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父傳文脈

? 躋身于唐宋八大家、亦父亦師的蘇洵，獨樹一幟、‘自成一家’的文學創作風格，‘事詞道法’的文道觀，‘施之于今’的現實主義觀點，‘風行水上渙’的審美理論，對于蘇軾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1.‘風行水上渙’：在文學理論上，蘇洵的“風水相遭”說，對蘇軾散文創作的影響比較大。 蘇洵的最高審美標準是：“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币簿褪钦f，風與水相遭遇時產生的波紋，是最美的。這是蘇洵對文學創作的一種比喻的說法；這是一種形象的比喻，寓意深邃；這是一種曼妙的形容，意境美輪美奐。你想，微風輕拂，掠過如鏡的湖面，泛起圈圈漣漪,這風兒激起的漣漪就是最好的文學。這樣的比喻，是何等的曼妙而有意境深遠！《仲兄字文甫說》中的一段話就完全表白了他的觀點：“ 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 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p>

這段文字里包含蘇洵三個創作思想：

其一，文學創作必須具備主客觀兩個基本條件：即“風”“和“水”。水，是比喻創作的源泉和藝術修養，文學素質，是客觀存在的東西；而風，則比喻創作的沖動、激情、靈感，是主觀的東西。要進行成功的文學創作，作者的靈感和創作的源泉，這兩種主客觀存在的東西，是缺一不可的，這是創作的基本基礎。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蘇洵強調：“ 風行水上渙”，“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這是非常曼妙的比喻，給人以異常廣闊的想象空間，充分品味的余韻；比喻本身就蘊藏著難以名狀的美。他說，作品是微風吹起湖面上的波紋。它既不是創作源泉的風，也不是創作靈感的水，而是風水相遇產生的波紋。也就是要求作者創作時必須做到客觀的創作源泉和主觀的靈感相結合，才能創作出至美的文學作品。而到了蘇軾從蘇洵“風水相遭”的形象中悟出了“行云流水”的文學美學思想，其基本特點就是:“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蘇軾創建了他的所謂“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自然”說，代表了他在文章風格上的審美理想，一系列精辟的有關議論，蘊藏著極其深厚的美學思想。而這種‘自然說’的文脈來源，正是乃父的‘風行水上渙’。

其三，蘇洵主張文貴自然，言之有物，反對為文造情、無病呻吟，‘為上層樓強說愁’。認為只有已經孕育成竹在胸，在“不能不為”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文章，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 蘇洵的這一文學創作思想對蘇軾的影響是巨大的。蘇軾在《江行唱和集》中說道：“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工，乃不能不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郁。而建于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逼渲小奥劶揖撐摹保傅木褪翘K洵的《仲兄字文甫說》說蘇軾、蘇轍兄弟倆，謹遵父旨，為文必要言之有物。

2.蘇洵的文道觀：蘇洵針對所有文章提出“事詞道法”說:“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事”就是寫文章所用的材料即事實，或就叫做文章素材。要言之有物。;“詞”指明暢的文詞;文詞要成章?！胺ā笔怯脕頇z驗文章是否符合寫作規律的章法、法則?！暗馈笔侵溉f事萬物發展的自然道理，是要貫穿在整篇文章始終的。蘇洵認為這四點是一切文章都應具備的共同要求。這就突破了傳統的以“明道”為中心的古文理論。這是蘇洵的創新，為當時的古文家們指明了創作規律和創作方向，從而大大拓寬了古文發展的道路。 蘇軾認同蘇洵的文道觀，繼承并發展豐富了蘇洵的觀點。首先，蘇軾所謂的“道’與蘇洵所謂的“道”的涵義基本是一致的。在《日喻》一文中蘇軾以水喻萬物說:“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沒矣。夫沒者，豈茍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顯然，蘇軾之所謂“道”，己經突破了儒道的傳統，而擴展到自然、社會等各個方面，指的是世界萬事萬物的客觀規律。而怎樣得“道”?蘇軾強調生活實踐對于人們認識客觀規律的重要性，強調生活實踐，是得道的關鍵。所謂“道可致而不可求”，就是通過實踐來掌握客觀事物的規律，而不是停留在口頭的追求上。其次，蘇軾主張文道并重，說“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并將“有道有藝”、“意盡言止”、“文以述志”作為其文道觀的基本內容。他曾對渡海赴檐耳向他求教的葛立方說:“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攝之，然后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以欲使物為己用必須用錢買取為喻，生動地闡明了意對作文的重要性。這樣，就比蘇洵對文道關系的論述有所拓展，有所深化。

