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繼續跟你分享一下近期學習德語的心得。
從30歲開始學習一門外語，這在生理上的確是很大的劣勢，畢竟在幼年時期，人的大腦對于語言的學習能力更強。然而，到了而立之年才去學習，卻也給了我一種不同的角度去審視母語與外語。
我將從以下幾點來進行闡述：
1.中文真的更難學；
2.中文的效率更高；
3.抓關鍵詞；
4.冗余度和可預測性。
1.中文真的更難學
如果你來到德國，你會發現，這里的汽車車牌號基本上是你想要什么號，就可以申請到什么號。
比如，這樣的：
在中國，這種車牌號肯定是配豪車的，但是在德國隨便一輛大眾車，都可以配到這種超級靚號。
你可能會說，中國多少人，德國多少人，能比嗎？但是，靚號是稀缺的，如果有這種追捧靚號的文化，那么即便只有中國人口1/17的德國，甚至其他小國家，靚號都絕不可能隨隨便便就能申請到。
所以，根本原因是，德國人并沒有賦予數字多少意義，頂多表示個紀念日或者覺得連串的數字有點意思。
而在中國，帶“4”的數字不吉利，帶“8”的數字就特別吉利，因為“4”與“死”同音，“8”與“發財”的“發”相近。不只是是數字，中國人在同音字或者發音相近的字上做足了文章：年夜飯一定要有魚，因為“魚”和“余”同音，代表“年年有余”；送禮可以送蘋果，因為蘋果的“蘋”和平安的“平”是一個讀音，但千萬不能送梨，因為“梨”和分離的“離”同音。
這一套系統對我們生活產生了非常真實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了經濟生活，因此帶有吉利數字的電話號碼和車牌號，就有權要一個高價。
在英語世界、德語世界，很少拿諧音做文章，最多用諧音講個笑話，幾乎沒有把諧音上升到是否吉利、乃至出現經濟價值的程度。中國人是不是太過分重視諧音，太迷信了呢？
2017年1月5號的《鸚鵡螺》雜志上有篇文章提到了這個現象，標題是《中文是迷信機器嗎？》(Is the Chinese Language a Superstition Machine?)，作者Julie Sepy是一個語言心理學家。這篇文章說，中國人對同音字如此敏感，是因為中文里的同音字太多了。
文中列舉了一項研究。研究者找了一份180萬字的中文文本，發現在180萬字中，一共有4500個不同的字，而這些字只有420個不同的讀音。也就是說，中文的平均每個字有11個同音字。
和英文一對比就會發現巨大差異。首先英文里面有很多是多音節的字，多音節同音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你只考察單音節的英文單詞，它們每個詞的同音詞，也找不到一個。
中文有如此多的同音字，這是缺點嗎？
恰恰相反。在語言學家看來，同音字多其實是個長處。同音字多，說明中文對語音的利用效率高，只用了幾百個語音，就構建出一個非常復雜和龐大的語言！重復利用一些容易發的音，可以讓人省很多力。英文中的同音詞很少，其實是效率低，你不得不去學各種各樣的發音。事實上，英文的輔音和元音都比中文多，聽、說，都有難度。
更妙的是，中文雖然有這么多同音字，但是一點都不影響說話和理解。你聽別人用中文說一段話，幾乎不會有什么歧義——當然你別拿《施氏食獅史》這種故意用同音字構建的文章舉例子。中文是一門相當高效的語言，同音字帶來一些表面上的模糊性，但在真實使用過程中其實是非常準確的。
只要你認識4500個字，你就基本上能看懂任何文章；而且你只需要學習420個讀音！對英文來說，想要看懂《經濟學人》水平的文章，你的詞匯量不能低于兩萬！
那么，為什么中文有那么多同音字？
這是因為，中文跟英文、德文有一個本質的區別：中文是象形文字，而英文、德文是表音文字。
