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38歲的陶行知成了國民政府的通緝要犯。
3歲的曉莊師范也因蔣介石的一紙密令，面臨夭折的命運。
南京衛戍司令部派出軍警緝拿陶行知，解散學校，并要查封曉莊。
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
執行命令的軍警們發現，曉莊沒有圍墻，沒有校門，國民政府的朱筆大封條，竟不知貼在何處。
陶行知畢生的追求——“沒有圍墻的學校”，用這樣一種方式留下自己驕傲的一幕。
科學的頭腦，健壯的雙手，農夫的身體，藝術的情趣，改造社會的精神——這是陶行知對辦曉莊師范的五個要求。
這五個要求，其實每一個都是中國近代以來教育家的理想，但是把它們完整地表述出來，陶行知是第一個。
100年前，陶行知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師從杜威等名師。
1917年回國后，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授。
10年后，他脫下西裝革履，告別城市，來到郊區，穿上布衣草鞋，創辦了曉莊鄉村師范學校。
1927年1月10日，曉莊師范招生廣告在南京各報刊正式刊出。
辦學目標是：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報考資格欄提出：少爺、小姐、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最好不要來。
街頭巷尾，人們看著這份特殊的廣告，都覺得特別新鮮、有趣。
學校廚房被陶行知命名為“食力廳”，將廁所稱為“黃金世界”，把圖書館命名為“書呆子莫來館”，把禮堂稱呼為“犁宮”……
曉莊的學生成長起來，便又到周圍的鄉村辦學，每天去給農民和兒童上課。
這樣的師范實踐，使整個曉莊地區的山村，化作書聲瑯瑯的大學校。
這是他的一個夢：“要從這里開始，培養一百萬個鄉村教師，去改變一百萬個鄉村，從而使整個中國都富強起來。”
即便在最苦難的年代里，即便飽嘗辦學的艱辛，陶行知也從來沒有放棄。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是陶行知對這個苦難的民族崇高的師德獨特的概括。
從此，這句話代代流傳，成為激勵無數教師的座右銘。
1946年7月25日凌晨，徹夜工作的陶行知在上海突發腦溢血，猝然離世，享年55歲。
消息傳到千里之外的育才學校。
那一天，學校的鈴子一直打，一直打，打了十分鐘，打了十幾分鐘，打了二十分鐘……學生們、教師們，全部哭成一片。
他下葬的時候，送葬隊伍絡繹不絕。
他的靈柩從南京中央門抬到曉莊，棺上蓋著一塊紅綢布，中間點綴著四個白色大字——人民導師。
近代中國危機多難，“教育救國”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夢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為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曉莊師范被封后，拔出筆來，寫下“捧著一顆心事，不帶半根草去”的題詞，勉勵新安小學（陶行知于1929年6月6日創辦的一所實驗性學校）的師生們一定要堅持辦學。
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先后創辦曉莊學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開平民教育、鄉村教育、女子教育之先河。
時至今日，以陶行知命名的“陶行知學會”和以“育才”命名的中小學校在整個中國遍地開花，陶行知被贊譽為“萬世師表”、“當世一圣人”等，西方學者將其列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之一。
讓我們從他的語錄中，再一次感受教育對與人所將產生的重要作用吧。
人生辦一件大事來，做一件大事去。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漢。
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得巧,愚者問得笨。人力勝天工,只在每事問。
多少白發翁，蹉跎悔歧路。 寄語少年人， 莫將少年誤。
大雨過后，有兩種人；一種人抬頭看天，看到的是蔚藍與美麗；一種人低頭看地，看到的是淤泥與絕望。
愛情之酒甜而苦。兩人喝，是甘露；三人喝，是酸醋；隨便喝，要中毒。
先生不應該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學生不應該專讀書，他的責任是學習人生之道。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頓，你的譏笑中有愛迪生。你別忙著把他們趕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輪、點電燈、學微積分，才認識他們是你當年的小學生。
中國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腦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腦，所以一無所能。中國教育革命的對策是手腦聯盟，結果是手與腦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議。
我們要活的書，不要死的書；要真的書，不要假的書；要動的書，不要靜的書；要用的書，不要讀的書。總起來說，我們要以生活為中心的教學做指導，不要以文字為中心的教科書。
要解放孩子的頭腦雙手腳空間時間，使他們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從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人人都說小孩小，小孩人小心不小，你若以為小孩小，你比小孩還要小。
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
智仁勇三者是中國重要的精神遺產，過去它被認為天下之達德，今天依然不失為個人完滿發展之重要指標。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要把教育和知識變成空氣一樣，彌漫于宇宙，洗蕩于乾坤，普及眾生，人人有得呼吸。
在教師手里操著幼年人的命運，便操著民族和人類的命運。
我們深信教育是國家萬年根本大計。
人物軼事
陶行知，原名文浚，他生前深受明代教育家，心學創始人王陽明的影響，奉行“知行合一”學說。
胡適建議說，你善于顛倒概念，為何不叫“陶行知”呢。
胡適則自己把“胡適之”的“之”去掉。
從此，?將“陶知行”從此更名為“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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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選自2016年7月24日《中國教育報》“人物”版 作者：高毅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