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小說名稱都有隱喻的意義,即在未讀完它之前,我們無從從題目猜測到小說的內容是什么。(有一個例外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說《蘭貝斯的麗薩》)。《面紗(The Painted Veil)》也是這樣一部作品。
《面紗》是一部不難讀的作品,比《藍月亮與六便士》、《刀鋒》都要好讀一些。主要原因就是它有曲折的情節,根據地點和人物的變化的線索,我們不會被“思想”弄得暈暈乎乎。《面紗》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凱蒂的女性,故事一開始她和英俊的香港布政司助理唐生在自己的家里偷情被丈夫瓦爾特—一名無足輕重的政府雇傭的細菌學家,無意撞見。凱蒂隨后被意圖報復的丈夫帶到了疫情暴發的中國內陸一個叫湄潭府的小城。凱蒂親見了被瘟疫感染的中國人的死亡,目睹了同她一樣皆為女性卻現身上帝的修女們在中國救死扶傷,最后她遭遇了丈夫的感染病毒與逝世。
經歷了有情的出軌、無愛的婚姻、生死的邊緣,重回到英國的凱蒂對自己的人生開始了反思,她清算了過去的那個空虛、浮躁、沒有獨立性的自我,希望能過上感恩的、獨立的、自由的新生活。
我在上面的敘述中,隱去了許多不重要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對于理解故事發展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知道這些細節對于理解人物的心理變化也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但因為我即使不敘述它們也可把故事梗概講清楚,所以我并沒有贅述。作為作者毛姆也創造小說時,也是這樣,他并沒有把自己的思想追求、創作小說時的宏觀社會背景進行細致地交代。在他看來,沒有這些背景,他照樣可以把故事寫得精彩。
在生活于16-17世紀的莎士比亞的著作里,在生活于18-19世紀的簡·奧斯丁作品里,在生活于19-20世紀的毛姆的小說里,英國女性都有著相同命運,即如果她們要過上幸福的生活,只有通過嫁給一位“財貌”雙全的王孫貴族。沒有財務獨立性的女性,只能是男人、男權社會的附屬品,她們的快樂是被賜予的,因而也是脆弱的。
凱蒂的母親賈斯汀夫人同《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的母親班納特夫人如出一轍,她們都絞盡腦汁,在社交場合為自己的女兒獵取如意郎君。賈斯汀夫人的價值觀也深刻地影響了她的女兒。與伊麗莎白天生的反叛性格不同,凱蒂是經過了一系列打擊之后,才否定了自己的母親。但凱蒂比伊麗莎白走得更遠,她的身上已經散發出20世紀獨立女性的曙光。
毛姆的小說中,有一個揮之不去的主題,就是對人生價值的探尋。在《面紗》中,對這個問題做出回答的不是主人公,而是一個旁觀者,他的名字叫做韋丁頓,是凱蒂在湄潭府時的一位解悶人。韋丁頓對于人生價值的論述,超出了西方神學人生價值論的局限性,對于我們也有參考價值,我把韋丁頓的議論直接摘抄如下:“我有一種想法,覺得唯一能使我們從對這個世界的嫌惡中解脫出來的,就是縱使世事紛亂,人們依然不斷創造出來的美的事物。人們描摹的繪畫,譜寫的樂曲,編撰的書籍,和人們的生活。而其中最為豐饒的美,就是人們美麗的生活。那是完美的藝術杰作”(P199,面紗,毛姆著,阮景林譯,重慶出版社,2012.4)
在這里美超越了神,成為人的生活價值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