古時候，教書先生才不會用漢語拼音教孩子讀書呢！大家都是先會說中國話，然后先生再教你具體這個字是怎么寫的。最早能把中文的音用字母表示出來的拼音系統是19世紀中期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年8月25日－1895年7月31日）建立的威妥瑪拼音，直到1958年新中國的時候，才正式批準使用《現代漢語》拼音方案。
所以，用“形”來表意的象形文字，自然就不能有那么多的字音。
想象一下，在沒有拼音的年代，一個外國人想要學習中文得多難啊，而且一定會大吃一驚——這門語言，沒有教發音的系統！
而在有漢語拼音的現代，一個外國人想要學中文的話，得學習兩套系統：發音系統和字形系統，而這兩套系統還并不是一一對應的……。
想到這里，我突然有了一種心理優勢——那么難學的語言正是我的母語！我從來沒有那么為我的母語是“中文”感到如此慶幸！
2018年2月5日，英國首相Theresa May與丈夫Philip May參觀上海豫園，倒著展示剪好的“?！弊帧＝Y果對中文一知半解的英國《倫敦晚報》諷刺首相居然把中國字展示倒了，給大英帝國丟人丟大發了。
”可憐“他們不知道中文里，“福倒“了的”倒“，跟”來到”的“到”是同音字。
2.中文的效率更高
你可能已經發現了，在看有中英文對照字幕電影的時候，盡管居于上方的中文字體要比英文的大，但是句子長度卻差不多；而英文書、德文書如果譯成中文版的話，會更薄。
雖然從小我們都要去學習外語，但你是否覺得咱們中文才是更高效率的語言呢？
你猜得沒錯，正是如此，今天我要用一個天才的理論——“信息論”，來向你闡述，為什么咱們中文是更高效率的一門語言。
1948年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年4月30日－2001年2月26日）發布了一篇論文《通訊的數學原理》，當時的香農只有32歲。就是這套理論，奠定了香農成為現代信息論祖師爺的地位。
在這篇論文里面，有不少數學公式，但其核心內容總結成可以理解的文字就是：一個東西的信息量的大小，在于它克服了多少*不確定性“，可供選擇的范圍越廣，選擇的信息量越大。
克服的不確定性越高，信息量越大。
我先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比如現在有一個人，生活非常規律，平時就出現在四個地方：家里、公司、餐館、健身房。如果我雇你做特工，幫我觀察這個人，隨時向我匯報他的位置，那你每次給我的信息無非就是“家里/公司/餐館/健身房“四選一——即使你不告訴我，我也有四分之一的把握猜對。所以你給我的信息價值不算太大。
可是如果這個人全世界到處跑，今天在土耳其明天在沙特阿拉伯我完全猜不到他在哪，那你給我的信息可就非常值錢了。
你的信息出來之前，這個人的位置對我來說是一種不確定性。你的信息，克服了這個不確定性。原來的不確定性越大，你的信息就越有價值。
香農還從統計物理學中借鑒了一個概念，這就是“信息熵”，所謂信息熵，就是一段消息的平均信息量。
我們略去其中的數學部分，直接來看中文跟英文的對比：
如果一段消息只能從0和1兩個數字中選，它的信息熵最大也只有1比特。如果你能從26個字母中選，信息熵最大可以達到4.7比特。如果是從2500個漢字中選，信息熵則可以達到11.3比特。
更直白地說，26個字母，你預測一段英文中下一個字母至少有1/26的概率可以猜得對，如果假定從2500個漢字中選，你預測一段中文里下一個字的概率就得從1/2500起了。
預測下一個中文，比預測下一個英文字母的*不確定性*要困難得多，這就是為什么中文是一種更高效的語言。
香農舉了個英文的例子：
Most people have little difficulty in reading this sentence.
（讀這句話對大部分人來說沒有什么困難。）
非常簡單的一句話。而香農說，這句話中有很多冗余的字符！比如我就算把其中所有的元音字母都去掉，如果你英文比較熟練，你也能猜出來這句話是什么——
Mst ppl hv lttl dffclty n rdng ths sntnc.
