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關不關注國家大事，“一帶一路”這個說法你肯定至少覺得眼熟。

所謂一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中國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經濟合作的戰略，通俗的說，中央在下很大的一盤棋。

不過說到“絲綢之路”，中國人卻似乎有一些普遍的誤解。比如，漢朝張騫通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于是西方人獲得了中國的神奇絲綢，見識了強大富饒的東方珍寶。

頗有股“此樹是我栽，此路是我開”的氣概。

實際上當時張騫并非是開辟販賣絲綢道路的第一人，這條路也不是因為中國人一心一意想搞貿易而開，甚至“絲綢之路”這個名字也不是中國人取的。

張騫通西域之前，東西方一直在做生意

事實上，不論是絲綢，還是其它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在漢朝之前早就開始了。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婦好）墳墓的考古中，人們發現了產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最早在公元前13世紀，中國就已經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

《史記?趙世家》中記錄了蘇厲與趙惠文王的一段對話：“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

“昆山之玉”即為昆侖下出產的美玉，而胡犬則是產自中亞、西亞的一個狗的品種。他們都通過商路來到遙遠的中原。

德國考古學家在斯圖加特市發掘了一座公元前五百多年（中國春秋末期）的凱爾特人墓葬,發現有用中國蠶絲繡制的繡品；而同時期的一些希臘繪畫或藝術品中也出現類似的絲質衣料。這種蠶絲、衣料在當時只有中國才能制造。可見在那時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一定程度的對外經濟交流，西域之間人員往來和物資交流已不是稀罕之事。

△古羅馬壁畫中身著絲綢外衣的女性

這樣的交流堪稱絲綢之路的雛形，但遺憾的是也并沒有持續下來，始終維持在時斷時續的狀態。隨著亞歐大陸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的不斷強盛，他們同南部的定居居民國家之間發生了不斷的沖突，這使原始的文化貿易交流不斷萎縮到局部地區或某些地區之間。

張騫通西域是為了打仗

絲綢之路最終形成并非出自商貿目的，而是一開始就由鐵和血的戰爭氣息味道，是殘酷戰爭的副產品。

被國人常常稱道的張騫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聯合西域大月氏共擊匈奴。這個大月氏人之前在自己的地盤上住得好好的，匈奴人殺過來把他們趕跑了，因此本來就和匈奴人有仇。漢武帝考慮到這點就派張騫出使西域試圖拉攏大月氏。

但是大月氏覺得自己的新國土蠻好的，我還是好好過我的日子吧。于是張騫的目的沒有達到。十多年后，張騫悻悻地從西域歸來（他在去的路上被匈奴扣留了十年后逃跑，因為去大月氏你得經過匈奴……），向漢武帝匯報。武帝于是燃起對西域奇物和顯示威德的興趣，而張騫也認為要繼續和西域各國搞好關系。

△張騫出使西域

于是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帶上絲綢和金銀財寶沿途撒撒。因為匈奴這個心病仍在，張騫還去了另一個和匈奴有仇的國家烏孫想跟它同一戰線，但是烏孫也不太愿意，算是此行的遺憾。不過漢朝與西域的聯系建立起來了，這些國家對漢朝還都很友好。絲綢真的是個好東西，異國人民很稀罕。

匈奴跑了，道路通了，大家就都想走動了

與此同時，匈奴還是要打的，沒有友軍沒關系，張騫在西域積累的豐富的地理知識幫助漢朝大將擊潰匈奴，除去了這個大患。

這個時候其他西亞和中亞各民族也在不斷進行國土擴張，一個個帝國的誕生終結了境內民族紛爭，創造安定和平的發展環境，匈奴這個擋在中原和西域之間的大絆腳石也沒有了，這些國家也需要貿易來發展經濟。

最重要的是，此時，中國人的漢王朝、大月氏人的貴霜帝國、帕提亞人建立的安息帝國和羅馬幾乎同時并列，從東亞到歐洲，四個經濟和文化水平都高度發展的國家，不僅有在經濟和文化上互相交流的需要，而且以強大的統治力維持了通路的穩定。

此時天時地利人和，使得漢朝與西域各國大規模的交通和交流成為可能。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絲綢之路的形成并非“張騫鑿空的一人之力”，也不大可能存在某個明確的時間節點，而是中亞西亞各民族在長期兼并戰爭后，形成了安定的環境和便捷的交通條件，各國大規模自發進行商貿往來的結果。中西交流因此告別以往零散、間斷和輾轉的狀態。張騫出使西域，也是在已經存在的中西交通基礎之上進行開拓。

唐朝“安史之亂”后，由于吐蕃的占領和侵擾，傳統絲路中斷，中西陸上交通的路線也因此改變。此時海上交通也開始發展起來，中國的茶葉、瓷器等商品也日益重要，與絲綢一樣成為輸出的大宗商品，絲綢也失去一枝獨秀的地位。

絲綢之路的命名——可惜不是你

不僅絲綢之路的形成不是中國的獨有專利，絲綢之路命名權并不是made in China，而是個“歪果仁”創造的。

這個名字產生的時間也非常晚近，只有100多年的歷史。

翻翻歷史書籍，我們可以看到，絲綢之路的命名來源于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

1868至1872年，他在中國共旅行7了次，途經當時中國18個省的13個。他多年在中國的考察成果徹底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其后撰寫的考察報告《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一書中，李希霍芬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

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1910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接力了這一考察過程，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因此，雖然“絲綢之路“這一商貿之路早已存在，但是這一名詞出現卻不過百余年，這并不是我們的“歪果仁”朋友惡意的搶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絲綢之路不過將西方人古老的常識變為一個專業術語。

在當時的世界文明大舞臺上，中國并不是五道口那樣的中心。從太平洋到阿拉伯海，再到地中海，波瀾壯闊的文明都在展開。絲綢之路的誕生，并非單獨一個國家崛起的產物，而是文明齊頭并進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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