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孩子有著這樣的經歷（我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我經歷過，但我身邊有些人完全沒有經歷過，我覺得他們很幸運）——比如你做了一件自己覺得對的事情，卻被家長認為是錯的，而且家長認為你錯的理由無法說服你，于是你們開始爭論，你覺得自己據理力爭但依然誰也說服不了對方，這個時候家長來了一句“不許頂嘴！這個家里誰說了算？你有沒有家教！”或者“哼！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你等著瞧吧！”

這個時候，我總是會立馬閉上嘴，但心里還是不服氣的。閉上嘴的原因，無非是知道了自己說再多話家長也不會改變想法；而心里在不服氣之余，其實還有幾分恐慌——“不聽老人言”，要是真的吃虧了怎么辦呢？從而開始質疑自己的想法，可是又怎樣也無法用家長剛才說的話來驗證自己的想法是錯的。

記得在我印象深刻的一次爭吵里，我無論怎樣也無法說服母親，只能一邊抹著眼淚一邊說“誰規定的我就不能違背你，你要是錯了呢！”母親則輕飄飄說了句：“我們家的家教就是這樣的，我小的時候也是這樣，再委屈也不能違背大人，這是禮數。你要是不想遵守就換個別的家啊。”我把臉埋在手心里哭泣，感覺渾身好像一點力氣也沒有。什么是絕望？我想那一刻的感覺就是，因為我無法逃離，卻又無力改變。

理智告訴我，這種“禮數”是錯的，但是情感上我又不能否認它，因為若我反對它，就是反對孝道，可我也并沒有這層意思。

然后，在我抱著這種懷疑很久之后的一天，我居然意外地在《鄉土中國》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費孝通先生將父母對孩子的這種權力稱為“教化權力”，教化權力不同于社會沖突中的橫暴權力，目的是為了孩子好；也不同于社會契約中的同意權力，并不建立在孩子的自由意志上，而是帶有一定強制性的。很明顯，父母之所以和我們發生爭執，是他們在以他們認為正確的方式“對我們好”，但是“孩子不能違背大人”這個不成文規定就已經體現出其強制性了。

而我們都知道，一個事物（現象）必然是在產生之時獲得了歷史合理性才產生，“孩子不能違背大人”“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作為一個在歷史長河中存在了這么久的現象一定也是有且在很長時間內一直保持著其合理性的。那是因為，在穩定的鄉土社會中，時間流過、朝代更迭，可基層百姓的生活都只是守著那一塊地過活，每一個子輩都在完全沿著父輩的老路走，長輩可以預知后輩遇到的所有問題，因此，在鄉土社會里，長幼間的地位差別是絕對的，教化權力也是不允許被教化者進行任何反對的——反對？沒關系，“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時間會告訴你，你是錯的。

然而，在變動劇烈的現代社會，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費孝通先生寫到“孩子碰著的不是一個為他方便而設下的世界，而是一個為成年人方便所布置下的園地。他闖入進來并沒有帶著創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沒有個服從舊秩序的心愿”，而如今的孩子已經獲得了創立新秩序的力量。子輩長到一定歲數獲得的信息量可能已經比自己父母那么多年獲得的信息量還要多了，父輩不得不承認，教育不再是單向的了，“文化反哺”越來越常見，父母不再是孩子的權威，反而可能是父輩因為思維固化而不能接受新事物從而落后于時代。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反對教化權力本身。今天，家庭依然是基本生育單位，父母的孩子的教育依然是孩子社會化的必經之路，在很多事情上，父輩的經驗對子輩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只是，教化權力不再占絕對地位了，“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也不絕對會應驗了。子輩和父輩的生活方式可能天差地別，父輩的許多經驗可能在子輩的時代已經不適用了，可囿于教化權力的父輩不能從心底接受子輩“不聽自己的話”，于是，紛爭在此產生。

身為一個為教化權力所限制的子輩，我希望每個和自己的子輩有類似沖突的父輩都能靜下心來仔細想一想孩子說的話，用道理去說服，而非單單用權力去壓制。

同時，我也希望每一個和我有過類似困惑的子輩都能帶著自信，不要擔心會背上“違逆父母”的罪名，不要恐懼于“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認真思考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得出一個哪怕可能違逆父母但自己無愧于心的觀點，就好了。

最后，我還希望，若是哪天我可以成為一個長輩，我能和我已經具備了完全行為能力的孩子以理相對，而非以禮相對。我希望我不會用“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來強制他，而是告訴他“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因為你的時代，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