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從兩晉南北朝起,佛學已傳入,再向前可追溯至漢代,不過在此過程中沒有人對佛學以理論梳理,直至隋唐,佛學與中國哲學形成一圓融,又有諸弟子的發揮,始成一大家。故而馮契先生稱此時之佛家為“佛學之玄學化”。而斯時之佛學,理論體系之完備空前,而且經禪宗一發揮,與世俗生活完美結合,直至宋儒,此仍是——不可磨滅之歷史印記。
故而隋唐佛學才是佛學集大成之時,理論完備、各宗爭鳴,而且能夠不離現實生活,成為一大學、一重點學。在我看來,若從先秦諸子開始,未必入得了中哲之門,而從魏晉玄學以及隋唐之佛玄合流始,卻能入之,拓展之,必然成一超越之“境界形態”,而非空言“仁義”耳。
今人只講佛家“空”,有唯心主義之說。但若從理論上觀之,“空”不足以構成佛學,況且此“空”并不能不假“有”而成一獨立概念。人不看“有”只看“空”,故而會化為神秘主義耳。
入佛家,須以“空”“有”開始。
二,“空”“有”之辯
此“空”之謂實在破“有”,因“有”之謂,人才偏執。試分析之:
若從佛家所言“自性空”,此天地萬物之性質只是己心所妄作,己心賦予萬物以“性”,之后又仰賴于此“性”,久而久之,成一習慣,更偏執于此。見一物,便去言說此物之“性”,非“性”的見解便聽不進去了。然而佛家所講并非一本體論,即萬物無本性、萬物無性質之說,而是一“用”而已。若執于萬物之有“性”,便會產生偏執、甚至傲慢,囿于習慣而不可自拔、產生誤解,進而有困惑,故而以“空”破“有”、破“性”,教人不必太確信于一事物之因有規律,能中正平和地審視之。以此,便能看透諸多事情。
所以,此“空”停于“用”上講,并非存于“體”上講。有一種“自性空”之觀念,便會有一種中正平和之妙用;而無此“空”之觀念,便會執著于一事理,不能自拔,無法超脫出去也。
故而,“空”只是一方面,與“空”相對的“有”是另一方面。破“有”為第一步,破“空”是第二步,而核心范疇永遠是“中觀”,此才是一大用,為人所不能及也。
而對“空”“有”之探討,必須借助玄學方法工具,也必須通過詭辯之術達到。此“詭辯”非貶義,而是指一種思辯之探討罷了。凡佛家認識論(或曰“經論”)必對“空”“有”“中觀”作以探討。
大乘空宗初傳入,必有玄學對其批判。“空”“有”之義,似“無”“有”之對立,可以做本體論之探究,然而“空”并非本體,而是從“用”上說的,便像是個動詞,“空”乃所有“自性”所有“法”,繼而便會有一“妙用”之體悟。自此看來,佛學傳入必有崎嶇。
1,本無宗認“空”為本體——“四大從空生也”。
2,心無宗認“空”為用——“心體虛執不空”。但未嘗從“空”物方面講,卻從“空”心方面講了,而“空”物才是“空”心之基礎,正如破“有”是破“空”之基礎。
3,識含宗認“空”為心體——“心識為大夢之主”。故而“空”雖未成為世界之本原,卻成了精神之本原了。
4,幻化宗認“空”為用——“世諦之法皆如幻化”,而“心神猶真不空”。此一下“空”了物,但破“有”并未破“空”,執著于“空”。
5,緣會宗以“空”為體用——“緣會故有,緣散故既無”。將此“緣”理解為什麼呢?若認之為表象世界對象的偶然性組合方式,便是認“空”為本體;若是理解為意識構造對象本質之流變方式(現象學),便是以“空”為用。但是他絕沒有達到“不空不有”的中觀,只是體用合一的本體說道。頗似玄學。
繼而,大乘空宗傳入之規律我們已經明確,要麼認為“空”是一種本體之“空”,要麼不講“本體”之“空”,卻未發揮出“空”之大用。
究此,未明白“空”之概念。
三,“空”
龍樹所認為的“性空”和“假有”不可偏執一端,是直接從“中觀”上說。也即直接從實際“用”上說。故而,此“用”便略顯突兀,沒有原則性形上依據,繼而難以成一理論體系。
試論“空”。
