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格言出自《論語·為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為人要是不講信用，那真不知道還算不算個人。
《論語·子路》又載：“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言必信，行必果，鏗鏗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這是孔子對什么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士”這一問題的回答：他認為士可以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工作者；也可以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的鄉間紳士；還可以是“言必信，行必果”，說一不二的讀書人。
這都是儒家對“言而有信”和“言行一致”的推崇之語，也等于從反面告誡人們不要“言而無信”、“朝秦暮楚”、“朝令夕改”、“言行不一”……
同是儒學大家，有“亞圣”之稱的孟子卻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這似乎又是對孔夫子以上那番話的發揮和補充。
令人疑惑的是，為什么對“小人”要以“言必信，行必果”來要求，而對“大人”則只求義而不苛責其言行呢？或者“說一不二”只是書呆子的標配？難道說“大人物”以道義為由，就可以不守信用嗎？
成語有“兵不厭詐”，出自《韓非子·難一》：“戰陣之間，不厭詐偽。”《三國演義》中說，當年諸葛亮曾坐在城頭“焚香操琴”，玩所謂“空城計”，把狡猾的司馬懿也給騙了；而歷來輿論卻不說諸葛亮狡詐，反稱贊其足智多謀。有一句現代戰爭格言說：“對敵人誠實，就是對人民的背叛。”即是道義高于信用的明證。
倘使醫生和病人家屬串通起來，欺騙身患絕癥的人說他的病情并無大礙，或者對老邁者隱瞞他年輕的子女過世的消息，恐怕也不會受到輿論和良心的譴責。所謂“善意的謊言”，還是不把它拆穿了更好？
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記載了蘇格拉底與尤蘇戴莫斯有關欺騙、偷竊之類行為是不是非正義的對話：蘇格拉底問道：“如果在作戰期間欺騙敵人，怎么樣呢？”“這卻是正義的。”尤蘇戴莫斯答。“如果他偷竊、搶劫他們的財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義的嗎？”“當然是。”
同時，既然“大人物”可以“言不必信”，自然也就“行不必果”；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也不失為一種人生的境界。
歷史上有關淳于髡(kūn)“進獻鴻鳥”的故事頗能給我們啟迪：
淳于髡（約公元前386年～前310年），戰國時期齊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齊威王時為政卿大夫，以博學多才、善于辯論著稱，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他長期活躍在齊國的政治和學術領域，上說下教，不治而議論，曾對齊國新興封建制度的鞏固和發展，對齊國的振興與強盛，對威、宣之際稷下之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為了跟強大的楚國搞好關系，淳于髡一次受齊王委派到楚國去進獻鴻鳥，就是天鵝。淳于髡出了邑城的大門，走在半道上，不慎讓天鵝飛走了。為了交差，淳于髡只得提著空籠子，假造了一篇說辭，去見楚王：
“齊王派我來進獻鴻鳥，經過水上時，因不忍看著鴻鳥干渴，就放他出來飲水，沒想到這寶貨竟然飛走了。我自知不妥，便想到用刀刺腹或用繩索絞頸自殺；但是轉念一想，這樣豈不是陷兩位君王于不仁，被人非議說君王為了鳥獸而使士人自殺嗎？于是作罷。本來嘛，鴻鳥不過是禽類的一種，與其相似的禽類很多，我完全可以買一只相似的來代替；但是，想想也不行，這樣做明明就是不誠實的欺騙嘛！我也曾想逃奔到其他的國家去；但是又怎么能忍心看到兩國君主的使命因此而不能相通呢？所以，我思前想后，還是決定老老實實地前來磕頭認罪，請大王治我的罪吧！”
聽了這段說辭，楚王卻說：“我不僅不怪你，還為齊國竟有你這樣誠信的人而感動！”楚王于是重重地賞賜了他，據說，所賞的財物可能比真的獻上了鴻鳥還要多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