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謂司馬遷著《史記》，卓識巨膽，洞達世情；于史料傳說掌故，嚴格甄別，汰虛課實。尤其對一些“語出有因，查無實據”的資料，更是落筆謹慎，字不茍下。這類例子，《管錐編》里就舉了不少。
比如《封禪書》里關于漢武帝獲“白麟”事，就是這么記的：“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 《孔子世家》：“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伯夷列傳》：“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這里一個“若然”，幾個“蓋云”，盡顯史筆的微言大義。
為什么呢？錢公是這么解釋的：“一角之獸，曾獲其物，而為麟與否，有司迎合，不可必也；孔子適周，嘗有其事，而果問禮老子與否，傳說渺悠，不得稽也；箕山有冢，馬遷目擊，而真埋許由之骨與否，俗語相沿，不能實也。‘云’之為言，信其事之有而疑其說之非爾。”
如果我們以司馬遷這種“字不茍下”的要求看待一切史書的話，問題或疑慮就來了。近日讀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2002年5月第九次印刷），看到幾處論及錢鐘書的地方，有些不同意見。
書里說到由于1949年后，中國文學環境的變化，使得很多作家在創作上或多或少的受到限制。“錢鐘書本來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卻也難以實現，而致力于古代文學研究。”（28頁）“錢鐘書雖然更愿意在小說創作上施展他的才智，但‘時代’留給他的選擇，卻只有文學研究的領域。”（79頁）
這樣的判語從何而來呢？洪先生在28頁的那一句話后面，給了我們讀者這樣一個注解：“1957年，錢鐘書的《宋詩選注》脫稿后，寫七絕一首，表達雖有寫作之才和興致，卻不能施展的遺憾：
晨書暝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碧海掣鯨閑此手，祗教疏鑿別清渾。
參見楊絳《將飲茶》第137—138頁，三聯書店（北京）1987年版。”(見該書34，35頁)
然而在看了洪先生的注解，看了楊絳《將飲茶》第137—138頁之后（即《記錢鐘書和〈圍城〉》里的一些文字），我們所能得到的信息，最多不過是“錢鐘書本來也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或“錢鐘書雖然也愿意在小說創作上施展他的才智”。而書里面“更愿意”的“更”字，用得似乎不太扎實。因為說到“更”，就含著有比較的意思。即作者認為如果讓錢鐘書在小說創作和文學研究中做個選擇的話，錢是會選前者的。真是這樣的嗎？可疑。起碼作者拿出的立論證據不能說服我們。
竊以為，如果1949年之后，文學創作氛圍符合錢鐘書的理想的話。錢還是會以做學問為主，小說創作為副的。眾所周知，雖然錢鐘書在文學創作上有著不凡的成就，但歸根結底，錢更是個學者。六十多年前，錢鐘書就曾對楊絳說“他志氣不大，但愿竭盡畢生精力，做做學問。”（見楊絳《錢鐘書對〈錢鐘書集〉的態度》）事實上，錢鐘書的確就是這么做的。即令在1949年前，在文學創作氣氛還沒變得像后來那樣緊張逼仄時，錢先生也沒顯出“更愿意”從事小說創作，也沒成為職業小說家。他只不過是用了教書做學問之余的零碎時間，“錙銖積累”地創作小說。1949年前，錢鐘書在“做學問”上所花的時間精力遠遠多于“寫小說”。當然，光憑這些事實，我們并不能推斷說“1949年前，錢鐘書更愿意做學問”，也不能推斷“1949年后，錢鐘書更愿意做學問。”因為上述的材料都不足以保證論證的邏輯嚴密性。既然這樣，既然沒有確鑿資料來證實比較之下的“更愿意”，我們何不學學史遷“若然”“蓋云”的“字不茍下”，來一句“錢鐘書本來也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