若將“空”認為是一實際存在之狀態,那麼須得兩處尋。一是破萬物之“有”,而是破內心之“有”。破外物內心之“有”者眾多,小乘“有部”、般若“中觀”,唯識學。此三學只執著于破外物之“有”,卻未嘗意識到“有”對“自性”之作用,便是消極的。依小乘有部“分破空”言,所有外在事物可被分割至“至小無內”之境地,繼而呈現“空相”。依唯識學講,外事物因己心意識之不同而不同,己心可以依自己法構造外事物(現象學),故而事物無恒性。依般若中觀之“緣起”講,外事物皆有“有待”事物,“有待”事物便構成事物之源,該事物便是“緣起法”,故而無自己規定自己之“自性”。歷史地看,此事物必定消亡,流于“空境”。而該三者都自認為“空”是一實存狀態,故而消極地摒棄外物,流于“頑空”罷了。而三者也可以有發揮點,唯識學可以將“心破有”發揮為“心構成有”,著重描述構成“有”之過程,這邊是一有用處;般若中觀亦可以用破除“有”后的無執心境去看事物,此便也利于修為了。但是,只有顯了“空”之用,才能更好地把握“空”之體,這是不同的表達思路。
故而僧肇去破“空”,講“不真空”。“一切法宛然(假)有而畢竟(性)空;畢竟空而宛然有。”“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后有哉?譬若真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后無也?”既然萬物待緣,故而沒有自己規定自己的事物,故物無“自性”,既然外物待緣,緣已起,故而不能稱無。故而萬物只是一“假有”,而非一“真無”。此種“處中莫二”之法,甚至發展到“遷與不遷”上,運動觀也不能說每一種都是絕對的,必須以中道觀之,這未免有些空談理論所形成的相對主義了。而“假有”與“性空”觀,卻是佛學之積極層面,教人不必偏執一面談“法”。
再論之。至僧肇,有一問題被開了出來。以前既然在講“空”之體,便未曾言及“空”之用,要麼言及“空”之用,卻必須從空之體上講,因為這是個大原則。然而諳熟玄學者會看到,有時不必執著于“體”,能好好講“用”,“體”會自然地顯示出來。“空”不僅僅是體,更重要的是在“用”。然而有何用?從哪一點上講“用”才是合理的呢?也就是說,以前的佛學略顯消極,因為是從“被”身外之物講,然而唧唧的佛學必須以“立己身”精神講,由內而外將佛法弘揚出去,這才是積極主動之一面也。故而,之后之討論必從心性、佛性、如何成佛積極方法論上講。
試觀天地一大體,空乎?不空乎?能知乎?不能知乎?故而得一困惑。天地固然以眾多具體表現呈現事物于眼前,此一度乃不爭之事實。然而所呈現之事物確定性為何?若似幻化宗所言,講外物相對化,“空”外物只是顯一澄明本心,則心便只是空空一虛空,沒有任何能對外物之反作用。其意義本身也流于消極,只講“疾虛妄”,不講“立事物”。故而積極之佛學必然要從心物關系上講,講心物如何錯綜交錯,認識事物,講心之“體”。而心體并不僅僅陷于反映事物這一方面,更可以反映于人之超越性,即道德性方面,這也是佛學必須解決之問題,即佛性與心性之間關系,以推出一具體認識及道德實踐路線,做得夠了,便成佛了。故“佛”必須以兩個方面理解,一曰認識事物圓融不虧,二曰道德性完善。然而這兩方面是交叉在一起講的,為何?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對外在事物之認識不僅僅是理性之認識,之所以理性有偏差,有極大多數原因在于“歪曲”,即“己心之妄動”。心若對一事物有偏好,便很容易產生虛假的智識判斷。此乃不爭之事實。在生活中,實踐與科學是結合在一起的,一個正常之人總會在有時用情感或因有偏見遮蔽理性,故而心物問題須得同心性道德問題結合起來,才能看出更多東西。而是在中國哲學之實踐背景影響下,若只探討西方的科學問題那般,重視道德之中國社會是很難接受的。故而,以下宗,須得認識論與倫理學一起講。而倫理學問題發展至今之規范與美德倫理學,圍繞價值所展開的所有問題中,重要的有一“價值先天性”問題,還有一“價值實現”問題。“佛性”之出現,便成此答案,“佛性”先天有善價值,故而視線善價值須得遵佛性。善價值的佛性給予所有認識以“善”的傾向,故而萬物皆佛。有此“識”才可以說得上是“智”。以下具體言。
四,心體
