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萬歷皇帝第2章：申時行（大致內容及其摘抄）
第二章的內容線索
張居正死后，明帝國最重要的舵手失去了，但作為萬歷從小的老師，申時行又知道這個孩子是很優秀的，理應能夠做出一番事業。
可是與此同時，他也深刻地認識到，文官集團的平衡，是關乎這個國家能否繼續走下去的核心問題。他甚至明白，一項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團整體感到滿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正是抱著這種妥協、左右逢源的心態，申時行在各種利害關系上成為了騎墻派，以及和事佬，這顯然是吸取了張居正的教訓。
當了幾年首輔之后，申時行更是感覺到，萬歷皇帝，甚至是整個明朝的施政綱領中，就從來沒有什么開疆辟土的想法，也沒有多少深度改造社會的意愿，只要能夠在基本保障全民溫飽的低標準下，維持長治久安就行了。
因此，申時行堅定了用妥協和調和的態度，來換取國家暫時的安寧。這種圓滑的處世方式，在后來王世貞所作的《內閣首輔傳》中得以體現，他評價申時行雖然熟讀經史胸中有貨，但是從來不會接近危險的懸崖，更不會貿然樹起旗幟。
同時，申時行雖然讓萬歷年間一片粉飾太平，但并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個國家的內部已經腐朽不堪，搖搖欲墜了。
騎墻派的申時行也沒有落得太好的下場，文官集團不斷攻擊他首鼠兩端的做派，攻擊他是個賣友誤君的小人，最終申時行只能選擇自行辭職離任。
到這里我們已經大體上看出了萬歷十五年前后，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便是皇權和文官集團的斗爭，以及文官集團內部的利益紛爭。同時我們還會看到，那種以文官集團極度推崇的道德觀念來取代真正的法治，導致在治國上的種種弊端。
《萬歷十五年》第二章：申時行（摘抄）
1、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1574年，萬歷髫齡10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13年之后，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歷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得任為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遇，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并不是既為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為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眾所推服、徹底了解國事的思想家。
2、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于案幾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御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后，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復，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鑒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3、本朝治理天下，禮儀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臨天下，具有最高的權威，實因無意之所歸。天意必須通過億萬臣民的信念而體現出來。皇帝和他的大臣，經常以莊嚴美觀的形式舉行各式各樣的禮儀，又為鞏固這種信念不可或缺。無數次的磕頭加強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義；而他親自主持各種禮儀，更表明他也同樣受上天的節制，即受傳統的道德所節制。儒家經典的教條愈簡單平淡，就愈要加強學習，接二連三地聽來講去，借此加強我們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凍天寒，溽暑蒸人，我們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鍛煉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親耕，看來有很明顯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虛偽。如果所有參加典禮的人都相信這種象征，而決心以行動促其成為現實，這又是何等壯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經筵，其目的更直截了當，它表現了皇帝和大臣們堅決地在經典和史籍中尋覓最有效的方法，以達到大同之治。
4、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在本朝歷史上除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于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多數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識，他們屬于純技術人員。即使是高級武官，在決定政策時，也缺乏表示意見的能力，偶或有所陳獻，也絕不會受到文官的重視。
5、官員們的品級由“文官花樣”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稱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樣總是繡著兩只鳥，鳥的品格和姿態則因級別的高低而異。如一品官的花樣為仙鶴翱翔于云中；三品官的為孔雀，一只著地，一只沖天；至九品官則為鷓鴣二只，彼此都在草叢中覓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級不用鳥而用猛獸來表示，依次為獅子、虎豹、熊羆等等。監察官員亦稱“風憲官”，雖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樣卻不標品級而誘以“獬豸”。這是傳說中的一種猛獸，能辨善惡。它對好人完全無害，但當壞人接近，它就一躍而前將其撕為碎塊。還有極少數的文武官員，包括宦官在內，可以由皇帝特賜繡有蟒、飛魚、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貴又在其他花樣之上，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申時行于1585年即由萬歷賜予蟒袍。
6、科舉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會風氣中得到反映。一個讀書人如果不入仕途，則極少有機會表現他的特長，發揮他的創造能力；也極少有機會帶給一家、一族以榮譽。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茹苦含辛，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
7、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復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斗，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至于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茍取于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
8、一個富裕的縣份，其稅糧總數可以是一個窮僻縣的300倍到500倍之間。當一個縣官詳細察看他的轄區時，他更可以發現很多難于置信的事實。這足以證明我們所稱為制度，往往只是一個理想。比如說，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間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縣份的耕地幾個世紀都沒有作過系統的丈量，其間有的增加，有的減少，甚至該地區的地形都有了改變，過去所定稅糧數額，可能已與現在實際情形大相徑庭。至于土地的所有權，經過幾易其手的典押，有時也難以認清誰是真正的地主。
9、在名義上張居正是皇帝的顧問，并無決策和任免的權力。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圖，他經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親信的總督巡撫，要他們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內閣大學士的身份票擬批準他自己的建議。為了鼓舞親信，他有時還在函件上對他們的升遷作出暗示。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以補助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這在旁人看來，就是上下其手；以氣節自負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頭，以免于趨附權勢的譏訕。
10、為什么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并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系復雜，各有他們的后臺老板以及提拔的后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系，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張居正又錯誤地使用了獬豸這一動物。監察官是征集輿論、平衡陰陽、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鋪張先生卻用它來推動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給事中只檢舉對他不利的人物，不糾察他的行政，這種情況使他們與特務警察無異。因之張居正雖沒有獨裁者的權位，卻有了獨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執政之日有這種普遍被壓抑的恐懼和怨恨，以后的反張運動就不會引起這么多的同情，動員這么多的力量，產生這么多的枝節。
11、管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帝國，在許多問題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張居正以整飭紀律自居，而實際上他是強迫要求各人保證不生罅隙。申時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勵誠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動地各盡其能地補救罅隙。申時行的立論并非沒有理由，但是從他四年內在文淵閣執政的紀錄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為微小。推廣誠意的方式是經常不斷地舉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然而最近以來，申時行已經不能勸說萬歷皇帝出席他應該主持的禮儀，經筵也久被擱置。申先生內心明白，經過張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對各種告訐、爭論和答辯已經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從小束發受教，就聽說“王者無戲言”，天子應對一切事物認真，更要在一句一語之間，相信親信人的話。而現在看來，每個人都是說管說，做管做，兩不相干，這又何怪乎他懷疑一切？他之所謂“訕君賣直”，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他對廷臣要求他為堯舜之君的說法不加反對，因為這是“四書”中的準則，又是祖先的訓示，不容置辯。可是以他的聰明敏感，誰又能夠保證他在內心深處，沒有把這種要求當成臣下為他設置的羈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