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光子（也是光波）進入我們的眼睛——或者翻譯成文藝語言“映入眼簾的每一米陽光”，都需要穿越一定的距離。這距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因為，你的眼角膜不是光源，無法在你眼巴兒前產生“光”。
我能想到的最靠近眼睛的光的來源，可以是光源本身，比如蠟燭、臺燈；也可以是光的反射物，比如沉浸愛河的情侶，前提是你得睜著眼睛，否則愛人的反射光無法進入你的眼睛——或者翻譯成通俗語言“你看不見他（她）”。可想而知，無論是光源還是反射物，距離都不可能為零。
由于光的傳播需要時間——物理學家說光在真空中的傳播速度每秒299792458米（約30萬公里/秒），空氣中的速度也大抵如此。所以，任何進入你眼睛的光，都是穿越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的——傳播時間等于傳播距離除以傳播速度，這是物理老師和數學老師一起說的。
于是，也就有了“光年”的概念，我以為這個詞有些簡潔卻意味深長的美。簡簡單單的兩個字，兼具了時間與空間的深邃。年是時間的概念，是365天，是31536000秒。而光年，是一個距離的概念，衡量的是光在真空中，一年時間里所能傳播的距離。這個距離，等于傳播時間乘以傳播速度，即31536000乘以299792，單位是千米。據說世界上最快的飛機可以達到每小時11260千米的時速，依照這樣的速度，飛越1光年的距離需要用95848年——這是百度說的，未考證。
長期以來，光總是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我想說的當然不是以“光年”為題的流行歌曲，我可不想經歷一場光年之外的愛情，那還不如學牛頓看看彩虹，給皮君多拍幾張靚照，自己看一次3D電影，在家用光纖寬帶刷手機看網絡電視，或者研究激光武器早日實現祖國統一——這些才是光的真正魅力。若是實在無聊，還可以翻翻我的本科畢業論文《非線性光纖參數的放大特性研究》——這也才是真正無聊。
其實，光還有一個較為完整的名字“可見光”。我們的手機信號、微波爐加熱的微博、消毒用的紅外線，其實都是與光同質的電磁波。它們都是靠著自身電場與磁場的交替變化向前傳播，只是因為頻段不同，而不具有可見光的可見性，無法成為目光所能及的距離。因此也就少了些可供文藝青年男女感情抒懷的趣味，試想大理洱海旁有個酒吧叫一米微波，或者信號正好？
目光所及，皆是距離。綜上所述，這距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
周末在故宮參觀了《敦行故遠》的展覽，展覽本身很驚艷，“敦行故遠”四個字更引人遐思。遠，自然是空間的距離；故，既取自“故宮”，我以為也含“久遠”之意，是為時間的距離。
我們所見的來自壁畫的色彩，或是絢爛如初，或是氧化暗淡，皆是穿過墻面與我們眼睛之間的距離，才成為我們所能察覺的光亮。可它們穿越的又何止是這短短數米，那是從樂遵和尚開鑿第一個洞窟至今的千余年時光，是從敦煌到北京的數千公里路途。即使只是些復制品，即使是在交通發達的今天，這距離也不能不叫人感嘆。更別說那些百年前就被伯希和帶走的珍貴藏品，早早就跨越萬里重洋。但這百年時間，與它們從創作、沉寂，到被掠走的千余年時間比起來，尚不足十分之一。與我們早已洞悉的上下五千年相比，更是只若一瞬。
一百年前，一個剛過完28歲生日的法國年輕人，第二次從巴黎出發前往中國。他率領一支探險隊穿過歐洲大陸，由中俄邊境到達喀什，后沿著天山和絲綢之路北道抵達庫車、烏魯木齊，那也是玄奘取經時走過的反方向。在烏魯木齊，伯希和頭一次聽說一個道人在1900年修繕敦煌千佛洞時發現了一批寫本。他向光緒皇帝的堂兄、以義和團統領之名被流放新疆的瀾國公打聽。瀾國公便將路過敦煌時道士送給他的一本卷子作為禮物，送給了伯希和。
“我看了一下，很快發現這是一本7世紀的寫本”，既是考古學家又是漢學家，并且身帶斗士般勇氣的伯希和隨即決定前往敦煌，并在1908年1月深入正值凜冽寒冬的戈壁灘腹地。經過最低測量氣溫僅-36攝氏度和1600米海拔的極端考驗，伯希和決意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也要到達敦煌。終于，伯希和進入了千佛洞的藏經洞，“3月3日‘懺悔禮拜二’這天，我進入神圣之所，我驚呆了！”
