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一、“追隨憂患日 生死笑談中”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出身舉人。清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在衡陽組建湘軍時，他任黔陽訓導，曾上書言兵事，為曾所賞識，遂招之入幕。初期綜理全軍文案。他文才出眾，卻棄文就武，于咸豐五年自請領兵打仗；咸豐十年七月，曾國藩保舉他為皖南道道員。
八月，李元度率所募平江新勇3000人抵達祁門大營。適逢徽州有事，曾國藩命他率領所部駐守徽州，越9天，徽州失守，李元度敗不回營。曾國藩要參劾他，眾僚屬紛紛諫阻。李鴻章甚至因諫勸不從，拂袖而去，曾仍堅持嚴參。
眾人之所以勸阻，主要因為李元度過去有功，與曾交情深厚。他入湘軍幕早于李鴻章5年，早于左宗棠7年。在曾國藩坐困江西，一籌莫展的時候，李元度募勇成軍，力撐危局，領兵比曾國荃還早一年半。湖口戰役，他救過曾國藩的性命。咸豐七年，曾氏丁憂鄉居期間，給李元度寫的信最多，其中尤以“三不忘”一信，最能說明元度的功勞與情誼。“自維即戎數載，……所愧恨者，上無以報圣主優容器使之恩，下無以答諸君子患難相從之義。常念足下與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當靖港敗后，宛轉護持，入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鳴憤，一不忘也；九江敗后，特立一軍，初意專在護衛水師，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樹敗后，鄙人部下別無陸軍，賴臺端支持東路，隱然巨鎮，力撐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讀禮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從之將士，尤眷眷于足下與雪琴二人”。給別人的信中也說：“李君次青，從弟多年，備嘗艱險，上年弟以憂歸，李君力撐江省之東路，為人所難，百折不回，弟愧無以對之，寸心抱疚”。曾國藩的日記，幾乎無月不有與李元度書信來往或“長淡”、“鬯談”的記載。總而言之，在失守徽州以前，李元度的形象是一個文武兼備，與曾國藩患難相隨，至交至契的人。
那么曾國藩為什么又要嚴參李元度呢？
二、曾國藩嚴參李元度
有人認為，清廷在答徽州失守折的上諭中，批評了曾國藩而褒揚李元度，曾遂遷怒于李，予以參劾，以曲折地表達對批評的不滿。這種揣測之詞，不合羅輯。在《徽州被陷現籌堵剿折》中，曾自認“調度無方，咎無可辭，應請旨將臣交部議處”。清廷答諭說：“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按：指寧國和徽州），雖因餉絀兵單，究屬籌劃未密。著即振作軍心，再接再厲，萬勿一挫之后，即損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衄，深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曾自請議處，“上諭”先替他說出連失兩郡的原因在于餉絀兵單，然后輕點“籌措未密”，接著鼓勵他振作軍心，再接再厲，“籌措未密”較之“調度無方”輕。褒揚李元度，出于估計他已殉職。答諭的弦外之音，是概不追究徽州失守的責任。它發出的時間是九月二十一日，嚴參李元度的奏折發于九月十六日，參折先發，簽諭后發后到，絕非“遷怒”，毫無疑義。曾國藩之所以不念李元度的功績，不顧往日交情，不受眾人勸阻，斷然嚴參，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與急轉直下的皖南戰局有關，與風云突變的時局有關，與曾、李軍事上的分岐有關，還與曾的法紀觀念、儒家思想和李的操守、修養有密切關系。
1、曾國藩接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兼顧皖南防務，正值“江南糜爛”，全局被動，受命于危難之際。他的全局方針是：江北圍攻安慶，迫敵決戰；江南布兵三支，進圖吳浙。他自任中路，駐皖南的祁門，其馀兩支暫時還無兵可布。咸豐十年（1860年）八月十二日，寧國府失守，守將周天受陣亡；二十五日，徽州失守。至此，皖南四府一州全部落入太平軍手中，曾在皖南幾無立足之地。恰恰在這個時候（八月二十六日），曾接上諭，因英法聯軍逼近北京，命他派鮑超率兵三千兼程北援。真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船破又遇頂頭風啊!八月這個多事之秋，是曾國藩思想負擔最重，精神最苦惱，情緒煩躁不安的時候。李元度在這個時候失守徽州，火上加油，使曾難以承受心理壓力。
