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剛上中大歷史系那會，一位同樣愛好歷史的好朋友問在大學里讀歷史可以讀點什么書，當時還沒有摸到入門門徑的我，居然向他推薦了剛剛重版的《柳如是別傳》。我不知道他后來有沒有買到這個書，雖然作為入門讀物來說的確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但里面所貫穿的治史理念是相當值得今人借鑒的。陳寅恪先生耗費自己整個晚年的精力來“頌紅妝”，決不僅僅是為一名風塵女子立傳，實則字里行間，有著許多一輩子治史的心得和思考。僅摘錄數則分享如下，有心者在閱讀《柳如是別傳》的時候便可發現，除了陳先生那令人拍案叫絕的“以詩證史”邏輯外，在考證文字后不經意的幾句評論，方是其治史的獨門絕技。
“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最初出處，然最初出處，實不足以盡之，更須引其他非最初，而有關者，以補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詞用意之妙。”（頁一一）
這幾句話，解釋了既要找原始資料以證明最早的來源，又要找相關材料以通上下左右之關系。所以導師曾言，治史是聰明人下笨功夫，不僅要能讀懂材料，更要讀通材料。
“就所見文籍中記載河東君事跡者言之，要推顧云美所撰河東君傳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獨以其人之能文，實因其人于河東君具有同情心之故。”（頁三八）
陳寅恪先生曾稱治史必須具備“同情之理解”，史家必須把自己沉浸在研究對象的同一時間同一環境當中，才不至于用自己的“時代意見”，代替研究對象的“歷史意見”，妄生許多不必要的錯誤理解和評論。
“明季士人門戶之見最深，不獨國政為然，即朋友往來，家庭瑣屑亦莫不劃一鴻溝，互相排擠，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讀其著述，尤應博考而慎取者也。”（頁四四）
這就是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的時代，要有多幾分人情世故的理解。有許多世俗行為的問題未必能見諸直接的文字記載，但可以從時人的交往行為中得出一種不失真實的歷史感覺，這種感覺是在研究過程中不可缺乏的一種能力。羅志田先生說“歷史學不能缺乏想象力”，大概也是這個道理。
“寅恪曾謂河東君及其同時明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其原故，雖由于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頁七五）
這段話大體可以解釋柳如是為何能夠在晚明時期于眾人里脫穎而出，實則是個人的追求與時代環境之互動結果。而時代環境的特征，并非有著作可以一一概括，還是需要研究者仔細揣摩同時代人的互相交往，才能從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出發，慢慢理解其行為特點及作用結果。如果不能對這一環境有所把握，自然也難以理解柳如是的時代意義，更無法體會陳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的微言大義了。
如是經驗巧談，尚需細心揣摩，明其大義而后仿之。近人多惑于陳先生晚年致力于一女子研究，謂其浪費時間精力，實不知陳先生將其畢生治學心得寓于此書之間，豈止于一杰出女子之研究乎？今日重讀《柳如是別傳》，實則不能將其單純作為一本研究著作來看，里面許多治史觀念與方法，十分值得我輩重新好好咀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