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制造”的第一道工序是在幼兒園里完成的。
德國少兒教育成功地將責任意識和責任能力融入人的心智和行為模式中，成為一種文化本能和文化DNA。這使得德國制造既是商業現象也是文化現象。沒有文化本能作為競爭力的底蘊，中國制造在深度的價值競爭中自然會力不從心。
收前不久我應著名的歌手龔琳娜女士之邀去她家里做客，吃的是純正的巴伐利亞烤豬肉。龔琳娜的丈夫老羅，是一個德國人，他忙里忙外，不一會功夫就做出一頓大餐，主食甜點，一應俱全。我很不好意思的說：“還要麻煩老羅你親自下廚。”老羅笑著回答道：“我們家其實一直都是我在做飯。”我觀察到老羅在準備這一頓晚飯的時候完全是樂在其中，樂呵呵的就把一桌豐盛的晚餐做好了。
老羅在做飯的時候龔琳娜告訴我，老羅這個人動手的意識和能力非常的強，家里有什么東西壞了，也都是老羅自己修。這讓我非常地吃驚，一個癡迷于做音樂的人，樂于做飯，家里電器壞了也會維修，這和我想象中搞音樂的人有很大的反差。回頭再一想，我以前和一些德國朋友打交道的時候，也發現了這種現象
他們動手的意識和能力都很強，并且能在動手的過程中享受到一種極大的樂趣，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龔琳娜給我講了她兒子的兩個小故事，讓我漸漸地明白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看不見的競爭力——責任競爭力
第一個故事是這樣的，龔琳娜的大兒子出生在德國，三歲之前接受的都是德式教育。在她兒子三歲的時候，一家人從德國回到了龔琳娜的老家——貴陽。龔琳娜的父親見到自己的洋外孫，自然是非常的喜歡和寵愛。龔琳娜的兒子只有三歲，大小便不能用馬桶，只能用自己的便盆。有一次，她兒子大便完以后，他的外公就順手把便盆給倒了。但是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看到自己的外孫一臉不高興，用一種很奇怪甚至有點抱怨的神情看著他。
他的外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事惹得自己的小外孫如此不高興，就問龔琳娜：“他怎么了，怎么不高興了？”龔琳娜也不明白，就問他的兒子。龔琳娜的兒子指著便盆，用一種非常堅定的語氣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是我的責任！”
原來他是認為他的外公剝奪了他的責任，所以他很生氣。
這個故事令我非常的感慨：
一個三歲的孩子，對責任的意識這么敏感。這種責任感是我在中國孩子身上(包括我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到的。
我們三歲的孩子所掌握的詞匯之中可能還沒有責任這個詞，更談不上什么責任意識了。
還有一個故事，有一次老羅兩口子帶著孩子乘飛機，在飛機上，一個女乘客和空姐發生了爭吵。準確地說，是這個女乘客在不停地指責空姐，而空姐由于受過專門的職業訓練，所以并沒有還嘴。但是當空姐受到這種劈頭蓋臉的指責的時候，心里的滋味肯定也非常的不好受。
當這個女乘客發泄完以后，龔琳娜的兒子突然站了起來，走到空姐和女乘客的身邊，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舉動。他左手拉著空姐的手，右手拉著女乘客的手，慢慢地把兩人的手疊在一起。同時微笑著以一種期待的目光看著她們倆。
這兩個人當然是非常尷尬，但是當他們看見孩子天真無邪又充滿期待的目光的時候，怨氣都被化解了，她們各自沖這個孩子發出微笑，最后她們倆相視一笑，這場沖突就這樣在微笑中消失了。
龔琳娜在旁邊目睹了這一切非常的吃驚，于是就問她的兒子：“剛才你做的很好，但是你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她兒子回答到：
“在我們幼兒園里，如果有兩個小朋友吵架，旁邊的人必須要拉著兩個人的手，并且把兩個人的手疊在一起，讓他們重歸于好，這是我的責任。”
我聽完第二個故事之后，得到的就不僅僅是感慨了，甚至產生了極大的震撼。
一個小孩子的行為，的確帶給我很多的思考與啟發。我似乎得到了剛才我提出的問題的答案，為什么我認識的德國人，動手的意識和能力都很強，并且樂在其中?這背后，可能和責任這兩個字有關。
責任這兩個字，從小就被德國人用教育的方式，深深地融入到他們的血液之中，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本能的反應。在日常生活之中，這種從小培養的責任意識，會自動的、不需要他人提醒的表現出來，最后形成德意志這個民族的一種特有的民族氣質。
我經常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個問題：德國制造為什么這么優秀?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我自己也經常地思考。我通過龔琳娜女士的兒子的兩個小故事，得到了關于這個問題的一種解答方式：德國產品競爭力甚至是國家競爭力的背后，是一種看不見的競爭力——責任競爭力。
文化底蘊：產品真正卓越的秘訣
著名的咨詢公司埃森哲有一套關于“卓越績效”的理論，認為一個公司的卓越績效實際上包含三個因素。
第一個是市場聚焦能力。
