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要
? ? ? ? 古往今來，有關《詩經》的探討已由古代舊學體系進入到現代新學體系中，各階段經學家、史學家或語言文學家等對圍繞《詩經》所展開的一系列問題的研究，皆取得豐碩成果并公諸于世。詩、書、禮、樂等作為先秦時代的經典，成此一時代之言，與諸子百家學說關系密切，尤其被儒家奉為言行的依據和批判現實的標準。依據《莊子·天下》篇對于“古之道術”“分裂”之描述，可見“內圣圣王，皆源于一”，先秦“子學時代”各得其所的學術趨勢可以說是“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那么《詩經》作為先秦諸子所共有的學術資源，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諸子文獻的形成，思想議題的源頭，大部分由《詩經》所演繹得來。而且在春秋時期，于會盟、進行禮儀活動等社交場合上賦詩言志，已漸成一風氣之盛。百家言說形式的演變，修辭方式的完善，皆可從引用《詩經》來申明道義、立論著說等語言活動中窺略得知。
? ? ? ? 然而《詩經》作為具有時代意義的經典，所攜帶的歷史性與社會性因素是可以釋放出來，并為今人所知的。如果我們將《詩經》放置于社會歷史的發展框架之中，探討出的理性因素，將會大大超過文本內容所處的狹稠桎梏。本文所要討論并嘗試解決的，便是《詩經》歷來存在疑問，尚不確定的問題以及其所處社會變革之大時代趨勢的問題。概括來說，有三個問題，分述三部分? :
⑴? 《詩經》形成與“采詩”問題；
⑵? 孔子“刪詩”問題；
⑶? “雅言”在先秦時期的存在問題。
文中所采取之態度，立足史料，不拘泥于史料。史料有真偽，辨偽存真之后，我們仍要立足于史料，出乎史料之上，堅持唯物史觀這一歷史導向性方法，方能透過現象得到本質。前人之成就，前人之正確結論，本文不再詳細復述，僅作為論證之需要時而引用。全文仰或難成一家之言，或有失高屋建瓴之格調，或亦難得之全面無疑的定論，然筆者作此文之態度以及議論方式，乃可說是獨立的，或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筆者所作之論，旨在“考證”，而不在“論述”；重在歷史考證，不在歷史解釋。研究歷史問題，不能隨便地進行“想當然”的推理，即使推導過程無可挑剔，瑕疵難糾，但其所得之結論是否為歷史真相，仍是不具說服力的，是難以服眾的。故此類“想當然”之推理僅能爛于浮躁，毫無實際意義可言，貽世人之反鑒罷了。
? ? ? ? 第一、二部分所論，皆是有關《詩經》最基本卻又未解決的問題。筆者嘗試用一種新的設定立論方式，有層次地延伸論述的推理性，以最大限度達到詳細的系統化的結果。第三部分為本文之重點，在前兩部分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詩經》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問題展開探討。先秦儒、墨兩家尊崇《詩》；道家經典《老子》《莊子》的核心概念與闡明哲理之方式，與《詩》相契合；法家則批評《詩》《書》于耕戰無益。這一叢先秦學術現象何以出現呢，與“雅言”的關系又有幾何，根源又何在？這一系列問題的闡述，反饋給現今國人的將是一種何等的情感沖擊。若要把此中錯綜復雜之關系理清，呈現出一條清晰的思路出來，本文愿為此獻出一點綿薄之力，力求言簡意賅，以饗世人。
第一部分? :《詩經》形成與“采詩”問題
? ? ? ? 關于《詩經》成書的年代，歷代學者的觀點雖不盡相同，但大多都達成了一致看法，即其非一個時期，一個著述者所能完成，其過程跨度有上千年。這已是常識，不必詳解。重要的是《詩經》中的詩歌，是怎么收集的呢？這是《詩經》研究難以形成定論的地方。姑且從此處開始論述。
《禮記? ·? 王制》:
? ? ? ? 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春秋公羊傳? ·? 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
? ? ? 五谷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女，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
《與揚雄書》:
? ? ? ? 三代周秦，遒人軒車使者以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
《漢書? ·? 食貨志》:
? ? ? ?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獻大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故曰? :? 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又《漢書? ·? 藝文志》:
? ? ? ?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校定詩經敘錄》:
