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紅顏,三十而立。二十九歲之年的他,終于肯安下心來娶了小十歲的美嬌娘。是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是為了對得起世人那句“門當戶對”,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小妻子,并不為后代所知,不過“楊氏”一詞寥寥帶過而已。至于傳說中婚后夫妻恩愛的描述,也僅僅是聽聞, 杜甫筆下的妻,不過是“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的良母形象,卻未曾有過其他濃情蜜意的描述。說不定“舉案齊眉”“相敬如賓”這些詞,描繪的不過是隨手舉起案頭的一件物品,都能砸向對方的眉心,抑或是夫妻間陌生得像個遠道的賓客,并不是日日夜夜住在心間的那位可人兒。
當年司馬家的公子,憑借一首轟轟烈烈的《鳳求凰》邀得芳心暗許,尚能在歷經當壚賣酒的平凡夫妻小日子后移情別戀,還得靠卓氏文君一首《怨郎詩》來逼其回歸家庭,或許那頗負才名的丈夫,并不是感念當日的相濡以沫,也不是傾慕于妻子有過之而不及的才華,而是迫于那個時代人言可畏的壓力,總不能頭頂“大才子”的帽子,干著始亂終棄的勾當。何況杜家公子這嬌妻姿色不錯,家世也不錯,拖不著自己的后腿,還能使自己的人生看起來算得上“圓滿”,倒也是值得粉飾一番。
可誰曾想到,婚后沒幾年,夫妻倆就從富二代淪落成了家道中落的落魄文人。沒有了詩詞歌賦,誰還為你紅袖添香?國難、家貧、病困,一錘一錘的敲擊著這個未經過風雨的中年男人。跟著倒霉的楊氏,也只能以自己嬌弱的肩膀共同扛下連夜的風雨。夫妻之間,早已沒有卿卿我我的閑情,更多的歲月里,他們成了彼此累贅、彼此抱怨的患難夫妻。接下來才有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哀嘆。沒有了初識時的傾慕與欣賞,留下的只有無法停息的逃難之旅。所謂細水長流的依偎相伴,早已淪為不得不相互依靠活下去的一種習慣。當婚姻處于一種“維持”的狀態,愛情早已消亡。
直到遇見李白,比自己大11歲的他,看起來似乎比身邊這個比自己小了10歲的她,更能滋潤自己久旱的心。一個是“清新庚開府, 俊逸鮑參軍”的瀟灑才子,一個是被歲月磨成黃臉婆的孱弱女子,換做任何一顆久待溫潤的心,都會做出有傾向性的選擇。
他敬仰他,追隨他,同他拜訪民間道士,他已不再執著于小兩口間的甜蜜;同他登高暢飲,他開始少了些許對生活貧苦的埋怨,多了“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云霄一羽毛”的幾分俠義之心;同他一起漫游山水的日子里,少了肩頭責任的重壓,他過得輕松自在。
在那個男子納妾風行的性開放時代,他在楊氏之后再無女人,多半也是因為不需要吧,他的心思,早已被另一個男子的才華填滿。世間并沒有絕對的忠貞,除了同性之間的相互吸引;也沒有永恒的甜蜜,除了婚姻以外不被賦予“愛情”之稱的形影不離,不被正名的“耳鬢廝磨”。比“紅顏知己”更具誘惑力的是“藍顏知己”,比琴瑟和諧更浪漫的是高山流水。
離開李白后,他的一生又回歸到妻兒相伴的格局。一場冠冕堂皇的婚姻,往往是不能公之于眾的私心最合適的保護傘。而 “ 妻子”一詞,不過是每每提及兒輩時順帶一提的“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一聲“老妻”,全然讀不出喜愛,他雖是晚年得子,但妻子小自己十歲,“稚子”尚幼,妻卻已是“老妻”,足見其早無愛戀之意。與妻兒相伴的余生里,全然沒了常伴李白左右的愜意,所謂的一心一意,不敵他心系蒼生的十分之一。或許正是這樣的現實,把他壓成了受后世敬拜的“詩圣”。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可見李白才是那個愿意讓他敞開心扉深交細談的人,才是那個心心念念放不下的男子。直到垂暮之年,依然還會在夢中與其相見,寫下兩首《夢李白》,說是“夢見”,倒不如說是“惟愿君是夢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