非常精準地找到客戶的需求，理解需求的實質。當客戶的需求發生微妙變化的時候能夠提前感知到這種變化，并且在自己的產品中提前注入滿足這種需求的功能。
第二個因素是企業有沒有相應的能力和資源來滿足這種需求。
當一個企業敏感地發現這種需求，卻因自身的能力不足不能滿足這種需求的時候，是沒辦法提供
卓越的產品的。
但是僅僅有資源有能力還是無法把一個產品做到真正的卓越，因為尚可的產品和真正卓越的產品之間的差別其實非常之細微，就像人的DNA和大猩猩的DNA有99.99%都是相同的，只有0.01%是不同的。
但是造成人和大猩猩在智力上天差地別的關鍵因素，就是這0.01%的不同。
同樣的道理，一個平庸的產品和一個真正卓越的產品，背后的差異可能也只有0.01%的差別。這個差別看似微小，卻是通過能力和資源難以彌補的。就像一個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口音的差別，雖然外地人可以通過學習和反復的磨練說出一口外行聽著非常純正和地道的當地話，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一聽，還是能從口音中聽出他究竟是不是本地人。就像過去北京人甚至是可以區分一個北京人到底是東城人還是西城人，是宣武人還是朝陽人。
一個產品的品質是否真正卓越，就取決于這0.01%的關鍵因素，這個因素是一個產品所包含的文化底蘊，是卓越績效的第三個因素。
書法家與“書法匠”
前幾天跟一個書法界的朋友聊天，他說：“現在的中國書法界，只有‘書法匠’，沒有書法家。”為什么這樣說呢？他的觀點是：過去書法其實是一個“副產品”，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書寫工具。
這些文人士大夫，比如說蘇東坡、王羲之，他們本身就是文學家，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但是我們當代書法家，卻沒有幾個人有這種深厚的文化底蘊了。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是所有書法家的必修課，但是我們當代書法家，在練習《蘭亭集序》的時候有沒有問過自己這樣一個問題：
“自己能不能寫出像《蘭亭集序》這么出色的錦繡文章來？”
如果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那么就只能做一個“書法匠”，而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書法家。作為一個“書法匠”，雖然已經具備了某些書法的技巧，接近了書法的門檻。但是想要踏過這個門檻，成為一個真正的書法家，可能比登天還難。這其中“登天”的關鍵就在于有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做產品也是這樣，我們可以買到先進的設備，也可以通過培訓獲得一定的能力，但是想把一個產品做到極致，那就要取決于文化底蘊了。
比如說德國制造，最深層的文化底蘊，就是這種從小養成的已經深入到骨髓的責任意識：
盡心、盡性、盡力的把一件事情做好，這是德國制造的童子功。
反之一個從小沒有責任意識，做事情浮皮潦草、敷衍塞責的人，是不可能做出卓越的產品。
星巴克的創始人舒爾茨的自傳《將心注入》，這其中注入的“心”就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而且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并不是一朝一夕注入的，而是一種在積年累月做產品的過程中產生的為客戶負責的文化底蘊。
最近我在研究這樣一個問題：“歐洲制造業歷史和歐洲宗教史之間的關系。”我發現這是一個我應該早就意識到的問題
歐洲最好的產品大多都起源于修道院
比如說歐洲最好的葡萄酒，就起源于修道院。修道院釀造葡萄酒，是因為歐洲中世紀宗教儀式上需要用到葡萄酒，他們在釀造葡萄酒的時候， 懷著一種宗教的虔誠感，“盡心、盡性、盡力”的侍奉自己所信仰的神，在這種宗教虔誠精神的支持下，才釀造出歐洲最好的葡萄酒。
歐洲最早最杰出的修表匠，也都是來自于修道院，原先都是些給教堂做金銀法器的工匠。后來由于宗教改革，有的修道院解散，而新教的教義又崇尚簡樸，教堂不再需要非常奢華的金銀法器，這些教堂的工匠就失業了。只能被迫去民間尋求生機，他們把原來給教堂做的大鐘改造成小表，把“B2B的產品”改造成“B2C的產品”。由于鐘表這種機械非常精密，要求制造人有一種非常強的責任意識和虔誠感。所以只有在歐洲這種宗教虔誠感非常強烈的文化氛圍里，以一種極負責任的態度，才有可能做出精美絕倫、享譽世界的鐘表。
終極的競爭是文化底蘊的競爭
所以一個產品，最終是否能夠貼上德國制造的標簽，成為民族的驕傲，歸根結底就取決于這種文化底蘊。
高水平的競爭、終極的競爭其實也是這種文化底蘊的競爭。
中國產品和德國產品之間的差別，本質上是文化底蘊的差別，文化底蘊的內核是一種責任意識。而中國制造，非常缺乏這種責任意識。
五四時期，胡適寫過一篇文章叫《差不多主義》，就在批判中國文化中這種敷衍了事不負責任的“差不多文化”：做任何事情都覺得差不多就可以了。這是我們文化中的一種“劣根性”，但是當兩國產品的競爭進入到終極的文化底蘊的競爭時，這種“差不多主義”，很有可能會使中國制造在最關鍵的地方敗下陣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