2、徽州是皖南通浙江、江西的要道，軍事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祁門大營的大門，大門洞開，使湘軍統帥部處于敵人直接攻擊的威脅之下。李失徽州，頗象《三國演義》的馬謖失街亭。太平軍攻取徽州、休寧后，因見急援徽州而未能趕上的鮑超、張運蘭兩軍分駐漁亭、夥縣，便放棄了直撲祁門的計劃，轉由婺源進江西，使曾國藩松了一口氣。一個多月后，李秀成十萬眾攻占夥縣，距祁門大營60里，再現失街亭險象。曾國藩寫下遺囑，帳懸佩刀，準備一死，幸鮑超趕到解危。這雖是參劾李元度之后的事，但它更能說明失徽州在軍事上的關系之大。
3、曾、李在軍事上意見相左。徽州之役，曾主守，要求李元度深溝高壘，堅守不出，李不聽，忽視湘軍最為重視的扎營、筑壘，反而隨時向敵迎戰。從這段時期曾給李的幾封信，可以看出他倆在戰守問題上存在著根本的分岐。如：八月二十日信：
閣下好分兵。吾向以分兵為大戒，新募之勇，尤不宜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辰刻信：
二十二夜接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是日出隊至臨溪，實為輕舉妄動，殊不可解。……前日派童、單二營至叢山關，已屬輕躁，此二十一日之舉則更躁矣。不意閣下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巳刻信：
來信前云派兩營同禮河出扎，后又云派三營同禮河出扎，鄙意只可派二營或一營出扎，余皆令其守城。平江勇輕進輕退，舊習未改，宜切戒之!
八月二十四日信：
扎營是第一根本事。平江營十六到，十七、八、九不令扎營；禮河二十到，二十一、二不令扎營，何也?聞皆散亂于沙州之上，何以御敵?宜紳民之不以為然也。
八月二十六日午初信：
二十六日己刻接二十五日辰刻信，辯前函躁字之責。二十一、二、三連三日出隊，非躁而何?守城尤貴于靜，務思沉幾渺慮。鮑營已五次飛催，并囑孔旭日長跪乞師，兵不行不起。拔隊入嶺之后，卻須謹慎，不可太躁。閣下勿再以二十日催禮河營之法催之。霆營者稍有疏失，則他無可望矣。關系極大，閣下切勿信筆亂寫。
曾國藩在書信中對部下如此嚴切指責，似不見二例。顯然，李元度不聽指示，輕舉妄動，還自以為是。這可能又成為李元度兵敗負氣出走的原因。曾深感局勢嚴重，兩天之內，六次飛調王牌軍鮑超霆營馳援。卻不料徽州府城只一晝夜就失守了!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日記中寫道：“夜二更聞徽州于二十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為之竟夕不寐”。次日又記道：“是日，平江各營敗勇俱至祁門，未得次青實在下落，殊為凄咽……是日思次青之敗，由于自是”。他料想李元度已死，不勝傷感；而于李元度之敗，則認為不能原諒。九月初六日，他接到李元度自街口所發之信，認為“猶多怙過飾非之辭。咸豐六年平江勇燒殺辰勇二百余人，次青信中亦多怙過飾非之語。此人殆不足與為善矣!”九月十二日與陳作梅“鬯談次青在徽誤事之情，日內心中惱怒殊甚”。
4、儒家崇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清廷對于陣亡、殉職的文武官員，無不優予撫恤。其中不乏封疆大吏，如黃州兵敗投水的湖廣總督吳文廬州城破投塘的安徽巡撫江忠源，三河陣亡的安徽巡撫李續賓等。而于作戰不力，兵敗出逃的文官武將，則視情節輕重，予以懲罰。咸豐十年（1860年），兩江總督何桂清蘇州兵敗，逃往上海，被革職拿問，后在京師正法，是典型的事例。曾國藩先后在靖港、湖口兩次兵敗自殺，論者或以為出于憂憤，或譏以羞愧，而忽略了這位儒教信徒成仁的選擇。李元度既是帶兵統領，更是皖南道道員，曾國藩未嘗不以他失徽州不殉節為憾。前幾天寧國失守，“江寧巡道福咸所署皖南道缺業已另放有人，猶復同守危城，效死弗去”，李元度豈能偷生他去?曾國藩九月初七日《致沅弟、季弟》信說：“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大節已虧，此后難于自立矣”。曾并非“太上忘情”欲李死，而是儒家傳統思想使然。不死，則失地有罪，受法紀制裁，理所當然。曾治軍賞罰嚴明，斷不能循私庇護。他在家書中說：“次青事須渠來營一次，乃可定案。今天下雖已大亂，而法紀不可全廢，如普（按指普承堯）不重懲即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重懲普而不薄懲青，即無以服徽人，并無以服普之心”。“薄懲”既考慮了失徽州的客觀原因，也顧及李往日的功勞，既重法紀，又有幾分人情味。
