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皇帝的親耕，看來有很明顯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虛偽。
總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則，施用于實際問題，或者說把實際問題抽象化。例如經過皇帝的批準，人事有所任免，文淵閣公布其原因，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
他為人溫和謙讓，沒有幾位前任那種趾高氣揚的姿態。王世貞所做《內閣首輔傳》稱他“蘊藉不立崖異”，就是說他胸中富有積蓄，但是不近懸崖，不樹異幟。這一評價在恭維之中寓有輕視的意味。而申時行的溫和謙讓，卻也始終沒有能使他在政治風浪中置身事外。
申時行與張四維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張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諂媚見用。在張居正死后，他承認張居正的過錯，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過失，作為自己執政的資本。其間差異既為同僚所深知，也為皇帝所了解。
現在的首輔申時行，被同僚一致譽為“老成”。這種概念與實際年齡無關。他52歲，比次輔許國小八歲，也比三輔王錫爵小一歲。他的老成來自長期處理各種人事經驗；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后或成或敗，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準下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y因為他們的分布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為聯系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于饑荒鋌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于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于全體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于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國一千一百多個縣，其中千差萬別，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一千一百多個縣令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
可他有什么辦法？他自己還不是依靠張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然而還有人比他更為務實，認為所有倫理道德都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對這種看法，申時行也不能同意。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于虛偽。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
調和陰陽是一件復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過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斗，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
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含辛茹苦，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無數的祭文和墓碑，可為例證。這些文章多有出自兒子或丈夫的手筆，其中歌頌母親或妻子給他們的贊助扶持，文句悱惻動人，情節也真實可信。皇帝賜給臣下的誥命，也針對這種感情上的需要，恩賜榮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
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仆，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
總之，這種維新不過是局部的整頓，而非體制上的變革。張居正本人認真辦事，一絲不茍，他親自審核政府的賬目，查究邊防人馬的數額，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設計各種報表的格式，規定報告的期限。他所派遣的總督和任命的尚書個個精明能干，然而他們的誠信仍有問題。因為撇開他們本身不說，他們屬下的低級機構，依然處于各種各樣的不合理條件之下，離開了權術，這些高級官員也無精明能干可言，而權術又總是和誠信背道而馳的。
申時行決心做和事老，他的誠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為全部人士所諒解。他有事被批評為張居正的循使，有時則被指責為“首鼠兩端”，即遇事左顧右盼，缺乏決心。但是申時行卻并不因這些批評而改變作風。旁人處在他的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較直截了當的硬性辦法；申時行之“蘊藉”，半由天賦，另一半則因為在前任和后臺那里得到的教訓。張居正死后被參，家產籍沒，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張的作風辦事，至少也是沒有頭腦。今日他端坐在文淵閣中張居正留下的公案后邊，當然不能忘懷張居正當年的精神氣概。這位烜赫一時的首輔，確乎把他申時行當做門生和屬吏。但也正因為他申時行能夠虛心喜下氣，才有進步成長的機會，而終于成為張居正的繼任人。
他的前任和后臺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能夠記憶千頭萬緒的詳情末節，同時又極能了解各種人事的機微。1572年他開始為文淵閣主人，確實是一帆風順。然而在十年之后竟身敗名裂，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的主角。申時行對這一悲劇的內容十分了然，張居正的根本錯誤在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作必要的讓步。申時行生平不愿宣揚別人的缺點，對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會妄加批判。他只是從這悲劇的內幕中得到了教益。
一個從七品的下級文官，過去對朝廷的唯一貢獻只是檢舉了張居正，今天居然有這種道德上的權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憑借者安在？萬歷的看法是，鄒元標和其他諍諫者并非對他盡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這些人把正直當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誹謗訕議人君的方法作本錢，然后招搖販賣他正直的聲望。
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稱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超過理智的范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他成為決斷人間的最大的權威。
申先生內心明白，經過張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對各種訐、爭論和答辯已經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從小束發受教，就聽說“王者無戲言”。而現在看來，每個人都是說管說、做管做，兩不相干，這又何怪乎他懷疑一切？他只所謂“訕君賣直”，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
為什么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并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系復雜，各有他們的后臺老板以及提拔的后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系，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
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