法顯譯《涅槃經》為《大波泥洹經》六卷,以后改稱為《大波涅槃經》。此是論“佛性”“宗致”之基本書。有時以“如來藏”講佛性,有時以“空”和“中道”(般若中觀)論究佛性,有時從心識關系上講,有時從境界形態上講。涅槃學者可以從多種角度論究佛性,“何為正因佛性”與“佛性當現”(佛性本有始有)觸及了心性問題。
瑜伽一系譯《十地經論》,南道慧光一系認法性真如、自性清凈,北道道寵一系認法性雜染賴耶識。
真諦的《攝論》與《攝論譯》與玄奘后來所譯不同,在第八阿賴耶識上復加一第九阿摩羅詩,成一認真心系,而玄奘所認阿賴耶識為本心。
認真心系之學或稱如來藏學,既然自性為真心,故而“返本”即可,而易視外物為虛妄,故而真心系長于心性修養的還滅門,疏于講世界產生之流轉門;妄心系與此相反。瑜伽唯識學所認為的阿賴耶識為心之本體,流轉出了一切法,外界經驗要熏習它,它也構成著外界世界之認識。阿賴耶識流轉不已,靈魂不滅。只有徹底斷之,才可超脫,故曰:轉識成智。此識不可執妄,而終點在于對外界經驗之“理體”認識,此“理體”中遍布佛性。此是就理論之超越依據說。
佛性心體爭論頗深之命題為“本有”與“當有”,而“本有”與“當有”與修行方法相關,前者側重“理佛性”,一種理論依據;后者側重“行佛性”,一種實踐要求,在事中修佛顯“妙用”也。這也是南北之道對立之另一方面。
試論之。若從實踐之角度看,必須承認“妄心”才可于生活中努力修行佛性,形成一修佛動機。而若從本體角度看,修佛必須向著一個方向去,唯識學所講之“理體”卻不如真心系所講之“真心”可愛生動。若想溝通此二面,須得用中國文化之體用觀。一體可以有兩用,承認一種本體可以開出兩種不同的生活啟示之路,但此兩路并不沖突,都是向“佛性”的一種運動。故而心體為一,可有“由真入假”的運動,也可有“由假如真”的運動,此兩種運動都是一種復歸。這便是道學及玄學所強調的,用不同的“跡”跡“所以跡”,所以從“用”來講,不必執著于哪一種“用”好,能跡“體”便已達到佛教之實踐目的。此路《大乘起信論》頗顯。
此心體,“一心二門”。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兩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
無論真如門還是生滅門,都虛的顯示正義,況且此兩者共同出現,才可顯示“正義”。
真如門凜然在那里,寂然無聲,外界有風吹草動,若依真如本覺,便可做出佛性之判斷;然而此門為經驗固有觀念所擋,難以令心法出入于內外,故而障散;此時所出入之門便是生滅門,生滅如若始覺佛性,便為真如門打開一通路,若不然,真如也只是寂然似無,固有佛性,又有何干?始覺所做是拉外物入真如,顯本覺,而本覺也待始覺初起,自覺佛性,非別人告訴你能成佛,你就能成佛了。兩者所共同作用,只為一自覺。
而由真如入生滅,世界起現,正因世界外物入你心填充,真如體才有顯現之可能(存在主義);由生滅入真如,則成就了真如佛性,即是上段所言。前者曰“流轉”,后者曰“還滅”。
此時之佛學頗有道學、玄學風度,以下所開出的天臺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便頗有中國哲學風度了。道學揚棄了其消極,發揮了其積極。
五,心法
天臺宗由釋智顗所創,推尊龍樹。該宗根本經典為《妙法蓮華經》(《法華經》),依龍樹而起,緣于其倡導“中觀”。試觀龍樹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使無(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智顗解釋為:“《中論》云,因緣所生法即假即中。因緣所生法即空者,此非斷無也;即假者,不二也;即中者,不異也。因緣所生法者,即遍一切處也。”
眾生有三惑:“見思惑”惑于“見”“思”,認現象實存,偏執外物;“塵沙惑”惑于以“空”為實,所認離了現象“空”亦能存在;“無名惑”惑于不知所措,即雖不愿隨外物漂流,也不愿令己心內不含一切智識,但總會不知如何是好,迷茫不知何處去。此即“無明”。
