么？教的是應試技巧。把我們一個個訓練成了考試的機器，對老師們所說的“早戀”，我們能不能談談自己的看法？立馬有學生說，早戀不一定對學習有影響，而且早戀可能會導致雙方學習的互相進步。不允許學生戀愛是很古板的一種規定，再說，兩個人的互相的吸引你是無法制止的。我于是問，你記得不記得《中學生守則》？那孩子說不記得，我調侃說，有些條款就不應該記得嘛！但里面有不允早戀哦……那學生說，我覺得早它從詞義上是講，“早戀”是過早的開始戀愛，但是怎么定義過早呢？沒有人下這個定義啊，我爸媽也是十六七歲就談戀愛了。我于是慫恿她，你應該問問父母為什么你們那個時候能談，我就不能談了？另一位男生則說，我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如果強制性的規定不許“早戀”的話，它可能會使學生會反其道而行之。在做這種規定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學生的感受，然后從內在的方面讓學生改變―種看法。試想要讓學生寫寫男女之愛的文字，他們的思考一定很有意思，一定不會簡簡單單地被“早戀”這個詞語所遮蔽。
我曾在一篇文字中說，作文語言從來都不是作文語言自己的事，作文語言的背后是思維，他只是思維的表象。一旦我們作文教學脫離思維培育，就作文語言學作文語言，必然會引發作文語言的欺騙性，作文語言不再是生活本真的表達，我們對此應保持應有的警惕。巴爾扎克說：“第一個把女人比作鮮花的是天才，第二個把女人比作鮮花的是庸才，第三個把女人比作鮮花的是蠢才。”事實上，我們依然用花來描繪女人，因為我們的作文語言學習就是如此：為習得作文語言而模仿作文語言，為賣弄而表達。為了作文“滿分需要”，博取特定的讀者——閱卷教師的肯定，我們的學生竭盡所能在分數的夾縫中賣弄文采，文字長篇累牘、雍榮華麗，這看似是好的作文語言能力，其實是糟粕。結果是，我們被一大堆貌似深邃優美，實質是拾人牙慧、空洞無物的“欺騙作文語言”所控制。因此，作文教學一個大的任務就是培育學生的思維，脫離“欺騙作文語言”的控制。［5]
參考文獻：
［1][巴西]弗萊雷.被壓迫者教育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23
［2][巴西]弗萊雷.被壓迫者教育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22
［3][巴西]弗萊雷.被壓迫者教育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87
［4][巴西]弗萊雷.被壓迫者教育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86
［5]凌宗偉.作文與思維能力培養的三組關系.[J].語文教學與研究，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