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后經濟恢復（1945-1955）
1945年8月6日，美國向廣島投放第一顆原子彈。8日，蘇聯向日本宣戰。 9日，蘇聯紅軍即越境進入中國東北，與日軍開戰。同日，美國向長崎投了第二顆原子彈。當天，日本政府在天皇皇宮地下室舉行了一整天的會議，最后，在內閣與軍部中的主和派與主戰派仍爭執不一時，44歲的裕仁天皇裁決：“在本土決戰準備不足，決定接受美、中、英三個盟國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結束戰爭。”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的代表，到停靠于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簽署了《投降文書》。這樣，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英等國對日的太平洋戰爭，日本便以“終戰”形式，向盟國予以投降，正式結束了法西斯戰爭。從程序上講，9月2日是正式投降，因此，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日本國內由于空襲的破壞滿目瘡痍、遍地廢墟。據統計，死亡人數在50-1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空襲的被害者。建筑物的毀壞，以當時幣值計算，競達4967000億日元，占日本國家財富總額的42%。
日本的工業部門的災害更加嚴重，日本56種產業的生產設備，僅存水力發電等五種尚具生產能力外，其他產業全部破壞無遺。由于舊殖民地的喪失，不但生產所需的原材料無法取得，國民的糧食也告斷炊。因此，工人沒工作，國民沒飯吃，簡直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戰敗地獄圖。
國民生活首當其沖的是通貨膨脹問題，戰爭引發的通貨膨脹使戰后日本物價飛漲，黑市貿易盛行，1945年12月，東京地區商品批發價比戰前上漲了5.3倍，到1946年12月，猛漲為16.3倍，到了1947年底，漲了48.2倍，而1949年，已經漲了240倍。
而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在于
第一，長期戰爭期間的巨額軍事開支，主要是依靠日本銀行的借款和龐大的赤字國債籌借的，它累積了巨大的貨幣購買力。
第二，戰后初期，日本政府濫發軍費，短短的3個月內（1945年8月-11月）達到266億日元，而這筆巨款，是以銀行認購的形式發行的，因此日本銀行被迫增發大量紙幣，加劇了通貨膨脹。
第三，銀行貸款的急劇膨脹。從戰爭結束到1945年末，日本銀行對原軍需企業貸款共達37億日元，1945年9月—1946年1月，全國民間銀行貸款總額達172億日元，而這些資金大部分用作冒險的投機資金。
第四，居民大量提取儲蓄存款。戰爭期間，由于實行嚴格的物資配給制，居民很難在市場上買到物資，被迫把錢存到銀行，戰爭結束后，撤銷了對日用品的管制，居民大量提款購買生活品，從而加大了貨幣的供給，對通貨膨脹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為了克服同惡性通貨膨脹緊密聯系的一些經濟難題，以及恢復國民經濟正常運轉，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指示下，日本實行了三大民主化改革。
一是農地改革，當時的日本約有7600萬人口，其中有近半數人口屬于農業人口，而地主占有的耕地約為全部耕地的46%，佃農和半自耕農占總農戶數目的70%。因此，日本在美國的“推動”下，開始了農地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收購地主手中的土地再將其轉賣給農民，同時限制了最高地租額。此次改革在扶植自耕農、保護佃農、抑制地主權利等方面卓有成效。
土地改革使日本真正出現了“耕者有其田”，從而獲得解放的農業生產力，不僅為保證國民的生活，提供了較為豐富的食品物資，由此，穩定了原本動蕩不安的社會。同時，也為工業的復興，提供了強大物資與人力基礎。
其實此次土地改革進行的也并不順利，由于土地改革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初次土地改革的議案在國會上也遭到了強烈的抗議，要不是日本“太上皇”麥克阿瑟發話要求日本政府必須拿出確切、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日本戰后的第一次農地改革恐怕早已胎死腹中。
第二大民主化改革就是勞動改革，日本作為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不足和技術、設備落后的情況下，何以敢于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所依靠的正是日本政府和資本家自始至終對工人的封建式的殘酷壓榨和剝削。因此，占領軍為了不使法西斯思想的復活，便強化工人的組織，允許工人的社會運動，意圖用社會主義來對抗法西斯主義。
另一方面，日本工人的工資超低，由于國民生活困難和國內市場狹隘，便很容易走上對外侵略之途。因此工人運動的解放和工人的擴大保護，保護最低工資，便成為日本經濟要達到民主化不可或緩的做法。
日本勞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勞動三法”的頒布，即《勞動組合法》、《勞動關系調整法》和《勞動基準法》。其中，《勞動組合法》其實就是關于工會的法律，《勞動關系調整法》是關于勞動爭議的法律，《勞動基準法》是統一的、普適的勞動法律。
盡管“勞動三法”使得日本工人的勞動條件、生活水平以及生產積極性都得到某種程度的提高，但是其改革畢竟是在美國主導下進行的，因此其身上必然會存在美國利益的影子。
第三大民主改革就是經濟改革。首當其沖的便是解散財閥。資本壟斷形式主要有四種，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
