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朋友圈被一件事情刷屏：女生“彎彎”在798和頤酒店遇襲。這件事僅僅在幾小時內就刷爆了朋友圈和微博，再次把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企業——如家，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而剛剛過去不久的引起如此關注的企業，可能還是“血友吧事件”的百度，與寶能進行股權之爭的萬科。

相信大家最近也看了很多分析此次事件的文章，大多是從事件本身、女性安全等角度入手，對此我也不專業，也不瞎做評論，今天我嘗試從公司的角度來說說此次事件對我的一些啟發。

很早之前看過一本管理大師德魯克的書籍《公司的概念》，這本書詳細的闡述了公司的誕生以及如何定義公司的概念和邊界，當時他與通用汽車總裁斯隆的態度相對立，他認為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職能，而斯隆則認為公司只應追逐利潤（經濟學視角）。其中，德魯克的觀念是：一個社會正常運行，涉及三個基本概念，即地位、權力和功能。滿足一個社會正常運行，涉及三個最基本的條件，即每個人有明確的社會地位，并擁有正當的社會權力，按照整體目標發揮社會功能。因此，建立一個能夠正常運行的工業人社會，必須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必須建立在人的基本訴求基礎之上，換言之，必須賦予工業人或工作中的人以社會地位、社會權力和社會功能。然而，這個過程并不順利，每一位社會成員只能依托一個社會基本單位或企業，獲取社會地位、行使社會權力和發揮社會功能。進而，只有企業可以成為這樣一個社會組織，承擔起整合社會成員或工業人的責任。而后來通用汽車的破產證實了德魯克公司理論的正確性。在眾多導致通用汽車破產原因的論述中，很關鍵的一條，是通用汽車擔負的員工福利過于沉重以致難以為繼，而這正是德魯克在《公司的概念》里預言了的后果：如果公司不能成為本地社區的一部分，它就只能獨自承擔員工福利，尤其是退休員工的養老福利以及醫療開支。（部分觀點引用公眾號混沌巡洋艦）

那么現在我們來看我開頭提到的案例，其實我們需要討論的點是：企業是如何誕生的？一家企業應負責任的邊界是什么？企業有哪些分類？帶著這些問題，我重讀了《公司的概念》。

按照一般教材的分類，可以粗獷的分為商業型企業和社會型企業。但是我們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發現他們之前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界限，至少從生活中我們是很難去區分到底這家公司是商業型企業還是社會型企業，大部分情況是：一家企業是交叉存在于這兩種狀態，所以這就很難去定義企業的應負責任的邊界，我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企業，因為我們本質上很難定義一個變化的概念，那以上這些對我們有什么指導意義嗎？

在科斯《論述企業性質》的那篇著名論文中，他論述到：在探索企業的定義時，像經濟學家通常所做的那樣，首先考察經濟體制或許是比較合適的。在價格機制協調配置資源的市場里，為什么存在著靠權威下達的命令組織運行的企業？科斯的答案是：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家”)來發號施令，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他接著問：既然企業可以節約市場的運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業越大，節約的交易費用越多，經濟就越有效率呢？科斯對此的解釋是，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同樣也要受到經濟力量的制約。這是因為，市場運行不免費，但是企業連同企業家下達命令、行使權威的協調方式也需要成本，這就是科斯的“組織成本”。

在企業之外，價格變動決定生產，這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協調的。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伴隨著交易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顯然，存在著協調生產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產是由價格機制調節的，生產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組織的情況下進行，面對這一事實，我們要問：組織為什么存在？

回到德魯克的觀點：經濟學是邏輯敘事的語言，過度的抽象，不免使得人們在激蕩思想之后，對真實的理解沒有更大的提高，世界上的事情并不皆源于成本收益估計。德魯克的觀察，或許對更好的理解企業，構成了一個有益的補充，他認為：“商業企業及公共服務機構都是社會的重要器官。他們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而是為了實現某種特殊的社會目的……他們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但是在當前社會效率極化的情況下，社會、企業、個人嚴重脫節，導致個人不愿意為企業承擔責任，不愿意為社會承擔責任，更別提成為德魯克口中本地社區的一部分，所以就導致個人不主動關心企業，企業不主動關心員工。也就發生了很多我們看到的悲慘的例子，如富士康跳樓事件等。

我們現在回到經濟學中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企業承當社會責任是要付出成本，但是經濟學中企業的核心就是降低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所以從邏輯上講，越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成本會越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大環境下，這些更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就會敗下陣來，哪怕他們深得民意。

企業在效率為上的機制下，本質上社會責任感就會不足，而不完全市場競爭只會加劇這個傾向，導致更多的責任無人承擔，從而陷入一個死循環，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群眾是非理性的。

小結：企業的概念是一個變量，并不是一塵不變的，但是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邊界在哪，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如果社會底層的運轉機制和大環境不進步，那么這些問題的探討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因為大部分人或者組織都是短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