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太理解為什么21世紀的今天，公務員考試和封建帝王時代差別不大，特別是現代公務員系統對申論的重視，直到看到這段話。

申時行的疑問：學識淵博就是大政治家？

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做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申時行也曾對這些問題發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渙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治國是道德問題還是技術問題？

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體的技術問題，自然也很重要，但這是屬于各地總督巡撫的范圍，他們理應提出建議。按照本朝傳統，所有的建議仍當奏請皇帝批準。然則用人適當，各地總督都是眾望所歸，他們的建議，也必為上策佳計，所有奏請，必然會得到批準。所以歸根結底，技術問題仍與道德問題不可分離。

帝國通行證？

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后或成或敗，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 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愿景，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準以下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分布地區過廣，即使用文字作為聯系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

所以，說來說去，施政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

申時行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