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毛、鴨毛、頭絲，換針……”一聲一聲地吆喝，綿遠悠長，深邃寬廣，吆喝聲伴隨著“叮咚、叮咚……”撥浪鼓聲，聲音由遠而近。院子里的婦女、小孩聞聲而動，潮水般地涌上前去，把貨擔圍了個水泄不通。
在通訊基本靠吼的年代，這吆喝也是需要功力的，先要氣沉丹田，然后卯足勁，長喝一聲，清脆悠揚。賣貨郎老彭的吆喝聲在附近幾個村首屈一指，他要說他第二，沒人敢說第一。
對于賣貨郎這個行當，在我們那邊農村方言又叫“兌光貨”，賣貨郎只是我們后來用作書面語的別稱。對于為什么叫“兌光貨”，我們也無從得知，多少年來大家一直都是這樣叫著，也正是這種特殊的叫法使得這個行當在我幼小的心靈里鑿下了深刻印記。
老彭的貨郎擔，由兩個竹簍、兩個木箱、一根扁擔組成，兩個木箱放在竹簍上面，既當竹簍的蓋子又當貨物的展臺，竹簍里面裝的是人們用來兌換的廢棄物品，其中木箱就像我們現在用的拉桿箱外形，最上面蓋子鑲嵌了幾塊透明的玻璃，透過玻璃對里面的東西看得一清二楚，里面安靜地躺著紐扣、溜溜子糖、橡皮筋、魚鉤、發夾、發卡、火柴等等，等著它的主人把它們兌換走。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農村，精神匱乏，物質也匱乏，所有的東西都要去供銷社購買，在供銷社里面買東西哪怕是差一分錢也不行，于是我們當地流行了一句“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因此，農村家庭對于家里的一針一線都覺得很珍貴，而老彭的貨擔就是一個流動的“小賣部”，成為了那個年代的一股“清泉”，這個“小賣部”除了可以用錢買東西，還可以把家里廢舊物品拿來兌換物品，這無疑是這個行當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
每次老彭一進村口，婦女們就拿著家里積攢多年的雞毛、鴨毛、雞胗皮等去換個發夾，或者換個扎頭發的橡皮筋，亦或是換些針線，然后滿臉堆笑地飄回家去，貌似中了大獎般的喜悅。一些淘氣的孩子，私自拿著家里的“中華”“白玉”牙膏皮去兌換魚鉤，有的甚至把家里沒有用完的牙膏擠完，再拿去兌換，然后偷偷去別人池塘里釣魚，最后也換來父母的一頓暴打。
記憶中，我小時候家貧，不要說雞毛、鴨毛了，就連家里的牙膏皮都被父母收藏起來，所以每次看到老彭過來“兌光貨”，我就只能遠遠地看看，看著別人的喜悅，自己心里也喜悅。
后來我上初中了，見到老彭的次數越來越少了，而老彭每次來院子里的吆喝聲也越來越弱，挑著貨擔氣喘吁吁，走走停停。有一次我放假回家，正搬個凳子坐在家門口做作業，老彭挑著貨擔走到了我的家門口，跟我討口水喝，那時盡管家貧，可能請不起他吃頓飯，但是水可以管夠。
這次我終于逮到個機會，正兒八經地聽他講了這個行當里的點點滴滴。我給他搬了條大凳子，我自己坐個小凳子，雙手托著下巴，聽得是那樣的入神。
“上磨肩皮下磨腳，扁擔挑出血紅色，出門要會觀天色，受過多少冷白眼，吃過多少冷茶飯，走過多少冤枉路，穿破多少竹草鞋，打過多少地鋪床，逢人便帶三分笑……”老彭邊喝水，邊講起了他從事這個行當的故事。
之前聽別人講老彭的故事，總感覺經過了別人的消化，食之無味。這次聽他自己講自己的故事，自然是更加意味深長。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相比當時難免有些遺漏，只恨自己當初沒有那記錄這真實美好的能力。
那時候賣貨郎進貨，可不像現在可以坐著大巴，或者開著貨車去拉，基本上所有東西需要用人工去挑，食鹽是挑回來的，連銀行的錢都是人工挑著走。他年輕的時候沒有像樣的鞋，都是自己用竹筍殼做鞋底，用稻草編織成鞋帶，再組裝成草鞋，穿一兩天鞋底就磨穿了。
如果說腳是“車輪”，那么草鞋就是“輪胎”，每次進貨，他都要穿破十幾雙這樣的竹草鞋。有時為了省下晚上住伙鋪（相當于現在的賓館）的幾毛錢，都是日夜趕路，挑著擔子，日行百里，夜行八十里，實在是困了累了，以天為蓋以地為廬休息片刻，然后再精神抖擻地上路，他也有他的詩和遠方。
后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的竹草鞋換成了皮草鞋（用汽車輪胎做成鞋底形狀，用粗橡皮條做鞋帶），鞋也很難穿破了，生意也慢慢地淡了，有時走過好幾個院子也沒有一單生意。不過以前到吃中飯的時間經常都是忍饑挨餓，現在走過每家門前都有人邀請他吃中飯了，這預示著大家生活也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前沒人請他吃飯那是因為別人自己家都揭不開鍋啊。
再到后來皮草鞋換成了布鞋，布鞋又換成了解放鞋，他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清淡，但他還是堅持走街串巷，一聲一聲地吆喝，聲音卻變得黯淡凄涼，偶爾碰到一兩戶人家說要把雞毛、鴨毛等送給他時，他總會堅持抓一把等值的糖果給主戶人家的小孩作為交換。在他心里一直有桿賣貨郎的“天平”——童叟無欺。
歷史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以前的三百六十行，到現在不知道還剩多少，而現在又有多少新的行業已經出現。我們自己又能否做到像老彭那樣“干一行，愛一行”，是否自己心中也有一桿獨有的“天平”。
那些曾經輝煌過如今又消逝了的老行當，如今是否依舊存于你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