3.蘇洵的“自為一家”理論； 風格是一個作家創作成熟的標志。蘇洵的《嘉祐集》中，有很多關于文章風格的論述。有著豐富創作實踐經驗的蘇洵，是深知風格對于作家地位的決定作用的。他論文特別重視各家藝術風格的不同，主張文章要“自為一家”，要有獨創性，反對因襲剽竊。風格的獨創性，關鍵是一個“創”字。蘇洵是喜歡獨創的人，反對因襲前人，在評價歷代作家作品風格時，他的見解是新穎而精辟的;在自己的實際創作中，他也真正貫徹了文貴獨創的思想，無論在思想還是文章風格上，蘇洵都力爭做到“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跡”。這一點，蘇洵對蘇軾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對于文章，蘇軾同蘇洵一樣，提倡獨創，強調“成一家之言”。在《上曾丞相書》中，蘇軾提出“其所不然者，雖古人之所謂賢人之言，亦有所不取”，反對人云亦云，強調要有自己的見解，

這正是蘇洵“得之于心”，“自為一家”的觀點的發揮。蘇軾作詞也自覺地在婉約詞外另辟蹊徑，開創了豪放詞，提出要在詞壇上“自是一家”，別樹一幟。誠如鄭板橋所說“立異標新二月花”。蘇軾不僅主張風格的獨創性，更主張多種風格并進。他提倡作家應以一種風格為主，同時又吸取其他風格之長，做到多樣化的統一;反對單調地拘守一種風格。因為現實生活是豐富多彩、千變萬化的，作者不可能用單一的、一成不變的風格來表現它，而必須用豐富多彩的不同風格，去表現千變萬化的現實生活。

4..蘇洵“施之于今”的主張： 蘇洵主張文學應著眼“施之于今”即寫文章要對當今社會起作用?？梢哉f，他是位現實主義者。但是，他“為文尚用”的思想既不同于政治家王安石的“文者，禮教治政云爾”，直接將文章政治教化服務;也不同于理學家的“作文害道”，從根本上否定文學的社會功用;甚至與一般古文家所講的“文以載道”也不同。蘇洵認為文學之用是“施之于今”，他所強調的是對國家、社會、民眾、人生的作用。 蘇洵在《太玄論上》中提出:“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強調文人寫文章就象工匠作器具一樣，要對現實社會有用。蘇洵不僅自己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提倡文章應為當今社會所用，而且還經常以為文尚用、“有為而作”的思想教育蘇軾。蘇軾在他的《鳧繹先生詩集敘》中就記載了一段蘇洵對他的教誨。蘇洵對蘇軾的教誨重點在“有為而作”上，當時蘇軾年僅十歲。蘇軾子承父學，表現出相同的價值取向。蘇軾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主張為文要“有意于濟世之實用”、“詩須要有為而作”。這一主張，蘇軾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論及:人才以智術為后，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

總之，正如在康熙本《嘉裕集.序》中對蘇洵的評價:“蓋能馳騁于孟、劉、賈、董之間，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繼韓、歐，下開長公兄弟”。的確，縱觀蘇洵的一生，“書雖就于百篇，爵不過于九品”，是說蘇洵一生，雖然官階不高，不過是個九品芝麻官，詩文也不過一百來篇，但他獨樹一幟的文學創作和見解，獨到的文學理論，繼往開來，自成一家，游刃有余，馳聘文壇。對蘇軾，乃至對后世文壇的影響都是毋庸質疑的。 難怪他能躋身于唐宋八大家行列，而且，雖然兒子蘇軾文名貫古今，卻依然掩蓋不了父親在文學史上絢麗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