若要斷此三惑,只需三步而已。(別家之“別相三智”)
一,“空觀”,破“見思惑”,得“一切智”;
二,“假觀”,破“塵沙惑”,得“道種智”;
三,“中觀”,破“無明惑”,得“一切種智”。
然天臺宗固然認為此“三智”不可缺少,但須得“三智一心中得,即空即假即中,無前無后,不并不別,甚深微妙,最可依止。”
此是天臺宗最難部分,即“圓頓止觀”,試述之。
宇宙一切現象本具三種義諦,即空諦、假諦、中諦。此看似有理之“別相法”,實則實難解釋。《道德經》中“有無相生”之義,即“有”“無”皆是以待于彼此而存在的。若講“有”,也必須提一下“無”;講“無”,也須得提一下“有”。沒有“有”也就沒有“無”了。然而確切講來,所謂“有”“無”也只是人的一種看法,若說外界是物質的還是意識的是一個大的客觀問題,那麼此客觀問題同樣取決于主觀的“看”。你知道了“有”觀,便去看“有”,有了“無”觀,便去觀“無”。而“有無相生”之義也并不是外界之有無相生之客觀辯證法,而是“有觀”和“無觀”之主觀辯證法。你看“有”時,必有一種“無觀”,看“無”時,必有一種“有觀”。這兩者相依持。然而別宗所提出之“非有非無”,其實是把“非有非無”和“有無”對立了起來。“非有非無”是體,“有無”只是該體之用,即由“非有非無”衍生出“有觀”和“無觀”,再去觀物。
故而,用“有觀”觀物,易生“見思惑”;用“無觀”觀物,易生“塵沙惑”。故而心生“有觀”之時,須得用“無觀”觀“自性空”,觀物總是“無”,故而用“有觀”證假有。這是一種妙用。然,有“用”便有生之原因,故而確立一“心體”,覺察到此心體“非有非無”。故而“空觀”、“假觀”理解容易,但“中觀”理解困難。似是說該心體像是一個導航儀,“空”多了便填“假”,“假”多了便抽“空”,使之不偏離兩邊。若是其是一導航儀,那麼就難顯“用”,此“用”不直接作用于事物,而是對“有”“無”(“空”“假”)觀作一反思,是一反思前意識(薩特)。該反思前意識只等“空”“假”觀出來后才顯“用”,故而“空”“假”觀構成其內容。心體與其顯用本身平等,相互印刷。只是心體更有邏輯優先性,故而稱其為“中道第一義”,其用為“雙遮二邊”。
天臺宗圓頓止觀,修為其須得以下三步步步平等、互為內容。
三止:““體真止”——心安于諸法自性空”;“方便隨緣止——心安于隨緣之俗諦”;“息二邊分別止——安于不落真俗兩旁之中道”;
三觀:“二諦觀(由假入空觀)”——觀萬法有待緣,證其空性;“平等觀(由空入假觀)”——觀萬法即為萬法,不為空,證其假有;“中道第一義觀”——“是名二空觀為方便道,得會中道。”
三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此三智平等。故曰“一心三觀”為其所修,而“圓教”是其目的,“三智一心得”。
“一切法”是心法,故而由此推開的“圓融三諦”觀并非指客觀事物本體屬性,而是以心法看來,諸現象有“空性”“假性”“不離空假性”,故而從客觀地看諸法有“空諦”“假諦”“中諦”。正因修為時“一心三觀”,所以觀世界法時“雖三而一,雖一而三”,圓融自在。也正因圓融自在,故而互為內容,依佛眼看“十界互具”,而一念可具三千界,(如是),何必執迷于一端也!故而由道德層面說,道德載體“性”也是圓融的,佛非不明惡,可救惡人;地獄非無善,可成佛。“系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三千事法一起即起,一滅即滅;任一法平等,互為內容。看得多麼遠。故而若是當下起佛性便會入“不可思議境”。而成佛之路,只在知身者具。三德圓顯:
法身德指“我身即是一切眾生真善知識”,因為一法具一切法,諸法已然于身內;“般若者,覺了諸法集散,即是覺了三諦之法”,即看出了諸法之運行;“解脫者,于諸法無染無往,名為解脫。”
此三者,一時顯,一起顯,故曰“圓顯三德”。此也由圓融止觀開出一德性,即如來藏學所說之真心,唯識學所說之妄心,以及天臺宗所講之“空”心。三者本為一心,互相體現;而修為上,于諸法要看出其內在關聯,也要不被影響,也要剖析法身真徳,此果真集大成也!
