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讀后感：
大部分人在成長的過程里都會有想要逃離原生家庭的過程，理由千奇百怪，但想來無非是它阻礙了你進一步地融入群體或探尋自我。
讀此書的過程中總是不免感嘆作者對于自己內心想法的剖析真實細致到近乎殘酷，讓我愧疚于自己太經常忽視去思考成長過程里的一次次逃離的原因，甚至不忍心去窺探那些所謂的“叛逆”年歲里對于家庭、對于父母的一次次排斥和抗拒背后的真實理由，因為一旦內里的真相被揭開，那些最美好的青春年代里被冠上的各種冠冕堂皇名頭的借口便不足以支撐也許連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認的那個有點自私、有點虛榮甚至僅僅只是想要毫無障礙地從眾的庸俗不堪的自我。
部分筆記摘抄：
一、
我可以重新找回這片“自我的空間”（熱內會這么說），這個我曾極力逃離的地方：一篇我曾刻意疏離的社會空間、一片在我成長過程中充當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間，也是無論我如何反抗，依然構成我精神內核的家鄉。我回到家，看望母親。我開始與母親和解。或更準確地說，與自己和解，與從前一直拒絕、抵制、否認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這疏離對于我，這個主動逃離家庭的人，又意味著什么？根據弗洛伊德對“憂郁”（對于自己排除掉的可能性及拒絕接受的身份，產生一種無法逃避的哀悼）的圖解，我難道不是正通過另一種方式，接受著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懲罰嗎？這身份一直在我體內存活著，它就是我身體的組成部分。那些我曾試圖逃離的東西，仍然作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續著。或許在這里使用社會學的概念比使用精神分析學的概念更加合理，因為“哀悼”和“憂郁”這樣的比喻雖然簡潔，但存在不妥之處，且具有誤導性：即使我們成年之后所處的生活環境相較童年時的環境發生了變化，即使我們極力排斥過去，童年的生活軌跡以及社會化的方式依然會持續地發揮作用，因此，回到過去的生活環境（也就是我們曾離開的環境，此處應進行廣義上的理解），總是一種指向內心的回歸，一種重新找回自我的過程，包括我們主動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們否定的那部分自我。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東西浮現腦海——我們希望已經擺脫、但又不得不承認它們造就了我們的個性的那些東西，即徘徊于兩種身份認同時所產生的不安（這兩種身份之間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無法相融，但又時時刻刻共存于我們體內）；借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漂亮而有力的說法來描述，就是一種“分裂的習性（habitus clivé）”所引起的憂郁。奇怪的是，當我們試圖超越，或者至少是安撫這種情緒時，原本分散而隱蔽的不安感反而會不可抑制地浮現出來，憂郁感也會倍加強烈。事實上這種感覺一直存在，只是我們在特定的時間發現或者說再發現了這些深藏于內心且不斷對我們施加影響的感覺。
拉康在一次他的“講座”（Séminaire）中說得極好，他說，父親去世之后，下一代（至少是兒子）會感受到一種焦慮：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他成了孤獨的排頭兵。
這個我曾經生活過的工人階級家庭，重新看到他們可悲的樣子，這種可悲體現在照片背景中的居所、房間的內飾，以及他們的衣著，乃至身體中。相較于觀看現實中活生生的他們，觀看老照片似乎更能讓我們立刻把眼前的任務看做社會體和階級成員，這個過程總是令觀者恍惚。
我試圖將皮埃爾?布爾迪厄建立的階級“習性”概念移植到性的領域：個體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在社會規則的約束下習得某種階級“習性”，那么在社會上通行的性規則的約束下，是否也會習得某種性“習性”？
當讀過安妮?埃爾諾關于她的父母及他們之間“階級差距”的作品后，我清楚地意識到在那張飯桌上我經歷了什么。她在書中完美地解釋了這種不適感，即當我們離開家庭和以前的世界（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屬于它們）許久之后“重回”父母身邊時，我們會感受到一種抽離感，無論是在家還是在我們新融入的世界，這種抽離感都會伴隨我們。