? ? ? ? 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曰雅，宗廟之樂曰頌。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史料所言“采詩”采集之詩為民間的歌謠《風》，也可以說“采風”。而且說明有“采詩”這一活動的三個觀點都是在漢代出現（《禮記》中《王制》經前人考為漢代作，本文從之），但也不能一概認為是不夠古，即使與事實有出入，但畢竟它們還是有所很苦的，必定有可取的地方。那么先秦是否存在“采詩”呢？
設定一? :? 存在“采詩”制度。
? ? ? ? 依據上述文獻史料可分為兩類說法:? ①《公羊傳》何休注與《漢書》及劉歆說，即“王不出牖戶”，命采詩之官求詩或者有“采詩”這一行為；②《禮記》說，天子巡狩期間，命大師（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兩者所共同之處，見于“太師”一官職，還有“觀民風”等。兩類說法都肯定了有專司采詩之職，采詩的目的是方便觀察民俗風情。然而把它們分為兩類就必有異處。
? ? ? ? 關于第一類說法，其中還涉及到了另外一種名稱，“行人”。這里“行人”不能簡單理解為“行走在路上的人”，因為他們身負“采詩”職責，是一種官職。“行人”一詞，可見于先秦《春秋》《論語》《左傳》《國語》《周禮》以及《韓非子》等著作中，代表一種官職。
《周禮? ·? 秋官》:
? ? ? ?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禮，以親諸侯。
? ? ? ?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
《周禮正義》:
? ? ? ? 大賓之禮，大客之禮，總為賓禮……大賓以為朝覲諸侯之尊稱……大客以為聘覜諸臣之尊稱。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
鄭注? :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
又《周禮正義》:
? ? ? ? 名位尊卑，謂若九儀上下之差若于策籍者。
然而《周禮》經前人考證為一社會制度理想化的著述，其可信度有幾何？對此可以再引史料觀之。
《論語疏》:
? ? ? ? 《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間問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左傳? ·? 成功二年》:
? ? ? ? 晉侯使鞏伯獻齊捷于周，王弗見，詩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使相告之曰? :“非禮也，勿籍。”
《禮運》:
（孔子曰）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由上可知，“行人”一名詞或許少有在歷史事件中出現，但擁有“行人”職責的官員已然是存在著的。甚至可以說行人充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協調天子與諸侯、諸侯與諸侯之間關系的關鍵環節。如《左傳》所說的“繼好結信，謀事補闕”、“要結外援，以衛社稷”、“受命以出，有死霣”。然而我們能清楚地發現，“行人”出現的時代是春秋，而不是西周盛世。周王室東遷后，王權式微，傳統禮樂受破壞，諸侯兼并戰爭開始，生產資料與生產關系有了大的進步，土地所有制發生變革，社會動蕩，“行人”應時代潮流之需要而產生。即便西周設有類似“行人”的職能機構或官員，也不能否定諸侯所下屬的真正意義上的“行人”在東周時才出現。
? ? ? ? 這樣，第一類說法就出現了漏洞，行人主“禮尚往來”之事，雖奔忙于各國與王室之間，但并不進行“采詩”此類活動，更不會出現在西周的“采詩”制度中。后人以采詩之官附著于行人之中，實在矛盾，難以保全立足根據。
? ? ? ? 再看第二類說法。西周五年一次巡狩，是完全有可能也是可信的，還可以根據其思路來統計出采集的詩歌的總量。
《荀子? ·? 儒效》:
? ? ? ?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不稱偏焉。
《呂氏春秋》:
? ? ? ? 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
《史記? ·? 周本紀》:
? ? ? ? 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
日本學者兒島獻吉郎依此推斷說，“武王至平王可采詩五千六百八十篇，至敬王可采詩九千二百三十篇。”看似成立，但事實上一篇也采不了！關于《詩經》三百篇的寫作年代，經歷代學者重重考證而得出? :? 寫作年代的先后依次為《頌》《雅》《風》，《周頌》大都作于西周初年，《魯頌》《商頌》作于春秋中期；大、小《雅》大都作于西周中葉以后，少數為西周初年，而《大雅》又早于《小雅》；《國風》多數作于春秋，最遲至春秋中葉。那么由此可見，西周所采之詩不是《風》！因為西周人不可能采到春秋時期的詩歌，太師無法陳春秋之詩。那么這里產生的矛盾足以說明，天子巡狩詩并沒有置采詩之官采詩或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第二類說法顯然不成立。
? ? ? ? 所以，設定一仍欠說服力。即使史實上存在“采詩”制度，但根據現有的傳世史料是無法證實其存在的，故尚待借助新材料的發現來證明了。
設定二? :? 不存在“采詩”制度。