天臺宗不可小覷處便在于此,一切由“圓融止觀”開出,不可只為求一本體,將“圓融三諦”抽出來說。
六、識
與天臺宗相比,唯識宗之體系較為明晰,易于理解。天臺宗難于其“妙用”“心體”關系,唯識學易于其理論,平鋪直敘也。
在原始佛教的十二因緣說中,“識”為第三支,有靈魂的意味,是前世轉入今世之承繼體。該“識”在唯識學看來有“八識”,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只是感性雜多,而第六識法識有理性認識之意。第七識是一內在的、深沉的、無間的自我中心,第八識阿賴耶識是根本識,前七識均因阿賴耶識得以轉起。
試述其關系。“阿賴耶”為梵文alaya的音譯,意為“圣”或“藏”;故阿賴耶識又稱為“藏識”,有“能藏”“所藏”“執藏”諸義。此三者主要述阿賴耶識之地位。人心中有種子,有“本性住種”,即眾生由過去的業積聚而來的種子;“習所成種”,即眾生現識由第七識接受到的種種活動的業力種子。故而“能藏”之義為:阿賴耶識藏了“本性住種”,即無始時之善惡認知行為;“所藏”之義為阿賴耶識逐步接受了新的種子;“執藏”之義為阿賴耶識被末那識執著為自我,該自我須得末那識才能意識到反思到,故而推末那識為“能執藏”,推根本之阿賴耶識為“所執藏”。繼而我們可以看到“識”之間的以下幾層關系。
一,前五識只是經驗材料表象雜多;
二,末那識作為自我識,與主體理性不同;因為自我之中有受經驗而起之內在觀念結構、評價結構、甚至善惡結構;故而,主宰判斷之理性的為自我的末那識,法識須以經驗材料為依托,故而片段,時斷時現,而末那識永駐,因自我精神永駐。
三,阿賴耶識為根本識。“第八深深不斷”。該識流轉出六識、六根、六境;該識中有“種子”(謂本識中親生自果功能差別),“種子”能生起事法之各個不同,“種子”現起為各個不同的境相與心識,這些境相與心識是眾生能夠覺知到的(現)、生滅不已的(行)。種子從性質上講可分為“本性住種”和“習所成種”,從功能上講可分為“心種”(能夠構造認識的主體,被第七識執著為能知的主體的種子)和“色種”(能夠構造認知的客體,被第七識執著為所知的客體的種子);從現實作用上講,可分為“有漏種子”(導致眾生限于愚癡和煩惱,為眾生帶來痛苦的種子)和“無漏種子”(能斷除眾生愚癡和煩惱,引導眾生走向解脫的種子)。
我們看到其界定的東西很多、概念很多,只是“種子”存于阿賴耶識中,而該“種子”很靈活,從各種角度都可以歸納出來。這是一條靈活的依據,精神本是一顆種子在土壤中生根發芽,有些生出來的是雜草,有些生出來的是花朵。我們對外界之認識影響著這些種子,好像化肥一般。只有斷了那些雜草,才能夠不再羈絆于輪回,圓滿地成佛。或許一個復雜的理論本身就是要告訴我們一些平凡的道理,只是體系越精巧復雜,明白后心里綻放的那篇花海越唯美。該“種子”便是最基礎也最復雜之依據,該“種子”構成阿賴耶識影響我們的判斷,眾生也因其中的某些“種子”執迷,因某些“種子”超脫。“現行”影響著它,它也影響“現行”,就像主體與實踐之間的因果關系,構成人生之基礎。若只講“法識”為自我,不妥,只講“末那識”為人之基礎,不妥。人之精神不僅是為了認識事物存在,也應該為一種超越論形態下的直接境界。故而講阿賴耶識為根本識,既能影響認識,也能影響超越之境界產生。
也正因“種子與現行”之作用,認識事物便有以下百種“法”,可分為兩大類:
一,“有為法”:因緣和合一 一切法,即“造作法”。(九十四種)
例如“心法”,即八識,也是由因緣產生的;(八種)
例如“心所法”,由心法而起之意識現象,也是由因緣而生的,唯識學詳盡分析各種“心所法”;(五十一種)
例如“色為色法”,講如何面對色聲香味觸法等認知對象;(十一種)
例如“心不相應行法”,指心色二法不相應之法(二十四種)。
二,“無為法”:無有造作之法,“不生不滅、無去無來、非彼非此、絕得絕失”之法,由六名顯示之,故曰“六無為”。
“虛空無為”——無有障礙,離煩惱所知二障之真如;
“擇滅”——依佛教修行遠離一切煩惱系縛而彰顯之真如;
“非擇滅無為”——自行本來清凈,離諸雜糅之真如;
“不動無為”——第四禪遠離苦樂兩種受,惟余不動心的舍受;