在重讀詹姆斯?鮑德溫關于他父親去世的那一段文字時，我注意到一件驚人的事。他講到，當知道父親已經病重時，他仍然盡可能地拖延著不去看望父親。對于這一行為他評論說：“我給母親的解釋是我憎恨父親，但這不是真的。真相是，我‘曾經恨’他，我希望將這種憎恨保留下去。我不想看到他現在衰弱的樣子：這不是我憎恨的那個父親。”
他的這段解釋讓我更為震驚：“人們如此地執著于自己對他人的憎恨，我猜原因之一便是，他們知道一旦憎恨消失，痛苦就會襲來。”
對我來說，與其說是痛苦（因為對父親的憎恨消失時我并未感覺到痛苦），不如說是一種反省的迫切欲望，我不可抑制地想要回溯時光，試圖理解為什么對我來說與父親之間的交流如此艱難，以至于我幾乎不認識他。他想些什么呢？對，就是這個問題，他對這個他所立足的世界抱有怎樣的想法？他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人？他如何理解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我們的關系，這段越來越緊張、越來越疏離，最后完全泯滅的關系？
也許，在踏上這條歷史與政治的精神之旅后，他有一天可以重新接受自己的過去，不僅理解自己，還可以接受這個自己。于是我們能理解，在潛心思考過這些問題后，他在一檔采訪中承認道：拒絕回歸，便是拒絕自己、拒絕“生命”本身。
如同鮑德溫對于父親的思考，我終于意識到，我父親身上那種我所排斥和厭惡的東西，是社會強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階級的身份，后來他地位有所提高，于是更加驕傲，即便這種提高非常有限。
父親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體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時間和地點的雙重決定，這些不利環境持續得越久，它們的影響就越大，反之，它影響越大，就越難以被改變。決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時、何地。也就是說，他所生活的時代以及社會區域，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關系。父親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際關系上的無能，說到底與他個人的精神特質無關：它們是由他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造成的。
社會秩序就是如此。我們很難發現這套秩序是如何運行的，因為這需要人們從外部觀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像我所經歷的那樣，我們需要從界限的一邊跨越到另一邊，來擺脫那些既定的軌跡，來發現不容的人所擁有的可能性與機會是如此不同，來發現社會是多么不公平。這種不公從未改變：平民階級在特定年齡輟學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但不同階級之間的屏障依舊存在。這也就是為什么所有把“行動主體的觀點”和“行動主體對于自身行為意義的解讀”作為自己研究出發點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其實就是充當了某種具有欺騙性的社會關系（社會主體在自身欲望的驅使下通過具體行動維系著這種關系）的速記員，因此，他們無非是在為社會秩序的延續做著貢獻：一種致力于為現實（既有的秩序）辯護的意識形態。只有摒棄“社會個體會自動地審視自身”這種認識，我們才能在重新建構整個社會體系的基礎上，描述社會秩序延續的機制。
人們在社會中的發展軌跡早已描繪好，一切變得毫無懸念。在人們尚未意識到這種軌跡的存在時，判決就已生效。我們出生時，宣判結果就被烙印在我們的肩上，而我們未來的社會地位，被先于我們誕生的因素決定和限制著，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歷史以及我們出生時所處的環境。
兩種教育方式涇渭分明，一種致力于教授實用型基礎知識（如讀、寫、算），這些知識對于維持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也足夠讓人應付體力工作；另外一種是為特權階級準備的，它教授那些“非應用”型知識——只是一些非常簡單的文化知識，但人們擔心這些東西會讓工人變壞。
即便在很多年之后，每當我因為要獲得某個行政文件必須提交出生證明（上面寫有父親最初的職業——非技術工人，以及母親最初的職業——清潔女工）時，仍會羞到臉紅，當時的我無法想象，他們竟然那么渴望提升自己的生存條件，雖然這種提升在我眼里算不上什么，在他們眼里卻了不得。
