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今天對著這句“思無邪”想了一整天，不知道該怎么破題。因為沒讀過詩經，不知道她的內容，不了解它的內涵，只是零零碎碎的聽過幾句，所以對于孔子的這句總結詞，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從何評起。
糾結到現在，突然意識到，其實不知就是不知，承認自己的不知也是一種感悟，不必非要逞強，寫一些自己都覺得拼湊的東西出來。同時深刻的認識到，要想讀好 一本書，對于書本身和作者本身的背景是要了解的，否則在面對一些疑惑和困惑的時候，容易自己一拍腦門的想當然去解釋。雖說每個人對事情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但我們感受的依據必須是客觀的事實，而不是自己臆想出來的事實。
不知道夫子說的這個思無邪是不是也有這個意思呢？無邪即正，立意正即為遵守客觀事實和規律？？？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古代詩歌305首，除此之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作者佚名，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最初只稱為“詩”或“詩三百”，到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才稱為《詩經》。《詩經》按《風》、《雅》、《頌》三類編輯。《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20]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賦詩言志”。想言什么志，則引什么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贊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后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了《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發讀者的想像與聯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毛詩序》在繼承孔孟的說教基礎上，特別強調了《詩》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強調了統治者應通過《詩》來向百姓作潛移默化的倫理道德教育，使之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從而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統治的鞏固。《毛詩序》的這一有關《詩經》教化的理論，無疑大大強化了《詩經》的社會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詩經》的地位，使之成了統治者行使統治的必備工具，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