“想受滅無為”——修禪進入滅定時滅定想受示現之無為;
“真如無為”——真如本身。
共五位百法。
唯識學在認識之客觀心法上有此“五位百法”,而唯識學所依言并不止言認識,而言主體超越境界,該境界客觀多種法,而眾生之法也只因“三自性”而起。三者因主體境界不同,故“法”不同。
“遍計所執性”——以為萬物有自性,故而窮追不舍;
“依他起自性”——諸法因他法而起,故而似有自性;
“圓成實自性”——只有真如有自性。
正因眾生迷誤不同,所以觀事物有此三種不同之法,若要智慧,須得轉識成智罷了。
轉識成智,須起“現無漏法”,還需外部的“緣”。
只佛的教法為“所緣緣”,佛的教法加修行為“等無間緣”,“善知識”(老師)在菩提道上最后指點為“增上緣”。
由具體修行法,主要依五重唯識觀:
第一重:“遣虛存實唯識觀”——遣境而歸心;
第二重:“舍濫留純唯識觀”——舍境而歸心;
第三重:“攝末歸本唯識觀”——攝用而歸體;
第四重:“四隱劣顯勝唯識觀”——隱(心所)而歸王(內心);
第五重:“遣相正性唯識觀”——去事而正理。
經此五重后,“境智冥合”——
阿賴耶識→大圓鏡智
末那識→平等性智
意識→妙觀察智
前五識→成所作智
故曰:轉識成智,八識歸四智。
此恢弘體系到后來很難被接受,理論性的東西在中國總被揚棄,更何況如此磅礴之體系。未免可惜。及后來之華嚴宗與禪宗向實際方面偏了一些。
七,法界
華嚴宗之用在于抵達法界緣起妙境,此境彰顯一性誨相融、相即相入。在本體論上,該宗用“法界緣起”證了一理體,之后便依心言觀法;正好側重一種圓融之用,較之天臺宗由用言及體,此華嚴宗正因為嚴密分割了事法、理法,故而在實際中更有“用”。
“法界者,是總相也,包事包理,及無障礙,皆可軌持,具于性分;緣起者,稱體之大用也。理實者,別語理也;因果者,別明事也。此經宗明修六位之圓因,契十身之滿果,一一皆同理實,皆是法界大緣起門。語理實,則寂寥虛曠。......語緣起,則萬德紛然。......此二無礙故,事理交徹,互奪雙亡;此二相成,則事理昭著。以理實而融因果,則涉入重重;會斯二而歸法界,則融通隱隱。”
法界是一含攝事理的圓滿佛界整體,“緣起”是從這一整體自然而起之妙用。“法界緣起”兼容體用,乃真法界所體現的不生不滅的妙法。舉理則法界空寂無相,舉事則法界萬有自足。若以理證事,則法界重重無盡;依事入理,則融通不滯,事事無礙。該法界為一真法界,真心也。
若要悟入此一法界,須得分此法界為“所證之境”及“能證之智”。“所證之境”者,即一境地,精神所到之層次,有四層,如下既是:
“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既是一心。然心容萬有,便成四種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義,一 一差別,有分齊故;二,理法界,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無礙法界,具性分義,性分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一切分齊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
此乃四法界之勝景,尤其第四重,乃“謂不異理之事具攝理性時,令彼不易理之多事隨彼所依理皆于一中現”。理非離于事之理,事非離于理之事。
且觀“事事無礙”境之具體內容——“十玄門”。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教義具足,理事具足,境智具足,行位具足,因果具足,依正具足,體用具足,人法具足,逆順具足,感應具足。此乃總門。
二,廣狹自在無礙們:大能入小,小能容大。
三,一多相容不同門:一法攝諸法,諸法入一法。
四,諸法相即自在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五,隱秘顯了具成門:或隱或顯,俱時成就。
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一念具足,安然顯現。
