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內容都是亂七八糟的，所以干脆整合起來做集合。名字起的啊哈哈，真的勇士，又怎么會忌憚德棍這種稱呼嘛（我很無辜的）。由于沒有找到合適資料來源，也暫時沒有計劃，所以內容什么的也不分模塊、也沒有期刊的期限吧，作為一個過渡。種子習慣也會有很多，這里主要放長文。

普魯士，消失的名字

我沿著普列戈利亞河，

走過柯尼斯堡的街，

如今她叫加里寧格勒。

我穿過豐饒的上的西里西亞，

梅梅爾的海風拂過面頰，

如今她叫克萊佩達。

普魯士，普魯士，

消失的名字。

德意志，德意志，

逝去的榮光。

我赤裸著身體來到世上，

死去時要穿上戎裝。

里賓特洛甫 在紐倫堡法庭的最后陳述

眾所周知，進行這次審判的目的原是發現歷史真相。然而現在，從德國外交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只能說，這次審判將載入史冊，成為如何回避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二十五年的核心問題——同時彰顯某種未知的法律和正義——的典范。如果戰爭的根源在于——而且確實在于《凡爾賽和約》，進行這次審判的目的難道不是阻止人們討論它嗎？早在和約簽訂之初，即便是其制訂者中聰明的人也將其視作未來紛爭的根源，而智者則已經料到它的錯誤將引發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為了消除這種邪惡，我耗費了二十多年的心血，結果卻是今天，知情的外國政治家在他們的宣誓書中寫到他們不相信我。他們本應該這樣寫：為了他們國家的利益，他們不打算相信我。

現在，我要為執行另一個人制定的政策負責。但是我知道，它從未與統治世界的計劃有過絲毫瓜葛，而是致力于消除凡爾賽和約的可怕后果，使德國人民脫離苦海。如果我否認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為策劃侵略戰爭而制定的，我并不是在為自己尋找借口。事實可以證明其真實性：我們的力量在戰爭爆發時微乎其微，卻在戰爭的進程中有所增強。若我們當初真的打算發動一場侵略戰爭，我們為戰爭所做的準備會充分得多，我們的結局也不至如此。我們打算做的只是維持自己的生存——不要忘記，英國何嘗不曾為了自己的利益使世界的五分之一向她臣服，美國和俄國也曾分別將一整塊大陸和全球最大的內陸納入自己的版圖。我們的政策與這些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們要求收回我們被無理剝奪的土地，如但澤和但澤走廊，而其他國家則習慣于在思考時僅以大陸作單位。

在《紐倫堡法庭憲章》出現以前，即便是簽署了《倫敦協議》的大國關于國際法和對外政策的看法也一定與現在的不同。一九三九年，當我前往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元帥時，他并未與我討論在《非戰公約》框架內和平解決德波沖突的可能性，而是向我暗示，如果除了半個波蘭和巴爾干半島外他得不到立陶宛和利耶帕亞港的話，我還不如及早打道回府。

在一九三九年，我們的戰爭顯然尚未被視作破壞和平罪，否則我無法解釋斯大林在波蘭戰役結束時給我發來的電報：“德國與蘇聯之間的友誼以雙方共同灑下的鮮血為基石，持久而牢不可破。”

在這里我想要強調，那是即便是我也熱切地渴望這種友誼?，F在，它僅僅留下了一個問題，這也是歐洲與世界面臨的首要問題：亞洲將統治歐洲，還是西方各國能夠在易北河、亞得里亞海沿岸和達達尼爾海峽擋住甚至逼退蘇維埃前進的步伐？換言之，今日美國與英國面臨的困境事實上與一九三九年的德國完全相同。為了我的國家，我真心地希望他們會有一個更加成功的結局。

現在，關于德國外交政策的犯罪性質，這場審判到底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已提交的三百多份辯護文件中有一百五十份均被毫無理由地駁回。表明了被告方不僅得不到另一方的文件，甚至還得不到自己的文件。表明了丘吉爾友好地向我暗示如果德國過于強大她就會被毀滅被宣布與在法庭上判斷德國外交政策的動機無關。

將一場革命視作一場陰謀并不能使這場革命更加容易理解。命運使我成為了這場革命的倡導者之一。我對我在這里了解到的暴行——那些玷污了這場革命的暴行——深表遺憾。但是我不能完全以清教徒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它們——當我看到即便是完全獲勝的一方也不能且不愿阻止最嚴重的暴行發生時，我更無法如此評判。

人們可以隨意理解陰謀論，然而對一個審慎的旁觀者來說，編造陰謀論僅僅是一個權宜之計。任何一個在第三帝國任重要職務的人都知道，陰謀論只是一個歷史的謊言，《紐倫堡法庭憲章》的作者僅僅用他的杰作證明了他的想法源于何處。我或許完全有理由斷言，簽署這份憲章的大國在密謀壓制一個高度發達、力量強大并且勇敢無畏的國家。回顧我的所作所為和我的愿望，我只能以此作為結語：在德國人民——不是這個法庭——面前，我認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我的外交政策終歸失敗。

注：最后陳述結束后一個月，里賓特洛甫被判處死刑（他要求將絞刑改成火刑）。他最后的一句話是：“愿仁慈的上帝保佑德國，憐憫我的靈魂。我希望有一天，德國會重新統一，東西方會相互理解、重歸于好，世界會永遠和平。再見，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