日本的財閥是典型的康采恩式壟斷，即有一個處于核心地位的控股公司，通過對成員企業的持股來將這些企業置于其控制之下。當時，日本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野村等“十大財閥”，以及其他與支持戰爭有關的壟斷性公司，共83家，改革后，被勒令交出大部分股權（政府沒收性質），然后，或予以解散，或予以分割為多家公司。其交出的股權股票，則由政府轉賣給或該公司內部員工，或進行市場拍賣。制定并公布的《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更在法律上使財閥集團不僅不復存在，而且，壟斷企業也不允許再生。
只可惜，財閥的解體仍然不夠徹底，由于“解散財閥”時未觸動財閥的銀行，從50年代初期起，以舊財閥銀行為中心聯合原系統各大企業的經理陸續組成經理會。至70年代初，先后形成以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等六大財團為首的一批壟斷資本集團。
說完日本的三大民主化改革，我們再來看看日本采取了哪些政策來挽救經濟。
首先是產業重建，在這方面，日本施行了傾斜生產方式，也就是將煤炭和鋼鐵作為最優先產業進行扶持，由政府主導推進生產，這主要是因為煤炭和鋼鐵是其它大部分產業的原材料，而當時日本這些東西都是很匱乏的，因為一方面其沒有了海外殖民地，沒辦法進行資源掠奪，另一方面，其國內生產由于戰時被美國轟炸，產量腰斬。
但是日本很頭疼資金問題，因為產業重建沒有資金來源啊，別說資金來源了，日本在外還欠了戰勝國一大筆債務，哪來的錢復興產業呢？但好在美國對日本進行了所謂的“復興援助”，這個“復興援助”，直到1951年日本獨立才宣告終結，6年合計21.18億美元，倘若沒有美國援助，日本重建可謂是難上加難了。
另外，日本也設立了“復興金融金庫”這個金融機構，主要是為重點產業進行融資，該機構資金來源主要是發行復興債，發行額一度達1680億日元，由日本銀行承購，也就是日本銀行變相的“發錢”給這些重點產業，但是這使本來就通脹嚴重的日本雪上又加霜啊。
在傾斜生產方式施行一年后，日本鋼鐵和煤炭的產量達到了戰前50%的水平，直接帶動了電力和輸送等相關部門的活力，進而影響了一般產業，還是取得了很不錯的效果。此后，日本又對傾斜生產進行了修正，將糧食和出口貿易也納入了重點產業。
然而，傾斜生產時期的經濟恢復，是在一種極不正常的體制庇護下實現的，比如對外經濟的封閉性與依賴美國援助、對內嚴厲的經濟統制以及通貨膨脹的持續發展等，這些因素仍極大制約著日本經濟的復興。
為此，美國底特律銀行總裁道奇為穩定日本經濟、平衡財政預算、抑制通貨膨脹而制訂了一系列計劃，這就是著名的“道奇計劃”。
道奇來日本后，就提出了日本“竹馬經濟論”，竹馬經濟，即依賴經濟，不穩定的經濟。他說：“日本經濟如同踩高蹺(竹馬)一樣兩腳不著地，高蹺的一條腿是美國援助，另一條腿是國內補貼金。如果這兩條腿抬得過高，就有跌倒而折斷頸竹馬的腳過高，就會摔倒，折斷頸骨。日本經濟必須準備砍斷竹馬的腳，靠自己的腳走路，實現經濟自立。”
總得來說，道奇計劃就是要實現三個轉變，一是通脹經濟向穩定經濟的轉變，二是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三是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計劃實施的結果，盡管最初觸發了日本經濟嚴重衰退，但也使日本貨幣和物價迅速趨于穩定，通貨膨脹得以遏制，這為隨后的信貸和其他產業政策的實施創造了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也有利于日本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現代化。
不得不說，日本運氣是真的好，難怪日本人自己都經常說“天佑神助”。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景氣”就像一貼日本經濟的“回生藥”一樣，直接把日本的生產部門搞活了。具體來說，就是將整個日本產業都帶入戰爭景氣之中，不但各產業的生產力擴大，而且出口量激增，為日本帶來了大量的外匯收入，不僅如此，美國還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技術支持。果然，“戰爭財”真是名不虛傳啊。
這樣，到1953年朝韓停戰時，日本的工業生產、勞動生產率、實際人均收入與國民消費水平，就都超過了戰前（1935—1936年）平均水平。日本的外匯儲備，1949 年末尚只有 2 億美元，而到1952 年底，就達到了11.4億美元。日本國民的消費水平，由城市工薪階層收入較之1949年提高了21%，農民收入提高了17%，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機這新“三大件”的消費，開始取代原“三大件”即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逐漸進入了家庭。
在此，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美國對日態度的轉變是日本經濟得以快速恢復的重要因素。
二戰后，按照最初的設想，美國要對日本實行限制和削弱政策，以達到永久控制的目的。但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力量日益強大，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引起了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大仇視和恐慌。
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對日政策由“限制削弱”轉向“扶日反共”。比如，日本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工廠設備，原本是要作為對戰爭的賠償，予以拆走付賠的。但由于后來出現的冷戰局勢，使美國占領當局改變了這個計劃，結果，實際拆走用于戰爭賠償的機器設備，僅只有原計劃的 7 %，當時價值僅約 1.6 億美元。再如，迫于美國的淫威，其他國家對日本的戰爭賠償也是比原計劃大幅度的減少。
綜上所述，二戰后，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恢復和發展。除其原有的基礎和自身的因素外，其有利的國際環境，尤其是美國的扶持政策，是非常的重要原因。
日本經濟企劃廳１９５６年發行的《經濟白皮書》中有一句名言：“現在已經不是戰后了。”其含義是日本戰后經濟恢復階段已經結束了。這標志著到１９５５年為止，日本經濟已經恢復到了戰前的最高水平，從此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