? ? ? ? 此設定避開了設定一因材料推論而產生的矛盾。這樣在沒有采詩活動的前提下，《風》這一《詩經》部分能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就有了兩個可能? :? ①春秋時的士大夫已普遍形成了在社交場合賦詩詠志的習慣，并加以弦誦傳習；②通過“獻詩”來實現。
? ? ? ? 在先秦諸子中，從《左傳》到《呂覽》，引《詩》中內容甚廣，其中《雅》最多。據相關統計，引用《風》的比重呈逐步增加的特征，也就是說《風》在春秋至戰國時期越來越被人所知。《風》為諸侯民謠，士大夫階層能吟詠民間底層的文藝作品，就必須存在有一個接受的機制，否則無以實現傳誦過程。這個機制就是“禮樂”與“言志”的結合。“禮樂”表象為弦唱傳誦，是時代的要求；“言志”則為“詩言志”，是個人追求所需。同時體現了春秋時期士人極盡“斷章取義”之能事。那么這些引用者是從何得知《風》的呢？從士大夫引用《詩》的形式來看，在春秋時絕大多是“《詩》曰”，“《詩》云”此類，而不是直接“某風曰”。《左傳》里雖有“風”，但不是叫“國風”，《禮記》兩次有“國風曰”，《荀子》有“國風之好色也”一句。可見到了戰國末期才出現“國風”這一叫法。這似乎說明了春秋士人引用《風》是間接從《詩經》中引，而不是直接從民謠中引。隨著上海竹簡《孔子詩論》的公布，我們得知里面有孔子討論《衛風》中的《木瓜》，《王風》中的《采葛》、《大車》，《鄭風》中的《將仲》四個篇目之事。從《詩經》中引用《風》，孔子討論《風》，這兩者共同證明了一點? :? 《風》在春秋時已見于《詩》之中了。
? ? ? ? 既然不存在采詩之制，而《風》又如何匯編于《詩經》之中呢？現在只有一個可能了，“獻詩”。
《國語? ·? 周語》:
? ? ? ?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又《國語? ·? 晉語》:
? ? ? ? 吾聞古之王者，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
這里所說的“詩”，是《風》還是《雅》或是《頌》呢？通過前文所述學界對《風》《雅》《頌》寫作時代的劃分，得知春秋“獻詩”的部分為《魯頌》《商頌》和《國風》。其中兩《頌》用于魯、宋的宗廟，屬于奉獻給先祖神靈的詩歌，同時是歌舞相伴的。在《周語》中雖然說明了“成詩”要經過官員們的重重審核鑒定，還有各種潤色，但也很難知道“詩”用于何處。然而《晉語》則為我們提供了線索，所獻之“詩”用于“風聽臚言于市”、“辨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詩”是《風》！因為《頌》由于功能專一狹隘而無法實現這些功用。這樣，《風》通過“獻詩”一途徑而編訂入《詩》是可行的。
? ? ? ? 所以，設定二是成立的。
? ? ? ? 很顯然，“獻詩”是由士大夫完成，而不是直接由民間人士完成的。從士大夫到天子，是“獻詩”，那么從士大夫到民間，無疑還要有“采詩”這一環節。因為在孔子之前，平民與貴族之間有嚴格的階層劃分，兩者的互動多數見于“搜刮”與“被搜刮”。由于天子并不負責直接從民間采詩，所以采詩活動不得不由中層貴族階級來完成。如前文所引材料中的“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天子”，“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等，這是史料合理的部分。“采詩”不是西周之事，也并非天子之舉，而是各國諸侯進行的。春秋各國“采詩”與西周天子“采詩”，是完全不能混為一談的。因為“采詩”之制一旦離開了社會背景，就無法成立。好比說在亂世之中由各地“采詩”，要比天子在亂世之中“采詩”更加符合常理。社會因素不能忽略！
? ? ? ? 到這里我們可以肯定了《詩經》的形成要經過“采詩——獻詩——潤色——編冊”這一過程。相比《風》輯錄的千辛萬苦，《雅》《頌》由于本身的使用特點而無疑顯得十分方便。在第二部分里，本文將會對《雅》《頌》與孔子“刪詩”的關系進行討論。
第二部分? :? 孔子“刪詩”問題
? ? ? ? 關于所謂孔子是否“刪詩”這一問題，屬于歷史現象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文本、語言層面上的問題，我們應該把它放在歷史學的角度上進行討論，以歷史范疇之觀念，輔以語文訓詁、校勘等小學工具去考察它，方能得到客觀正確的結論。此問題由司馬遷《史記》所引發，自隋唐至明清之間，已爭論了一千多年，至今學界雖已基本達成了“無刪詩”這一共識，但得出此結論多是簡單論述，而沒有徹底讓人信服、系統完整的論述過程。筆者以為，多年來的爭論不休以及難以得出一服眾的結果的主要原因，就是出現在對歷史問題論證方法上。考證得出的歷史真相只有一個，解釋歷史現象得出的結論則有多個。解釋學與歷史學雖互有交叉，甚至有時需依賴對方才能得出科學答案，但二者之本質是不一樣的。如今社會上學術研究所作之文，多以需寫字數之多少來決定論證之長短，這從文本規范上就限制了討論自身的發揮，以至于寫作之人引用材料時多有粗糙處理之論調，缺少對材料所進行的逐條甄別。為作文而作文，不是為論辯而作文，那么所得結論又怎會不落窠臼呢？
《史記? ·? 孔子世家》:
? ? ? ?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儀，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表面上《史記》并沒有直接提到孔子“刪詩”，所以歷史上不少學者認為孔子沒有刪詩，遂把《史記》里的觀點解讀為孔子“去其重”，把詩三千篇中有重復的刪掉，剩下沒有重復的三百五篇。如《論衡? ·? 正說》認為“《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還有《史記斠證? ·? 孔子世家斠證》亦認為“既曰‘去其重’，雖去猶未去也。此猶劉向《荀子敘錄》云? :? ‘臣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十二篇’。雖存十之一，但所去乃重復者，雖去猶未去也”。《史記》所寫真的只是孔子去掉重復的那部分詩而已嗎？既然從材料中來，固然要回到材料中去。“去其重”后面緊跟著是“取可施于禮儀”一句，其中“取”字的動作性與“可”字的意圖性證明，孔子在一個原始的《詩經》整體中，審查出可以施行禮儀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取”的那部分與“未取”的那部分是有“施行禮儀”方面區別的，不是重復的。而且《史記》的這整個敘述應該連貫成章，我們不應該斷章取義的分析某一句話，而是綜合考慮。“去其重，取可施于禮儀”就是說孔子去掉重復的篇章，然后保留下可以施行于禮儀的。最后就成了現在所看到的《詩經》。那么《史記》的觀點并非只是孔子“去其重”，而是認為孔子確實存在有“刪詩”行為。
疑點一? :? 詩三百“思無邪”是否與孔子“刪詩”有關
《論語? ·? 為政》:
? ? ? ?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 “思無邪”。
孔子并未否認《詩經》里有未達到“無邪”之詩，這是對詩三百而言的。那么三百篇之前的其他詩篇，是否是未達到“無邪”而為孔子所刪呢？有兩個例子也是宋代歐陽修認為是被孔子所“刪”的兩個例子，為“刪詩”說騰出了空間。
①《論語? ·? 子罕》:
? ? ? ?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歐陽修以此認為此逸詩原為《小雅? ·? 棠棣》詩句，“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孔子評論這幾句詩，意真在譏諷嗎？顯然不是。
《論語? ·? 雍也》:
? ? ? ? 子貢曰? :?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 ? ? ?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還沒去思念，怎么會覺得遠呢？這是孔子一貫的思維。在《論語? ·? 述而》中孔子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句，同是孔子闡釋“思”的作用，是典型的唯心主義的表現。孔子只是借逸詩而言“思”，并非“刪”其所不達。孔子強調的“能近取譬”，即是“仁”謂“近取譬”者，不在“遠”耳。
②《中庸》:
? ? ? ? 詩曰? :? “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訚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中庸》所提到此句，并不具體見于《詩》中，僅有《衛風? ·? 碩人》《鄭風? ·? 豐》中有近似的“衣錦褧衣”。歐陽修認為“衣錦尚絅”出自《鄘風? ·? 君子偕老》，“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這是完全扭曲了章句的原意，甚至朝相反的方向思考了！《鄘風? ·? 君子偕老》一詩意在諷刺衛國宣夫人宣姜空有其華麗外表而內在人品丑陋也。“衣錦尚絅”謂之君子穿上美麗的衣裳而外加禪衣或薄紗，掩蓋華麗的“衣錦”，以彰顯出謙遜的品質。“惡其文之著也”是對“衣錦尚絅”的含義的詮釋，即君子厭惡附著在衣服上的色彩艷麗的條紋，并非是《中庸》對它的看法，更不會是孔子認為“衣錦尚絅”是“盡飾之過”也。如果它真是位于《君子偕老》之中，那么又怎么可能是衛國宣夫人宣姜的體現呢？顯然是不可能的。“衣錦尚絅”，筆者認為它是一處誤筆。子思作《中庸》此章，所引“《詩》曰”應當是《衛風? ·? 碩人》，觀其后幾句聯系可知。如果認為它為孔子所刪，那就犯了大錯了。因為《中庸》乃子思學派著作，由“子思筆于書以授孟子”，這一章當是子思的論述。若是“衣錦尚絅”被孔子所刪，那自然不會在子思時出現“詩曰? :? “衣錦尚絅””了。
? ? ? ? 所以，歐陽修的看法是不夠全面的。詩三百“思無邪”與孔子是否“刪詩”沒有相關關系。
疑點二? :? 孔子“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否表明《魯頌》是由孔子編入《詩經》中
? ? ? ? 《論語? ·? 子罕》中孔子自述中只提到《雅》《頌》而沒有《國風》，其中很大因素是由于《風》與《雅》《頌》所處在社會地位與功用的不同。
《周禮? ·? 春官? ·? 鐘師職》:
? ? ? ?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 :?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裓夏、驁夏。
鄭玄注:
? ? ? ?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
又《周禮? ·? 春官? ·? 瞽蒙職》:
