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歷史中短篇小說是革命小說的重要補充，與農村生活小說構成當代小說的重要支撐，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價值。今天與大家分享革命歷史小說的風格特色。
茹志鵑的《百合花》以“我”和一位小戰士兩人構成小說的主人公，記敘了“我們”一起去前線路上發生的故事、“我”和小戰士一起去新媳婦家借被子的事和最后小戰士英勇犧牲的三件事，歌頌了小戰士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軍民魚水一家親”的革命友誼。
《百合花》最大的藝術特色便是細膩情感要重于事件線索。文中的感情通過事件的發生和發展表現出來，事件也引出文中透露的細微感情，甚至使感情變化一波三折，逐漸引向高潮。
詳細的細節描寫使感情更加具體飽滿。在路上，“我”拿出饅頭、小戰士偷偷的看“我”、小戰士與“我”對話時的羞澀和緊張都是細節描寫，這樣具體的細節描寫進一步豐富了人物形象，給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茹志鵑說：“我寫的東西都是篩過的，留下的瑣碎的東西，這注定我寫不了史詩性的文章。”茹志鵑小說細膩的感情處理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給當代文壇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王愿堅的小說藝術特色和作家本身的生活經歷有很大的關系，王愿堅并不是革命生活的親歷者，而是以“過來人”的身份描寫革命歷史生活。他的小說從報道到故事又發展到短篇小說，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直到《黨費》的發表才標致著革命歷史短篇這一類型小說的正式形成。
他的小說注重對“后代”的“革命歷史”的教育作用，因此他的小說選材都是經過他精心篩選的，把那些“黑暗”的東西過濾掉，表現革命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從革命回憶錄過渡到小說，是革命歷史小說的發展重要一環，并衍生出回憶體的小說形式，并且回憶體的小說結構模式便迅速發展開來，王愿堅的小說就是運用了獨特的回憶體進行創造。《黨費》中通過“我”交黨費引出黃海的故事。《糧食的故事》由“我”對郝吉標的采訪而記敘了他的回憶。他的小說多采用第一人稱的方式進行，一方面有利于感情的抒發，直抒胸臆，另一方面加深了歷史和現實的聯系。在作品《七根火柴》和《三人行》中，作者放棄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采取強烈對比的手法，截取生活片段，突顯特定場景。由于省去了故事背景的介紹，直接進入矛盾的聚焦點，情節馬上進入高潮，因此具有更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王愿堅的小說具有強烈的教育意義。他始終認為老一輩革命者留下的精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始終鼓舞著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發展。為此，他的小說始終將小說本身的教育意義放在首位，形成了“單純”、“明朗”、“政治教育性強”的藝術特色。同時這種政治意味大于藝術本身的文學作品，也缺少了耐人咀嚼的回味。
峻青的《黎明的河邊》也是這一時期革命歷史中短篇小說的代表作，與王愿堅小說不同的是他的小說帶有強烈的親歷性，毫不避諱的表現戰爭的血腥場面和戰士們的浴血奮戰，突出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用場景的構造和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憤和烘托人物，使他的小說帶有油畫般的質感，在緊湊的情節中，有時插入“定格”畫面，從而進行突出表現。比如對戰士小陳的犧牲場面的定格，突出他的英雄主義的崇高精神。
景物描寫使峻青小說具有更好的詩意渲染，景物的變換既構成情節的動因，又隨著情節的發展和敘述者的情緒而轉換，進而表現出情節進展和人物的內心活動，在講述中抒發自己的感情。
堅持革命小說短篇創作的還有劉真。他多以兒童視角進行創造，塑造了一系列的兒童人物形象，表現出作者對戰爭的厭惡之情。
革命歷史中短篇小說作為一個重要的革命歷史小說的分支，無論在題材、體裁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參考 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