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的狹小空間里待了三個星期，那些藏品上記錄的是公元后第一個千年后半期，漢、藏、回鶻、粟特文化在中原門戶之地敦煌相交融的情景。后來，伯希和將“戰利品”運到北京，又從北京運往法國，像英雄般受到媒體和知識界的熱烈歡迎。那時，公元后第二個千年剛剛開始。而今，公元后第二個千年的后半期已過近半。藏經洞內的卷子和寫本，繼續在遠方延續著時間的距離。延續的，還有關于伯希和，和他的“同行”們的爭議。
村上春樹談到自己的處女作《且聽風吟》時，曾說“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確認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間的距離”。也許在我們的心里，在心里的某一個角落，都有著對于“距離”的溫柔感知。
初冬的一個周五的晚上，頭頂望月，和煦無風。在胡同里吃了一大碗面條之后，我買了一杯咖啡，心滿意足地走入近旁的一條胡同。胡同里安靜得一點聲響都沒有，只有橘黃的路燈，還有或是秋葉繁密或是枝丫索然的古樹。兩旁的平房都拉著窗簾，誰也不愿自家小屋成為過客眼里的櫥窗。只有屋里的燈光，透過窗簾，帶給寂靜胡同一絲人氣與光亮。喝完咖啡，我走進了三聯書店。自從九年前第一次來過這家書店，我總會偶爾突發奇想地過來逗留一番，也常常偶遇些小小的感動，就像九年前第一次來到這家書店。
就在我正為書店撤走所有座位而憤憤時，目光掃過一本名為《北京——當歷史成為地理》的書，余光落在旁邊書上的一個“潮”字，習慣性地多停留了一秒鐘，竟看到封面上映的竟是湘子橋。如果當我老去，記憶中只能剩下一座橋，那應該就是這韓江上的十八梭船廿四洲吧。如果只能剩下一棟房子，那也許會是小公園的百貨大樓，和樓前早已被鏟掉的木棉花。我不由自主地低呼一聲，鼻子一酸，卻分不清這是一種怎樣的感動，就覺得這兩本書好像是特地擺好在這里等著我的。畢竟，在大帝都，潮汕國只是國角省尾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學著旁邊的孩子席地而坐，翻開書，是一本選集，古至韓愈《祭鱷魚文》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近有秦牧、饒宗頤、陳平原等大師關于故鄉的言辭懇切。讀來風輕云淡的詞句，卻給人不動聲色的感動。直到次日，一個陰郁的周六午后，我隨手打開桌上尚未拆封的《且聽風吟》，序言里談到距離產生自由，“這或許可以看作村上長時間旅居國外的一個原因”。我似懂非懂，故鄉之于我們，不也是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嗎？
兩千公里的距離自不必說，我們眷戀的故鄉也并非今日的故鄉。那是我們記憶中的湘子橋，是兒時在百貨大樓照過的哈哈鏡，還有一同并肩抬頭仰望的木棉樹。當我們在遠方樂此不疲地逛胡同喝豆汁兒，許久不談鄉愁時，即使木棉樹已不在，百貨大樓塵封多年，故鄉，也會在不經意間穿越空間與時間的距離，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漫長的人生中，帶給我們不同的認知與情感。秦牧在《故鄉的紅頭船》第一句話即是，“一個人，有時認識一樁事情，需要十分悠長的時間。”
目光所及，皆是距離。指尖所觸，皆是光亮。
只要我們每天睜開眼睛，光就會不由分說地觸發眼角膜的神經元，闖入腦海，被我們所感知。光傳播產生的電磁場，更是無縫隙無間隔地環繞我們四周。我們除了緊閉雙眼或是戴上眼罩、蒙上被子，好像沒有更好地辦法可以拒絕與光的接觸。
然而，我們卻看不見光的形狀，觸碰不到光的質感。至今清楚地記得高中第一次在物理課學到“光”的概念時，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光為何物。于是，兩年后我成了一個光學專業的學生。于是，現在的我如何也理解不了這有什么理解不了的。如果當我老去，記憶中只能剩下一組公式，那應該就是麥克斯韋方程組吧，與故鄉的湘子橋和百貨大樓一起。
只是，我還會不時興之所至，睜大雙眼，想努力看清進入眼睛的到底是什么。我當然知道，這只能是徒勞，除了風沙，能進入眼睛的只有眼睫毛。四年所學化為一篇胡思亂想，老師知道了也不知作何感想。
目光所及，皆是距離。是光的絢爛，空間的遷移，時間的流逝，在不動聲色中帶給了我們不可或缺的，而又難以察覺的人生體驗。這些體驗里，有千百年的歷史，有童年的回憶，有許久不談的鄉愁，還有胡思亂想也必須要有的結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