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的《伯夷列傳》主要記載的是伯夷、叔齊兄弟倆的事跡，伯夷、叔齊是商朝時期的人，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可見，二人因“讓國”和“餓死”兩次高風亮節之舉，得到了天下人的稱贊，所以司馬遷將該傳記排在史記列傳中第一的位置。

所謂的“讓國”，是怎么回事呢？

伯夷和叔齊二人出身高貴，都是孤竹國國君的兒子，妥妥的白馬王子。

孤竹國是商朝的附屬國，大約的位置應該在今天遼寧省的西南部地區，孤竹國國君在世的時候，就確定了死后把國君之位傳給叔齊。

可叔齊倒也奇葩的很，父親在世的時候并沒有拒絕當儲君，等父親一死就反悔了，無論大臣們怎么勸說，就是不肯繼位，還提出要把國君的位置讓給伯夷。

對叔齊的讓位，伯夷當然是拒絕接受的。伯夷倒不是不想當國君，而是因為不敢違抗父命，無奈之下，伯夷就就逃走了。叔齊一看，你既然可以逃走，那我也逃走算了，于是就和伯夷一起逃走了。

孤竹國的臣子一看，這兩個王子都跑了，無奈之下，只好立了孤竹君的“中子”當國君。

這就是二人的“讓國”之事。

其實，上古時期的國君，責任大權力小，當國君是一件苦差事，作為王子，不愿當國君，不顧國計民生，在關鍵時刻溜之大吉，倒也沒什么值得夸耀的。

毛主席就曾說：“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摘自《別了，司徒雷登》）

看來，伯夷叔齊所謂的“讓國”，無非是當了一回逃兵而已。

所謂的“餓死”，又是怎么回事呢？

話說這二人都不想當孤竹國的國君，于是一起逃跑了，逃到哪里去了呢?按理說，孤竹國是商朝的附屬國，本應該逃到自己的宗主國商朝去才對。

但二人也不知怎么想的，從遼寧地區一路爬山涉水、翻山越嶺，千里迢迢跑到了商朝的敵國（也是附屬國）——位于陜西地區的周朝去了。

當時周朝的國君是周文王，見二人來投靠，很是高興，很隆重的接待了他們，他們二人也成為了周朝的座上賓。后來周文王死了，周武王繼位后，想推翻商朝的統治，于是計劃伐紂。

二人一看這可不行，我倆可是商民啊，于是就想阻止武王進行伐紂，武王當然不鳥他們，他們就罵武王不忠不孝，武王倒也寬容，沒處置二人。后來，武王伐紂成功，商朝被推翻了。

商朝滅亡后，二人倒是很有氣節，隱居在首陽山，不吃周朝的糧食，天天吃野菜度日，最后野菜也沒了，二人寧愿餓著，還是不愿意吃周朝的糧食，最后就活活餓死了。

聽過這個故事的人很多，對伯夷和叔齊的高尚氣節，佩服的人也很多，宣揚這種氣節的人就更多了，其中不僅有平民，有文人，甚至還有統治者——哪個統治者不喜歡這樣的忠臣呢？

然而對這個故事，我是一直持懷疑態度的，為什么呢？主要是因為兩點：

第一，首陽山的野菜難道也不也是周朝的嗎？

首陽山位于周朝的范圍內，不僅首陽山的糧食是周朝的，長出的野菜不也是周朝的嗎？吃野菜和吃糧食有什么區別呢？有本事什么都不要吃啊！再說了，二人難道不能返回自己的故國——孤竹國去嗎？那里又不是周朝的地方，可不用活活餓死哦，所以“餓死”一事挺可疑的。

第二，《史記》中關于伯夷叔齊的記載，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同時也與其他史書的記載存在矛盾。

在《伯夷列傳》的記載中，二人阻止武王伐紂時曾批評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意思是文王死了，你武王作為兒子，不安葬自己的父親，反而這么快就大動干戈伐紂，這是不孝的行為。

可是，《周本紀》記載的武王兩次伐紂時間，一次是在武王九年，一次是在武王十二年，這么多年過去了，武王怎么可能沒還有安葬文王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今日的首陽山已經成為旅游景區

另外，《史記》中雖然記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但其他史書是怎么記載的呢？

《戰國策·燕策》記載：蘇秦曰：”伯夷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曰：”武王遷九鼎于洛邑，伯夷、叔齊薄之，不食其俸“。

可見，根據《戰國策·燕策》和《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的記載，伯夷、叔齊只是不愿當周朝的官員、不領周朝的俸祿而已。

而到了司馬遷的筆下，”不食周祿“變成了”不食周粟“，雖然只換了一個字，但意思可就大大不同了。從人性的角度看，我倒是更相信《戰國策》與《漢書》的記載。

其實，伯夷、叔齊作為商民，在周滅商之后，能不做周朝的官員，不領周朝的俸祿，已經算是很有氣節的愛國者了。司馬遷把他們美化成“因愛國而餓死”的忠臣，反而有畫蛇添足之嫌，實在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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