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日聽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里面在提到“破窗理論”時，有一些觀點，覺得甚是有趣，特寫篇文章分享一下，順便分散一下思維，隨便嘮嘮。

“破窗理論”大致是關于這樣一個推理假設：頑童打破了窗戶，窗戶的主人只能去買窗戶來更換，窗戶制造商收到訂單后就有了錢可以去買面包，然后面包工人又可以去買衣服，就這樣推動了一連串的生產。于是就有破窗理論的支持者說：有破壞才有進步，破壞本身是好的。

于是薛老師就在課中用一些社會上常聽到的說法來說明這種破窗理論思維的普遍性。譬如說，每當災難發生后，譬如說颶風、地震、海嘯后，總有那么一些經濟學家走出來說這個災難雖然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它又為下一輪就業和GDP增長帶來了機會。然后他又列舉了二戰后德國和日本的發展，來討論社會上流傳的那句“多難興邦”，是否合理？災難，在發展和前進中是否是必須的？

當然，我覺得他在講課時，為拋出自己的論點，對一些其他觀點多多少少應該有點以偏概全、斷章取義的。至少對一向被馬克思矛盾分析法培養的毫無主見的王姑娘來說，我實在是不太相信有人會不加限定條件的說出“破壞本身是好的”這句話的。

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向來毫無定性的思緒飄啊飄，毫無意外地，又發散了～

薛老師在課中用反問、推理等方法論證指出多難并非興國的必要條件。因為，也許沒難，國更興旺，只不過，我們暫時還推論不出它會如何興旺。但是，你不能因為我們暫時沒推論出這一點，就否認它存在的可能性啊！

當然，我覺得那些大家們在提出自己觀點時，多少都帶著點詭辯性質的，薛老師也不例外。但我在聽那幾分鐘課的時候，其實一直在想的是小學課本上的一句特勵志特出名的詩——“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

似乎在我們接受的教育中，苦難是一種特別有價值有意義無比寶貴的財富。或者說，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文化中，苦難似乎一直被戴上了某種光環，閃耀著熠熠生輝的成就大業的光芒。譬如我們幼時便耳熟能詳的“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還有那句經典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諸如此類的。

可是，苦難，真的必須是成大業的必要條件嗎？那些成大業者，都是在苦難中摸滾打爬后才傲立于世的嗎？還是說，所謂的苦難說，只是一直以來那些把控主流文化傳播的人，出于某種目的，慎重挑選后才刻意傳出的呢？且不論史前社會，但講有記載的歷史長河中，前赴后繼淹沒了多少代人，難道只有那么幾個在苦難中摔打過的人成就了人類大業，撐起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嗎？

我們都知道，在陽光雨水充足的南方，植物總是長得比北方要茂盛些。一顆種子被埋在合適的土壤里，如果它不是天生是個壞種，它就有極大的可能發芽生根長大開花甚至結果，而一顆種子如果被被扔到了水泥道上，很可能的結局就是被車碾破或在哪里默默消亡，只有非常非常少的種子才有上輩子挽救銀河系的幸運各種機緣巧合下落在哪個旮旯，在極幸運極幸運的情況下抓住一點泥土發芽，開始所謂的在苦難中磨礪。深以為，雖然佛家將草木植物排除在六道輪回之外，但事實上人和草木在生存上是相通的。

私以為，之所以一直流傳著苦難更能成就一個人無外乎這兩點原因：一是因為其實人們對苦難、暴風雨這些抱有的是負面聯想的，我們打心底覺得他們就是糟糕的、壞的、難以接受的，所以突然所有負面聯想中開出了一朵花，那這極致的反差帶來的效果，絕對要比陽光下千朵萬朵花綻放要來的轟動些，值得人贊揚和傳頌些。二是因為，適宜的生存環境其實是一種稀缺資源，相較之下苦難這種人生必有的裝備，也有頂級和一般的區別。而通常那些背著低級苦難裝備的人更容易站在階層的高處，成為主流文化的掌控者。所以，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有了某種選擇。

當然，以上種種，純屬是王姑娘那愛跑題的注意力從“多難≠興邦”這個觀點中發散出來的，想法尚幼稚，論據存個人分析，估計來場詭辯自己就不堅定了。

忘記在哪里看到過一段文字，大致意思是說不管是什么竹的高潔松的品質或別的什么東西，都是人把自己想象出來的形象和品質強加于它們的。其實植物們都只是在最適宜自己生存的環境下，以自己能展現出來的狀態生存著，犯不上厚此薄彼，頌甲貶乙。

竊以為，像風啊雨啊的這些東西，它存在就是為了刮你淋你，和陽光一樣，就是人活著遇見的一種經歷。純粹是人為了自我心理安慰，才硬為它加上磨礪自我成才的糖衣。所以，說什么感激苦難，讓我們遇見更好的自己什么的，真的不必！畢竟，我們都知道，黑暗多生扭曲，陽光才更適宜孕育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