5、平心而論，李守徽州的兵力不單薄。除平江勇3000人外，曾調撥增援的禮河四營所有2300人，原徽防鬧餉嘩變留下的還有1600人，合計近7000人。在此之前，湘軍大將大都不過統領數千人，李續賓名聞天下，手下僅6000人，鮑超所向披靡，帶的不過5000人，左宗棠以新募的5000之眾，把守景德鎮，與太平軍驍將黃金文、李世賢兩部十多倍的兵力周旋數月，確保祁門大營的后門。李元度若能按曾國藩的指示堅守，徽州可保無事。他這支兵大都是沒有見過戰陣的新勇，曾是知道的，所以只要求他守六天，續有后援。正因為不是一支能征慣戰的精兵，李更應知道不可疏于扎營筑壘而隨便出戰。至于城垣坍毀，不是無法補救的困難。按《天岳山館文鈔》李元度追悼守徽陣亡的同事楊萃耕的《哀辭》說，楊催他修繕城墻，修葺三晝夜，完成三分之二，李世賢大軍來了……。按李世賢兵臨徽州城下是八月二十四日，李元度率部到達徽州是八月十六日，七天時間，為什么不早修?護城不扎營、修壘、挖溝，守城不早修城墻，李元度滿以為可以一戰克敵，無須乎“守”啊!難怪曾惱怒不已。
6、李元度輕躁自是，失守徽州，貽誤大局，責無旁貸。他卻使出驕氣來，仗著往日的功勞和交情，認為你曾國藩總不會把我怎么樣，竟然敗不歸營（當時曾還不知他去另投靠山）。在他的心目中，沒有法也沒有了曾，在曾的心頭之火上，再澆一瓢油。應該說，嚴參是李元度自討的。
有這許多原因，無怪乎曾堅持參劾。九月十六日，他上奏：“李元度躁擾愎諫，既不穩修營壘，又不能堅守待援，僅守一晝夜而潰，貽誤大局，責無可貸”，請旨“將李元度革職拿問”。廷諭照準。
三、李元度東山再起，又被參倒
李元度徽州出走后，在浙贛邊境逗留21天，九月十六日回到祁門大營，索還欠餉，回平江募勇去了。曾國藩日記：“傍夕，次青自廣信來，至營一見，尚無悔過之意，恐難長進”。這時曾還不知他已另有高就。
清廷批準將李元度革職拿問，曾國藩并沒有拿問，等他自動回營結案。然而李元度一去不返，浙江巡撫王有齡為他撐開了保護傘，步步升遷，曾容忍一年多，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參劾，奏片說：
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豐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內，經臣奏奉諭旨，革職拿問。該員并不靜候審訊，擅自回籍，與候補道鄧輔綸往返函商，求巡撫王有齡奏調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諭：“已革徽寧池太廣道（按即皖南道）李元度，著曾國藩飭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齡差遣委用，其應得罪名，仍著曾國藩查辦。欽此。”李元度并不具稟請示，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軍”。旋于義寧案內，經官文奏奉諭旨：“李元度著賞還按察使原銜，其失守一案，仍著曾國藩訊明，分別辦理。等因。欽此”。又于奉新、瑞州案內，經毓科奏奉上諭：“李元度著賞加布政使銜，其徽州失守之案，應否免其查辦，仍著曾國藩酌核具奏。等因。欽此。”
清廷賞識李元度人才難得，又值需人孔急之際，只須曾國藩圓轉奏復，徽案本可一筆鉤銷。李元度也太高傲了，毫無悔過表示，曾豈能容得：《奏片》繼續道：
“查義寧、奉新、瑞州皆臣所統轄之地，系賊先自退出，李元度并無打仗克城之事。……屢報克復，冒稟邀功，實出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棄瑕錄用，補授該員鹽運使，茲又攫授浙江按察使……臣查該員李元度，徽州獲咎以后，不候訊結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稟而徑自赴浙，于共見共聞之地，并未見仗，而冒稟克復。種種悖謬，莫解其故……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廣信，九月低衢州，節節逗留，任王有齡羽檄飛催，書函哀懇，不一赴杭救援。是該員前既負臣，后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所有該員補授浙江鹽運使、按察使及開復原銜、加銜之處，均請飭部注銷，仍行革職。姑念其從軍多年，積勞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
該員……平日文理尚優，帶勇非其所長。其所部安越軍八千人，臣當與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其守城，俟立有功勞，再由左宗棠奏請開復。”
這個奏片，毫不留情，連官文等督撫大員的保舉都徹底否定了。李元度自失檢點，再次跌入深谷。片中說：“后又負王有齡”，因李元度終未赴援杭州。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軍攻入杭州、瑞昌，王有齡同時殉城。
