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 金色財經-肖磊看市」因讀后有感遂分享之。
??? 如果人僅僅是為了填飽肚子而活著，也挺好的，但那他可能對外界很多事物和環境的要求就不會太高，也很難思考其他東西，人類文明可能也跟他關系不大。
但歷史以來，有很多人，不僅為了填飽肚子，而是不斷的尋求一種更優的生存方式，甚至在思考什么樣的人類社會制度，是更高尚和文明的。
十八世紀中葉，在歐洲大陸，社會變革加劇，英國雖然因工業革命而活力四射，但大多數人，還依然被十七世紀全盛時期的法蘭西王國所影響。認為擁有雄偉的宮殿、勇敢的士兵、強大的宗教、氣派的貴族等等，就是最好的國家民族形態。
當時的英國，一群私利膨脹之徒，辦工廠、開商阜，到處做生意，從全球貿易的角度，英國人把唯利是圖上演到了極致。為了做貿易，限制宗教和國王的權力，社會層面看，似乎到了犯上作亂、禮樂崩壞，信仰缺失，散亂不堪的程度，說白了，技術的進步和思想的超前，也并沒有給英國人提振民族自信心，只有賺錢這個目的非常明確，但缺乏新的信仰和寄托，在歐洲大陸看來，英國就是個土得掉渣的暴發戶。
直到1776年3月，亞當·斯密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正式出版，作者通過對人性和社會結構的深層次剖析，提出了“自私自利”的終極價值，批判了統一集權的經濟形式對社會造成的巨大傷害，高度贊揚了勞動分工帶來的超前生產效率，以及從貨幣、稅收、財政等層面描述了交易交換的強大邏輯等等，并倡導自由貿易，希望政府尊重“市場行為”這只看不見的手，從而實現國富民強。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后，引起了空前的討論，普通民眾也參與其中，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我曾看到有人這樣評價，“國富論”對于西方思想界是一顆巨磅炸彈，蒸汽機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動力，而亞當斯密的思想則告訴我們該如何使用這股力量。亞當斯密本人，真真切切成為現代經濟學之父。
英國雖然早在1215年的時候，國王與貴族之間就簽署了著名的《自由大憲章》，但這并沒有使得英國在歐洲崛起，跟西班牙、荷蘭、法國等相比，沒有體現出什么優勢，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自由大憲章》僅僅是限制了國王的權力，降低了“剝削”，但并沒有找到一條創造財富的理論。
“國富論”的出版，對當時英國人民的影響是空前的，使得英國人真正非常自信的看待自己追求的這一套社會行為真正的價值所在，認為市場經濟的先進性無與倫比，可以說找到了一條創造財富的法門。
對世界的影響也可以說翻天覆地，首先“國富論”的出版，使得英國對海外殖民地的看法有了根本性改變，認為釋放殖民地人民的創造力，強化分工體系，跟殖民地做貿易才是讓英國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式。從而才有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殖民地的順利獨立，英國并未做殊死的軍事對抗，美國是否成為今天的美國，存疑。
亞當斯密的理論逐步在歐洲建立起持久的影響力，“國富論”發表十多年后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歐洲資本主義開始烈火燎原式蔓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新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走向了歷史舞臺。
時至今日，以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依然是世界經濟組織關系的主流模式，有人甚至說，是亞當斯密發明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變成了一種新的文明。
然而，兩百多年后的今天，社會變革依然劇烈，人們依然在思考未來的世界需要什么樣的組織關系，資本主義崇尚的社會分工、自由貿易、勞動價值等等，都成為一種基本的經濟結構，人們開始渴望擺脫后工業時代的各種束縛，從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更近一層的了解自我并設想和建構新的世界。
資本主義的發展，跟工業革命緊緊的捆綁在一起，工業時代最大的特點是，組織的高效協同、強大的競爭和社會乃至全球分工體系，這就導致大量服務中介的誕生，這也是精細化分工的結果。
第三方監督機構、第三方調研機構、第三方實施機構等等，這種分工帶來的效率是空前的，但也不斷的制造出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民眾的安全感實際上越來越依賴于機構或主權的信用和能力水平。
比如我們吃東西是否安全，只能相信食品安全檢驗機構；當我們坐飛機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飛機駕駛員有沒有抑郁癥，我們只能相信航空公司等等，尤其是在貨幣層面，我們不需要了解任何關于貨幣的價值和屬性問題，只要瘋狂的去賺錢就好了，最終也只能寄希望于央行能夠信守承諾，貨幣能夠保值。
然而，我們沒必要質疑因工業革命而形成的分工體系，但我們有權利質疑與此同時形成的，利益分配，以及監督和制衡體系。
我們對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方法和邏輯沒有異議，但越來越明顯的財富分配不均問題，監督無效問題，透明度不夠引發的信任問題等等，都需要一個新的技術革命，以及新的社會認知模型來完成重塑。
后工業時代的特點是，不需要勞動力的大規模協同，流水線變成了可定制的生產方式，工業制造離普通人越來越近，一切可定制；另外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物理層面的協同已經變得不再重要，價值觀消費時代的來臨，使得生產的多樣化和靈活性更加明顯。人們的協同，更體現在相距千里的信息溝通層面，而不是進入同一家工廠。但這也給這種信息時代的新型協同關系帶來了信任層面的巨大挑戰。
在古代，權力階層（組織方），只能通過宗教和道德圣賢，把管理的觸角伸長到幾千公里之外；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爆發之后，人們可以用強大的現代工具，尤其是信息技術來完成協同和管理，并組織生產。但當互聯網時代到來，智能制造逐步普及，工業領域的大規模勞動力協同逐步降低之后，能夠滿足社會財富分配體系，又能大規模取信于民眾，使其參與新的非物理性分工和協同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如果無法搞明白這個問題，對未來社會的思考，將是空洞的。
2009年比特幣的出現，很多人認為是一個烏托邦的創新，但實際上比特幣這個沒有任何物理協同的虛擬產品，目前市值超過千億美元，全球數百萬人相距萬里協同分工自行運轉而愈加繁榮。
而后誕生的區塊鏈技術革命，也被認為是一個口號大于實質意義的東西。但區塊鏈帶來的社會思想變革，其影響遠遠不止于我們當下的所見，因為區塊鏈這個技術，改變的是人類社會組織的底層利益分配和協同邏輯，同時顛覆了原有的勞動價值論和分工協作邏輯，使得看上去成為了一個更加逐利且失去組織性的烏托邦模式，很多人根本看不懂。
就像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沒有出版之前，沒有人能看得懂英國這套“自私自利”的小商人體系到底有什么價值一樣，如今依然沒有人能夠了解區塊鏈帶來的變革到底是什么。
社會需要新的協同方式，這種協同方式超越了地域、文化甚至是各國的政府組織，需要全新的信任機制，而貨幣這個承載著巨大共識能量的工具正在等待人類的二次開發，如果我們把這樣一個新的時代，定義為貨幣主義（從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區塊鏈革命與貨幣主義），那么它將超越資本主義的協同和效率，直接從認識貨幣到建立協同，再到財富創造與分配的共識鏈條上，鑄就一個新的文明。
但這種探索，成功與否的條件，不取決于技術本身，而取決于思想層面的革命性著作和實踐領袖的誕生，以及有多少有影響力的人會被這種思想所征服，并激發人們大規模的付諸于實踐。這看上去因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普及而變得簡單，但也放大了保守派和反對者的影響力，因此要進入到區塊鏈貨幣主義時代，可能不是短短幾年就能實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