二、
社會規則會對所處其中的所有人施加影響，那些希望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條”、充滿“理性”、符合“標準”的人便可以將我們自幼年開始習得的社會規范視為圣旨。
過去，我曾因為這種價值觀的束縛，將本真的自我視為脫離常規、不正常，以至劣等、可恥的。它無疑也見識了我為何對正常與否的判斷標準如此不屑：將這套標準施加給我們的人（從根本上講，他們確實為大眾建立了標準），卻是一群可以以正當名義“破壞”規則、享有非標準化待遇的人。
一個年邁工人的身體，可以體現階級社會全部的真相。
家庭，讓我第一次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但年少的我并未試圖理解父母的生活，更沒有試圖探尋他們的真實生活具有何種政治意義。
看到他們被單純的物質需求，甚至只是嫉妒（“別人擁有的東西，我們也有權擁有”）所驅使，看到他們在政治投票過程中依然被這種欲望和嫉妒所控制（即使他們不會將這兩件事聯系在一起），我感到悲哀。我家里面的所有人，都喜歡吹噓某樣物品的價格，以此展現自己并不需要什么，自己過得很好。他們將自己的驕傲和榮譽感寄托在這種吹噓價錢的愛好中。這些顯然與塞滿我大腦的那些關于“工人運動”的宏大敘述不相符，但如果一種政治觀念對于它所解讀的群體的真實生活毫不關心，還因為他們不符合它的想象而批評他們，這是一種怎樣的政治觀念？
我更愿意將之看作一個社會鏡像階段，在這個時期，人們有了自我意識并意識到自己處的階級，這個階級的人有一套屬于自己的行為方式；這是一個社會召喚的情景（而非精神的或意識形態的召喚），通過使人們發覺自身階級所處的社會狀況并賦予我們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實現了這種召喚；這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通過那個將我們要成為的人傳遞給我們的形象，我們意識到自己是誰，自己將要成為什么樣的人……它讓我內心萌生了一種頑固的意念，即與那個屬于我的未來相對抗；然而同時，我的出身永遠地印刻在了我的精神之中，這是任何思想轉變、社會習得、喬裝打扮，以及謊言與接口都無法抹去的印記。
個體歸屬的實現和個體的轉變、個體身份的建立和這一身份的反抗，對我來說總是相互聯系、相互重疊、相互對抗并牽制的。于是最初的社會身份認同（將自己看作自己）突然受到身份抗拒的影響，這種身份抗拒不斷地從我們所拒絕接受的身份中獲得能量。
歸根結底，我所厭惡的，不是完成這個動作的人，而是這個可以催生如此行為的社會背景。也許扔瓶子的行為只持續了幾分鐘，但我想它帶給我的是對于這種悲劇的厭惡、對于既定命運的反抗，還有因為要永遠背負這段記憶而產生的，秘密的，但永遠鮮活的內心傷口。
我們對那個世界只有幾個短暫的印象：一輛漂亮的轎車駛進來，從車上下來的這個人，我們所認識的人中沒有任何一個衣著與他相似……但如同對社會關系有著本能反應一般，我們知道“我們”和“他們”之間有差別，他們，是住在那棟房子里的人以及前來拜訪他們的朋友；我們，是那些住在兩室或者三室房間里的門衛們，以及他們會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們，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相距只有幾十米的兩個世界差別如此巨大，我們怎么可能意識不到社會階級的存在？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屬于哪一邊？理查德?霍加特說得很對，當我們屬于平民階級時，我們很容易發現階級的存在。
對于我們來說宗教禮儀只是聚餐的借口和理由：宗教儀式雖然荒謬可笑，但給非宗教聚會提供了機會，由此，宗教儀式承擔了敦促家庭團聚的責任，維持著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間的聯系，同時，它還一再地肯定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圈子，因為在聚會上，人們總是展現出職業、文化、階級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會中的人總是出現在這次聚會中。
我發現，對于我討厭的、想要遠離的一切，他心滿意足地接受著。為了描述我對于哥哥的感受，我可以直接引用約翰?埃德加?韋德曼（John Edgar Wideman）在《兄弟們和身邊的人們》（Brothers and Keepers）一書中的原話：“我通過我們之間的差距來衡量自己獲得的成就。”似乎沒有更好的形容了。通過某種方式，我的哥哥默默地成為我人生的參照系。也就是說：我不想成為他。
