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立夏，我順應節氣就讀了一些寫夏天的應景的古代詩句。宋代蔡確的《夏日登車蓋亭》這首深深打動了我：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無獨有偶，南宋的姜夔攜美歸去寫了《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絕句，但同一件事傳世的卻是十絕句之外的“小紅低唱我吹簫”。北宋的蔡確從宰相位子上貶出的路上寫了《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傳世的卻是上述的十絕句其二。正是上面這首其二，給蔡持正帶來了堪比之前蘇東坡“烏臺詩案”的禍事。以前就與蔡有積怨的知漢陽軍吳處厚得了十絕句抄本便抓住機會，上奏朝廷說：“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吳處厚認為第二首的“睡起莞然成獨笑”不懷好意，理由是“況今朝政清明，上下和樂，即不知蔡確獨笑為何事”【注1】。蔡確因此案被流放嶺南，最后病死在那里。

　　一般而言，我們印象中宋朝是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朝的文人是最放松的，不然哪有這么多的詩酒酬唱、詩酒英豪的記載，哪有這么多雅、俗諧調的生活情趣。中外皆有史家把中國的文藝復興和經濟鼎新的譽美之詞加諸兩宋，而其它朝代絕不可能專美于前，當然也不排除一些史家和評論家為了行文的需要大肆溢美和吹捧什么前前后后的盛世和中興。

　　一般而言，我們想象中的宋人應該是雍容雅致、包容寬廣和浪漫溫情的，至今想來，仿佛依然觸動人心。很多流行的評論文章都在討論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人開始變得麻木懦弱，攀附權貴，茍且勢利，極端冷血，有說崖山的，也有說煤山的。細讀史書，并把自己代入情景分析或許才能破除我們認知中的迷信和魔障，還有作者有意無意制造的迷魅。就蔡確的詩引發的“車蓋亭詩案”來看，其間包含了太多太多的細節，絕不是幾個簡單歸納的朋黨之爭、元佑黨人的禍福輪回與自作自受所能概括的。

　　魔鬼往往藏在歷史的細節之中。不管翻案也罷，借古喻今也罷，歷史題材影視也罷，只要我們拷問細節，就能祛魅，就能揪出偽造歷史的邪惡，觀察和評價當今的人和事也概莫能外。蔡確此案，牽涉到的人物和事件的細節材料眾多，也是我們解讀宋代歷史的好材料，這比去分析一本小說（例如《紅樓夢》）有意義多了。“車蓋亭詩案”延伸的時間線和縱深的政治清算、高層運作和宮廷干預，派系的交鋒、權謀的運用、構陷和潑污的肆意傾軋等等無不殘酷撕裂那張雅致和溫情脈脈的面紗，甚至比后世官場小說描述的林林總總還要精彩。

　　蔡確此案，還印證了再高尚的人也有污點的說法。“生來就有一股道德的力量，一身正氣與生俱來”是后世對蘇東坡的道德評價。差點命喪“烏臺詩案”的坡公，在“車蓋亭詩案”中也顯露了人格的扭曲和變形。元佑四年四月，在赴任杭州之前，蘇學士卻主動給朝廷上了一個《論行遣蔡確札子》，提出一個由皇帝出面制獄審理蔡確，然后再由宣仁太后出面赦免，演一個雙簧的名為智慧實為荒誕的處理方案。那時高太后已經執意要整肅蔡確了，朝中眾高官都看到了以文字治罪的巨大危險性，為自己留后路計，都在為蔡持正開說免于流放嶺南。10年前才從“烏臺詩案”活過來的坡公當然知道蔡相公的十絕句肯定是遭了構陷，但又不愿白白放過政敵。這個收入了《蘇軾文集》中的“札子”，坡公完全有理由可以不上。或是希望蔡也嘗嘗10年前自己在御史臺監獄中那種生死不測的絕望滋味？當然坡公此舉，后世品論有人品低劣或只是報復美學【注2】兩種說法。

　　后世對蔡確本人評價不高，我們也不能因為他是改革派的新黨就給他臉上貼金。看一個人切不可簡單地以君子小人劃線，許多時候人在面臨選擇時完全可能不由自主，知道為什么這樣選擇的只能是他自己。《宋史》中蔡被目為奸臣，當然其在位時，用權謀打擊政治對手，失勢后自然遭到清算，在政治斗爭中自然算一個失敗者。

　　就詩論詩，這首被后人傳頌的詩境界確實不低，也有多種解讀，但佳作就是佳作。

【注1】《續資治通鑒·宋紀·宋紀八十一》上有記載，戊申，罷大禮使及奏告宰執加賜。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內二章譏訕尤甚。”奏至，左司諫吳安詩首聞其事，即彈論之；梁燾、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等，交章乞正確罪。壬子，詔令確具析聞奏，仍委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始，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與處厚有隙。王珪欲除處厚館職，為確所沮，處厚由是恨確，故箋釋其詩上之。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由此畏惡處厚云。

【注2】張忠智等：《蘇軾的報復美學————以〈論行遣蔡確札子〉為例》 遠東學報二十六卷第四期，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