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詩放到我們面前，無論我們是用眼睛的方式還是心靈的方式，我們首先看到的，將是什么？

我想是意象。意象在詩中置于前景。因此，隱喻和象征都與意象直接聯系，以意象為它們的外觀，即意象可能就是隱喻或象征。

隱喻是語言的普遍原則之一。但詩歌隱喻是審美的隱喻，而不是“桌腿”、“山腳”之類語言的隱喻。審美的隱喻，是使用者為了產生一種感情上的效果，為了事物獲得凸現的意義而故意生造出來的。

生造的依據是對兩種或多種事物抱有的共同態度，而不是事物之間客觀屬性的相似，盡管隱喻并不排斥這種客觀屬性的相似。

“森林/巖石纖纖伸出的手/彈唱生命的悠遠/斑竹根的淚/松針的淚/夜來香和小草的淚/山藥根的淚/使語言在舌尖陶醉”

描繪古泉的這些詩句中巖石的手（森林/手）、松針等等不厭其煩的淚（泉水），顯然停留在事物屬性的相似上（例如淚與泉水均是液體、透明的），這使得它們只是語言的隱喻，所起的作用是裝飾性修辭。

只有修辭作用的語言的隱喻是一種詞的關聯，他止步于詞上，意義也隨之止步于詞語。這種隱喻在本質上與明喻相同，他和明喻一起大量出現在新時期以前的所謂傳統新詩中。

由此似乎可以說，兩個時期詩歌特性的區別就在于明喻和隱喻的不同——現代詩的隱喻是一種上下文之間的關聯，它總是介于其間：既在構成隱喻的此端和彼端之間，也在上下文的語境之間：

翻遍滿山的石頭

不見一只蝎子：這是少年時代

哪一年哪一天的事？

如今我回到這座山上

早年的松樹已經粗大，就在

巖石的裂縫和紅褐色中

一只蝎子翹起尾巴

向我走來

與蝎子對視

傾刻間我成為他足下的石沙

王家新這首《蝎子》中，篇首以“不見”的形式出現的蝎子，是因延伸到篇末的“傾刻間我成為他足下的石沙”而照亮顯示為隱喻的。

而顯示為隱喻的篇首這尋而不得的“蝎子”，又擴張了下文中的一系列隱喻意象。離開了這些上下文的特定語境，隱喻便退出了意象。

因此，我們習慣直接說某意象是隱喻，只不過是以有形（意象）來指稱無形（隱喻）罷了。

從句子來看，隱喻建立于句子“首要主語”的一系列獨特修辭語，獨特的修辭語給予“首要主語”以獨特屬性——這屬性即使是事物原有的客觀屬性，現在也變為主觀的——這些屬性在特定語境（上下文）的作用下變為一種含義，隱喻的含義。

“首要主語”也就是句中的主要意象？“翻遍滿山的石頭/不見一只蝎子：這是少年時代，哪一年哪一天的事?”這個句子中的首要主語是蝎子，單靠“蝎子”顯然不能構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隱喻，作為“蝎子”上下文的修飾語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超過了“蝎子”，當然更加超過了隱含的“我”。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詩將語法中的定狀謂賓補變成了主語——這也是意象、隱喻以及象征共有的詩歌語法特點。

《蝎子》中“傾刻間我成為他足下的石沙”這一句尤其引起我注意，因為他直截了當地有助于說明，現代詩隱喻的意義來自于一種頓悟；現代詩的隱喻不只是一種替代或事物的改寫，不只是一種謎語式的修辭手段，而是一種直接認同。

直接認同是對世界及其事物的一種態度，而非提供對世界及其事物的直接答案的方法。我為什么成了尋找蝎子，蝎子隱喻什么？等等，等等，詩中沒有解答，解答始終延擱、空缺，詩所提供的只是人與世界相遇的時刻。

按照杜夫海納的說法，“意義產生在人與世界相遇的時刻”，因此《蝎子》必有意義（即解答）可以追尋，但讀者雖可依據詩的隱喻的能指（即符號的語音或其書寫形式）的蹤跡追尋下去，這追尋卻沒有盡頭——總會有人能夠對同一首詩提出新的闡解。

這種固定化解答的失落，以及解答在詩中的始終延擱、空缺，正是詩的隱喻的現代特征。解答（意義）借助隱喻而被傳遞到空白中，空白，因此而成為詩的中心。意義的空白對于詩的必要性，已是常識而無需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