這種罪惡感還會伴隨著恐懼：“害怕自己因為回到匹茲堡，因為重新回到那個環境，自身所攜帶的貧窮、禍害的標簽顯露出來。”是的，害怕“在逃跑的過程中周身沾染、連帶著那些晦物。害怕人們發現隱藏于我身體內部的怪物，并因此像對待麻風病人一樣拋棄我”。他對于自己兄弟的看法其實相當簡單：“那是你的世界。那個會讓我暴露身份的黑人世界。”
另外，我只是間歇性產生他提到的罪惡感。自由的感覺讓我飄飄然，逃離宿命的快樂充斥著我，這些美好的感覺讓我無暇悔恨。
因為在思想上意識到學習的必要性并且熱愛書籍、渴望讀書，不是被普遍賦予的秉性，而它們卻與個體的社會地位及其所擁有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
三、
薩特聰明地將投票和選期比作個體化的過程，也就是觀點的非政治化過程，它形成的結果是一個“隊列”，相反的情況是，人們在運動或者動員中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化的思想，它形成的結果是一個“團體”。
但思考過后，我開始問自己，母親的種族主義傾向和她表現出的對于移民打工者，尤其是“阿拉伯人”一貫的惡毒的鄙夷，對她（一個總能感受到自己地位卑微的社會成員）來說，是否是一種通過貶低比她更加悲慘的人來獲得優越感的方式。這是一種通過貶低他人，為自己建立一種有價值的形象的方式，這是一種讓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雖然我依然有沖動想要順從我的社會階級強加于我的價值觀念，但在中學教育開始后的不久，這種沖動便消失了。
也就是說我選擇了與平民階級崇尚男子氣概的價值觀念想斥的文化歸屬。因為這是一種“區隔”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讓自己變得與他人不同，與他人保持距離，建立一種自己和他人之間的差距，歸屬于青年同性戀、尤其是出身于平民階級的青年同性戀文化，這是一種給自己的“特殊”之處找到依靠和意義的主體化方式，它使得人們可以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打造一種有別于相同階級人群的行事方式。
對我來說這真是一次苦行：這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是一次再教育，一次通過忘卻過去的自己來進行的再教育。
簡單地說：學校文化所要求的那種自處方式，與我在家獲得的方式不兼容，學校教育成功地占領了我，作為條件，我必須和我的故地，也是我仍然所處的世界，一點一點地分離開來，甚至完全逃離。而這徹底的逃離，是一個暴力的過程。
學校系統通過它所有的機構，向它的受眾施加一系列社會指令，所有因素會共同作用于那些在屈從指令的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學生，讓他們感受到一種自己并不屬于此地的隔閡感。
真相重要嗎？只有我盡力為自己營造的那個外在形象才是重要的。
友誼也不能很成功地逃脫歷史的負擔：一對朋友，就是兩端社會史試圖共存的過程，有時在一段關系的發展中，即便它很短，也是在階級“習慣”的惰性作用下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相互傷害。
事實上，這個選擇并不是預兆，而是一次直接的淘汰，它意味著或早或晚脫離教育體制，或者說它是一種拋棄，它將人們棄至這些以“教育大眾化”為名建立的、低能收容所式的學科，顯然，它帶來的結果說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陷阱。
事實上，弱勢階級會認為自己實現了過去他們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當他們實現這些可能性的時候，這些選擇本身已經失去了在先前體系中所具有的價值和位置。遺棄的過程是漫長的，淘汰是許久之后才發生的事情，但統治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差距是不變的：它通過自我移動的方式進行自我再生產。這就是布爾迪厄所說的“結構的位移”。
當我進入哲學系（這里被一種懶散和令人氣餒的麻木所籠罩，與校園中其他學科生機勃勃的景象徹底相反），我就進入一個封閉的世界，在這里，外界的聲音和色彩似乎都被禁止了。這里，時間凝固了，只有永恒的靜止：在這里，1968年五月風暴，以及伴隨這場大型反抗運動的社會、政治、理論批評都不曾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