? ? ? ? 瞽蒙，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十之歌以役大師。
《周禮正義》:
? ? ? ? 惟宗廟大袷，登歌有九德之歌。
“雅”與“夏”互通，《雅》《頌》相同的是都是祭祀神靈、宗廟以求得保佑。而且兩者都與音樂、舞蹈相關，藝術表演性極強，甚至《詩》亦可稱為“樂歌”。禮樂相輔相成，融為一體，是周代社會價值體系。孔子代表的儒家所要倡導的就是禮樂地位的恢復。《雅》《頌》體現了上層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廟堂之歌。“樂正”無疑是重新樹立其王道威嚴。至于《國風》等民俗作品，孔子很明白其與《雅》《頌》之間的取舍。所謂“各得其所”，是“樂正”之后所得到的成果。
? ? ? ? 孔子對于宗廟之事或者說其禮樂知識體系的來源也可旁證“雅、頌各得其所”。
《論語? ·? 八佾》:
? ? ? ?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 :? “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 “是禮也。”
《論語? ·? 鄉黨》:
? ? ? ? 入太廟，每事問。
又《論語? ·? 八佾》:
? ? ? ? 子語魯大師樂，曰? :? “樂可知也? :? 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論語? ·? 泰伯》:
? ? ? ? 子曰? :?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論語? ·? 述而》:
? ? ? ?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 “不周為樂之至于斯也！”
《論語? ·? 衛靈公》:
? ? ? ? 師冕見，及階，子曰? :? “階也。”及席，子曰? :? “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 :? “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 “然，固相師之道也。”
《論語? ·? 微子》:
? ? ? ?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磐襄入于海。
可見，孔子與樂官的交往，對宗廟禮樂的關心，可謂虔誠之至。同時魯國樂官的流散，禮樂的崩壞，讓孔子感到“樂正”的重要性。
? ? ? ? 如此，孔子與《魯頌》的編訂似有很大關系。然而周為宗主國，宋為殷商的后裔，有頌實在不出奇，但魯國作為普通的諸侯國，為何有頌呢？
《論語? ·? 八佾》:
? ? ? ?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融注曰:
? ? ? ? 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
《四書章句集注》:
? ? ? ?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 :? “每佾八人。”
《論語正義》:
? ? ? ? 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勛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可見，魯國因為周公而有八佾，已有頌。同時于春秋時已出現了“八佾舞于庭”、“三家以雍徹”等禮樂受極大僭亂事件，是孔子難以忍受的。
? ? ? ? 所以，根據現有的史料，我們無法證實孔子將《魯頌》編入《詩經》中，或者說將魯國的詩歌編入《頌》中。如果魯國本無頌，而又將其編入頌，則明顯為“大逆不道”也，孔子斷然不會做出這種事的。
疑點三? :? “放鄭聲”是否體現在《詩經》中
《論語? ·? 陽貨》:
? ? ? ? 子曰? :?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論語? ·? 公冶長》:
? ? ? ? 或曰? :? “雍也仁而不佞。”子曰? :? “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論語? ·? 衛靈公》:
? ? ? ? 顏淵問為邦，子曰? :?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四書章句集注》:
? ? ? ?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 :? “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長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余皆可考也。”張子曰? :? “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可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 :? “法立而能守，則法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論語集解》:
? ? ? ? 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
