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已無張居正 裂開的破鏡難重圓

張居正離世，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歷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后的例子。其動機是出于一種報復的意念，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

政治清算

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歷皇帝又龍駒上賓，而關于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戰之后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干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愁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歷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沖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歷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別是到了后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復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于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

建國時的理想都隨風而逝了？

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節儉，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仆。在這種風氣下，人們心里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太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許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為何道德成為救命符？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運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已完成任務。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沖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篆。說的嚴重一點，后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復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