對吧？這第二句話能夠表達同樣的意思，而顯然比第一句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密集度。據我所知，有些古代文明的文字，就根本沒有元音字母，讓你自己猜。
這個去除一句話中的冗余字符的過程，就是“壓縮”。其實這句話還可以進一步壓縮，比如其中的介詞（in）和定冠詞（this），就算沒有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咱們中國的文言文，大約就是一種高度壓縮的問題，言簡意賅，特別省竹簡。
香農認為英語是冗余度非常高的一種語言，一般英文文本中75%的字符都是多余的。德文文本中的比例可能更高。
3.抓關鍵詞
17年年底，我通過了德語的B1水平考試，這是政府要求一個外國人在德國長期生活所需要的一個最低標準。由于附近的城市近期沒有B2的課程，于是我在網上繼續學習在線課程，白天我就在方黎她姨夫的公司打工，補貼家用。
在公司上班，就需要跟更多的陌生人用德語進行交流，你要充分理解別人的意思，然后做出正確的回應，畢竟，這可不是閑聊。
工作了幾周下來，有幾位同事跟姨夫說，Yingchen的德語很不錯呢！一來，是感覺口音還比較地道，二來，是在工作的溝通中，基本上不需要別人幫忙。
而事實上，同事跟我溝通的時候，我并不能聽懂他們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但這幾乎不影響我理解他們的意思。
比如說，我跟同事在請教到底什么樣的零件是次品，必須要剔除，而哪些只是不太好看，但是卻不影響使用。
這是個有點復雜的話題，同事拿了一個次品，然后給了我一個放大鏡讓我看，并且給我解釋里面的緣由，有好多詞我都沒聽懂，他好像是說有的金屬傷痕是OK的，有的金屬傷痕是絕對不行的，但具體區別在哪，我實在沒聽懂。
原來，我沒能理解兩個關鍵詞——“Rost（鐵銹）“、“beschichten（鍍層）“，同事說，這兩個詞很重要，你查一下字典。
于是，有了“Rost（鐵銹）”、“beschichten(鍍層）”這兩個關鍵詞，同事所說的那一整段話，我就明白了——“如果這個傷痕是在鍍層之前出現的，就沒關系，因為這個傷痕的表面也有鍍層；但是如果這個傷痕是在鍍層之后出現的，就絕對要丟掉了，鍍層被破壞掉了，零件就會生銹了。不過，保險起見，只要看到有傷痕的，就都丟掉吧?！?/p>
所以，通常你只要聽懂別人話里面的關鍵詞，你大概就能猜出他的意思，因為我們的大腦有很強的“腦補”功能。
這也是為什么，當你跟外國人對話時，一個一個蹦關鍵詞，他們能理解你的想法，反而你整句整句的表達的時候，有時候人家會覺得不知所云。
所以，我們平常的對話，信息量是很小的，小到其中一兩個關鍵詞就可以替代整句話。
4.冗余度和可預測性
從傳遞信息的效率上來說，中文比起英文、德文確實要高不少，但是一門語言，有那么高的冗余度，一定有其內在原因。
而這個原因就是——提高信息的可預測性和傳遞信息的準確度。
我們舉一個趙本山的小品中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趙本山：“樹上騎個猴，地下一個猴，一共幾個猴？”
范偉：“八個啊！”
趙本山：“錯誤！”
高秀敏：“倆猴?！?/i>
因為“騎馬”的“騎”跟“七”的發音只有音調的區別，而在東北方言里，音調更相近，所以，范偉會理解錯，但是如果是兩個人用德語對話，幾乎可以肯定，不會出現上面的錯誤。
原因是，不只是德語中的同音詞少，而是德語的名詞有單數、復數之分，前面的冠詞有陰、陽、中性以及復數形式。
Der Affe ? ?猴子（單數）
Die Affen ? 猴子（復數）
因此，德語不光在冗余度上非常高，還有很多針對句子結構的語法，比如，名詞的首字母一定是大寫的，即便是動名詞，也一定會首字母大寫；名詞在做主語、賓語、所有格的時候，冠詞、形容詞也會隨之改變；再加上過去、現在、將來，虛擬、完成式等等時態，這讓一句話變得挺復雜，但也減少了誤解的可能性。
這樣，即便你沒有聽的很清楚，也基本能準確理解對方的意思。
咱們想想這個道理。我們日常說中文也都有很大的冗余度，有時候啰哩啰嗦一個意思說好幾遍，但是這樣能確保你即便有幾個字沒聽清楚，也能知道我說的是什么意思。
總結：
中文跟德語各有千秋：中文傳遞效率更高，德語傳遞準確率更高。
而每個人不僅追求“不確定性”的樂趣，也追求“確定性”的安穩。
當然，滿嘴空話、套話的人——他說前半句你就能猜到后半句，不管說的是哪種語言，都不會有多大的信息量。
最后用香農的一個同事，瓦倫.韋弗（Warren Weaver）向公眾解釋信息論的一句話共勉：
“最重要的不是你*說了*什么，而是你*能說*什么。“
“it relates not so much to what you do say, as to what you could say.”
參考文獻：
維基百科
《得到》訂閱專欄《精英日課（第一季）》107期；
《得到》訂閱專欄《精英日課（第二季）》32期；
《得到》訂閱專欄《精英日課（第二季）》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