七,因陀羅網法界門:諸事相映相照,重重映現。
八,拖事顯法生解門:見事顯法,極盡緣起。
九,十世隔法異成門:十世隔別,諸法出入自如。
十,主伴圓明具德門:諸法顯起時相依相成。
然此十門同一緣起,無礙圓融,隨有一門,即具一切。
觀此十門,也算是涵蓋了佛家一切道理。觀事情便要如此觀,此乃具體之所觀境。而與此相應有諸能觀之智,即如何觀才能抵達以上十境。該宗之觀法有多種,例如“華嚴三昧觀”、“妄盡還原觀”、“三圣圓融觀”、“唯識觀”。其中極具特色之觀為“華嚴法界觀”。
“華嚴法界觀”分三重:
“真空觀”,觀事觀理,亦即觀色觀空;“第一真空觀法,于中略作四句十門:一,會色歸空觀;二,明空即色觀;三,空色無礙觀;四,泯絕無寄觀。”第一層雖名色既是空,卻是就色而言;第二重雖明空既是色,仍不離空,就空言色;第三重看到空色無礙,空既是色,色既是空;第四層知空色皆為假名,真正的境界超言絕相。
而“真空觀”只顯一體,卻未顯妙用,只知空色又如何?
“理事無礙觀”細分為十重:理遍于事、事遍于理、依理成事、事能顯理、以理奪事、事能隱理、真理即事、事法即理、真理非事、事法非理。
此雖明理事無礙,但仍是一超脫言論之理事,事不具體、理未免空,故而進于具體之事事觀。
“因遍含容觀”,此觀事事無礙,具體之妙用顯。共分為十門,理如事、事如理、事含理事無礙、通局無礙、廣狹無礙、遍融無礙、攝入無礙、交涉無礙、相在無礙、普容無礙。
此義一龐大之體系,但較天臺宗具體,較唯識學更傾向于具體之“看事情”。于事情中發覺一“空色無礙”理體,進而也就擁有了佛家之智慧。唯識學注重分析現象,而華嚴宗注重理論之實際方面。進而禪宗,理論極少,實踐性卻極強,更能為更大多數人接受。
八、自性
若是沒有實踐性的佛家很難維持,這也便是唯識學走向末路之原因。能進軍智慧有兩路,一是在分析具體思維中把握一“理”,二是在實踐中直接形成一種品質。前者注重靜,后者注重動。況且,直接之理經由實踐能夠形成一種震撼,直接地進入到智慧的殿堂。
禪宗根本法在“自性即佛”。
“何期自性本自清凈!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自身本然具足佛身和凈土,只是妄念作祟,心生困擾。故而一念迷,事事迷;萬事之性質只在當下一念。只有以無應有,才可看得圓融。故而“以無為宗”。
慧能說:“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世人離境,不起于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離二相諸塵勞;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
無念非一念都無,“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而須破得“塵勞中二相”之念,才可明自性即佛。故而“于相而離相”、“于念而不念”。
“于相而無相”在修持中不位于相,即“無相行法”,主修“戒”“定”“慧”三學。而三者本收歸一心,故曰“無相”。
“于念而無念”即無念法門,“不起念”,“亦不住于念”。明鏡本自清凈,明鏡照物,物本影現,物去影消,不留任何痕跡。
既曰“自性即佛”,故而重“開悟”。
“我于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將此法流行于后代,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觀自心,令自本性頓悟。”
這是一種佛家最基本之理想,也是影響后來最大之理想。禪宗重實踐,開出“五宗”更是如此。講具體修行之法門。禪宗影響過大,但談禪宗之法,須得高人才可行之。至以后宋明道學之高人,也講戒、定、慧,只是換了個說法,開辟出更強的實踐一路,重社會之個體道德性,而非自證之圓融。重實際作用,而非僅僅消極之避世。
吾之觀法,到此為止。待后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