《曲禮釋文》:
? ? ? ? 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后人，或者以為仁而不佞者。當時尚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口才曰佞）
可見，當時“佞”非貶義，而取“高材仁巧”之美也。至后世則獨取“口諂口給”之惡義。宋代朱熹等人對“放鄭聲”做出了很具體的解釋，看來孔子理應進行“放鄭聲”。然而? ? 孔子并未做到。《詩經》三百篇中有《鄭風》二十一篇，多數為男女愛情之事，孔子為什么沒有刪掉呢？
《論語? ·? 為政》:
? ? ? ? 子曰? :?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論語? ·? 泰伯》:
? ? ? ? 子曰? :?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通過《論語》中孔子評論《關雎》一詩可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顯然是對詩歌文本意義所言的；“亂”與“盈耳”顯然是從音樂角度去說的。“師摯之始”意為自魯國樂官“師摯”設立之時起，音樂敗壞嚴重，以至于連《關雎》之類的民風皆受波及。詩、樂雖十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文學自覺意識是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的，言辭方式又大大取決于禮樂，那么禮樂控制下的言語辭令自然要符合禮樂的要求。然而到了“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征伐自諸侯出”的“天下無道”這一社會狀態時期，原有的言辭基礎雖未發生太大改變，然而作為控制言辭意識形態的禮樂卻大為動蕩，最終導致“辭令”與“禮樂”之間的相互錯位，前者稍滯后，后者又過超前。那么《詩經》當然也包括《鄭風》自然會脫離原有的音樂本性，偏離王道正統。所說的“禮樂”動蕩超前，即是指天子之樂與非天子之樂兩者間在社會形態中的變化，這個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鄭聲”之“淫”。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前時代的“禮樂”相比，“鄭聲”無疑顯得十分流行，以至于孔子對其有“反客為主”的擔憂。表面上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本質上卻是因為“鄭聲”的興起十分符合當時的社會發展背景。此現象打破了以“天子之樂”一家獨大的長久局面，社會禮樂氛圍開始逐漸寬松、自由，而且越來越風盛，促成了“佞人”的大量出現，其到了戰國時，在思想學術上的表現那就是產生了著名的“百家爭鳴”局面。這便是孔子主張“放鄭聲”卻不刪“鄭詩”的原因，也是孔子無法抗拒時代潮流實現“放鄭聲”的原因了。“鄭聲”興起并占據了大份額的社會階層，“雅樂”自然被之消退不少。孔子“樂正”《雅》《頌》而為此，《風》自士大夫階級潤色修改，自然會被“雅樂”所附，所以孔子首要任務便是“扶正”雅頌之樂，以此作出抗衡“鄭聲”之態。
? ? ? ? 所以，“放鄭聲”其實并非與“鄭詩”或者《詩經》內容有必然的關系。
? ? ? ? 把上述的幾個疑點都理清后，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對“刪詩”問題進行合理的解答了。從《論語》中“詩三百”等字眼說起，我們只需要證實出最早那個“詩三百”所處語境所在的時期就行了。因為“詩三千”從未在儒家經典中出現過，所以這給我們的論述減輕了壓力。
《論語? ·? 為政》:
? ? ? ? 子曰? :?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論語? ·? 子路》:
? ? ? ? 子曰? :?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在這里可見，孔子“詩三百”講授的對象，是孔子早期或中期的學生。只要“詩三百”有傳授于早中期的學生，那么“刪詩”說就不成立了。因為既然在孔子“刪詩”之前出現了“詩三百”，那么孔子就沒有刪過詩。如果在孔子“刪詩”之前出現過“詩三千”或是“詩幾百”，那么孔子就有可能刪過詩，顯然不是這樣。孔子自衛返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冬，此時孔子六十九歲了。孔子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學生有記載的有? :
卜商（少孔子40歲）衛人。
曾參（少孔子46歲）衛人。
有若（少孔子43歲）魯人。
言偃（少孔子45歲）吳人。
顓孫師（少孔子48歲）陳人。
樊遲（少孔子36歲）齊人。
原憲（少孔子36歲）宋人。
這是孔子60至70歲期間所收的弟子。
通過以上種種材料處理分析，孔子是否“刪詩”這一問題，我們已經有了可以下定性的結果——孔子確實沒有“刪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04-16 廣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