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永新
1969年春節是我到農村插隊當知青的第一個春節。那年的大年初一，我是在吳田山腳下放牛渡過的。
那年，父親作為“臭老九”在他任教的學校里被關了“牛棚”，我和一起下鄉的姐姐只好留在插隊的農村，渡過了一個寒冷的春節。
那時我不滿17歲，剛下鄉沒幾天，還不會干什么農活，生產隊就安排我跟著村里的一個小男孩去學放牛。
放牛是農村最輕松也最沒技術含量的活兒，一般都是小孩干的，卻也把我折騰了好一陣子。
起先，我每天跟著那個叫“長泰”的小男孩，一早把隊里6、7頭水牛從牛舍放出來，兩人一前一后沿著村里的小路把牛趕往吳田山。
我們村和吳田山隔著一條小溪，清澈的溪水日夜不停地奔向下游的活盤水庫。小溪上有座石拱橋，是村里通往吳田山的必經之路。我們把牛兒經過石拱橋趕往吳田山腳的一片山坡，讓牛兒在那兒吃草。
山坡附近是另一個大隊——新吳大隊柯碑生產隊的一片梯田，那梯田里正開著黃澄澄的油菜花。我們放牛的任務之一，是把企圖靠近梯田的牛兒趕回山坡，防止它們偷吃那里的莊稼。
一連幾天，平安無事。我還帶上自己裝的半導體收音機，跟那個小“長泰”一起在山上邊放牛邊聽廣播，還挺愜意。
都說“老馬識途”，其實牛也一樣。每天太陽快落山時，只要我們揮動小竹竿吆喝幾聲，那牛兒就會一頭跟著一頭下山往回走，到了村里自己進入牛舍，我們關門上鎖就萬事大吉了。
大約一周后，我覺得放牛這活兒好像沒啥難度，就跟隊里拍胸脯說沒問題我自己來就行。隊里也同意，因為這樣可以節省一個勞力，雖然只是個小勞力。
沒想到，我獨自放牛的第一天就闖了禍。
那天一早，我把牛兒從牛舍放出來，一溜兒趕往吳田山。一頭小牛不時停下啃幾口路邊的嫩草，為不讓它掉隊，我只好來回驅趕。誰知過了那座石拱橋，前面那幾頭平日里老實巴交的家伙竟然扭頭直奔那片梯田，唰唰吃起了地里的莊稼。我一看不好，趕緊沖過去，連吆帶喝地把它們趕往山坡。可這些嘗到了甜頭的畜生總惦記著那地里的“美味”，一不留神殺個“回牛槍”又唰唰啃掉一小片。搞得我左趕右趕滿頭大汗狼狽不堪，一天下來精疲力竭兩腿發軟，著著實實領教了這些牛兒憨厚外表下的狡黠。
結果呢，當然是被柯碑生產隊到我們隊里告了狀。好在我們隊跟他們關系不錯，未予太過追究，只是此后連續幾天，我總看見他們有個人在那片梯田附近巡察。
隊里沒有批評我，不知是否因為那青苗終歸是進了我們隊的牛肚子，也許是因為我是個剛從城市來的小知青犯點錯難免，亦或這本來就是每個新手必然的經歷。但對我來說，這當然是天大的事：連放牛都不會，還怎么在這“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于是我趕緊向貧下中農和那個小“長泰”虛心請教。
原來，這些牛兒認人欺生，不說人話卻通人性，知道你小子新來的欺你沒商量，嘴邊的美味不吃白不吃，吃了你也不能拿它怎么樣。而且，這牛兒中有個“領頭大哥‘’帶頭使的壞。于是第二天，我擒賊先擒王把那‘’領頭大哥‘’系上牛鼻繩牽在手里嚴加管束，到達安全地帶才解開；經過梯田附近時手持竹竿把在路口，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嚴防死守，對膽敢越軌之牛嚴懲不貸；對不老實者第二天也都系上一條牛鼻繩已示懲罰；同時根據地形守在關鍵位置，使牛兒無法離開我的視野。幾天后，這些知趣的家伙就規矩多了，再沒發生過偷吃莊稼的事，我自然也成了個合格的“牧牛少年”。此后，我放牛時除了聽聽收音機，還能帶上一本書看看。
不久，春耕開始，牛兒都下地干活，我也結束了短暫的“牧牛生涯”，回生產隊學習插秧。
村里的薛永發和洪承宗是以前大躍進年代勞動競賽評出的“插秧能手”，也是教我們插秧的農民師傅。在他們手把手的悉心指導下，我和隊里另一名知青陳宗德都成了生產隊里的“插秧新秀”。
那年夏天，我們隊的“雙搶”（搶收搶種）完成后，薛永發和洪承宗帶著我和陳宗德去柯碑生產隊支援插秧。支援兄弟生產隊插秧，自然是被好吃好喝招待著，我們也很賣力，不負眾望。田間，一個柯碑生產隊的社員熱情地給我遞煙讓我歇歇，點煙時似曾相識地笑著問我：以前是不是在隊里放過牛？我一聽趕緊“如實坦白”。他笑了笑告訴我，那件事后，他們隊就是派他在梯田周邊巡察的，所以認得我。還說沒想到你一個知青插秧插得這么好，還能來支援我們。說完憨厚而爽朗地笑了起來。我也跟著笑了，只是笑中還帶著點尷尬。
一年后，我作為生產隊的外派工，去巖溪公社那里參加長泰縣合成氨廠的建設。有天在氨廠附近的農田邊，親眼目睹了一頭水牛瘋狂地用頭上的尖角去頂一個放牛的小女孩，把那女孩的小腿豁開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頓時血流如注。一個大人見狀趕緊抱起那小女孩往氨廠醫務室跑。
自那以后，我見到水牛就會想起那令人恐懼的一幕，從此對水牛敬而遠之。這是后話。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于廈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