王有齡既死，李元度失去靠山，因見曾國藩在兩個多月內接連有升獎，于是向曾上一道賀稟，意在彌縫裂痕，修復舊好。曾收到這個賀稟，覺“文辭極工”，與幕友“言及前此奏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覺有不安”。然而，《賀稟》雖引起曾一時的感情沖動，卻未能使其心上的陰影完全消失。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曾參劾見異思遷、私行遠揚的鮑超部將陳由立時，舉鄭魁士、李元度二人為例說：“此二人者，鄭魁士之罪重，李元度之情輕，而其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則一也”。后因曾國荃、曾國葆對此有看法，才使曾國藩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變化，回信稱：
“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通首讀來，實使次青難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覺太負次青，愧悔無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余不憚改過也。”
六年后，他在這份奏稿后面批道：“后記：此片不應說及李元度，尤不應以李與鄭并論。李為余患難之交，雖治軍無效，而不失為賢者。此余之大錯，后人見者不可抄，尤不可刻，無重吾過。（同治）七年八月國藩批”。
四、曾國藩拜恩懷舊 密陳錄用李元度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失敗，曾國藩加官進爵，拜恩懷舊，于八月十三日上《密陳錄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稱：“今幸金陵克復，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竊異數，前后文武各員無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他申述對李元度的兩大內疚：一是咸豐六年他率軍在江西最困難的時候，“賴李元度力戰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憂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兩軍于江西，聽其饑困阽危，蒙譏忍辱，幾若避棄而不顧者”。再則“李元度下筆千言，條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戰陣非其所長”，是他“用違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來，每飯不忘。茲因忝竊高爵，拜恩懷舊，慚感交并”。“李元度屢經臣處參劾，未便再由臣處保薦，如何酌量錄用之處，出自圣主鴻裁”。兩次嚴參，一次陪參，又密陳錄用，真還需要一股勇氣。這篇密奏，情文并茂，清廷當即催令左宗棠查復。
李元度于同治元年第二次被參后，回家閉門著書，深自斂抑。“安越軍”已被裁撤，左宗棠的復奏未能使他開復。同治五年，貴州多事，巡撫張亮基奏調李元度入黔，自領一軍，屢屢見功。從此雨過天晴，朝延陸續賞還原銜、頂戴，授云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攢來晚晴好景。
五、“程門今已矣 立雪再生來”
曾國藩對李元度的感情變化，曲折動人。李元度飽經憂患，如何看待曾國藩呢?李原不是曾的門生，向來以弟子自居。曾去世后，李作《哭師》五律十二首，情意纏綿，凄切感人。其第九首云：“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風”。前兩句勾勒了他們以往的關系、情感，接著自認為有負于曾而將曾的嚴參（雷霆）和密陳錄用（雨露），一例看作對他的愛護（春風）。同治十三年，李還在一首步曾原韻的詩中寫道：“嗟我昔從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鯤鵬化，甘同鮒轍涸”。把挫折歸咎于自作自受。這種不怨不尤，反求諸己的態度，難能可貴；與前期的驕、嬌對照，判若兩人。大致多年閉門思過，大有悔悟。
當年曾、李風雨同舟，曾有兩家聯姻之說，后因李元度獲咎中止。同治十年，李元度舊事重提，欲將第四女許配曾紀澤撫子廣銓，曾國藩在家書中不勝感慨地說：“余往年開罪之處，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頃聞次青欲與紀澤聯姻，斷無不允之理，特輩行不合，抱慚滋深耳”。
李元度《哭師》詩最后一首的最后兩句是：“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用“程門立雪”故事，表達愿來世再為師生的心愿，心情沉痛，催人淚下。光緒十三年，李元度病故，時人將他附祀于長沙曾文正公祠，不等“再生”就來到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