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萬歷十五年》是一本非常知名的歷史著作，作者黃仁宇先生以其“大歷史觀”而聞名，這是他的代表作。
本文是全書的閱讀摘要，養分恐不及原書千分之一。作者在書中的邏輯環環相扣，分析間互有引證，觀點又涉及眾多方面。若想使本文通曉明白又不至于過分啰嗦，只能以幾位政治人物的摘要描寫為主，對于各種制度文化的論述章節，卻不合適大段引述。而書中最后關于思想家代表的李贄部分，則全被省略，只因無力對其中對儒家傳統文化的分析做摘要，單純講其個人生平，卻又寡然無味。
要說原書的精華，其實盡在文中未提及的部分，作者借由當時人事，對歷史和制度文化加以評述。若是有興趣，還是閱讀原書最好。
內容提要
1368年，明朝建立。太祖洪武皇帝打天下是個猛人，但出身農民的他在治國上追求的卻是保守完美的小農經濟體系。落實到實踐，就是將民眾“種在地上”，重農抑商，制定保守的軍事制度與經濟制度，旨在全國范圍形成蜂巢狀的封閉循環體，以期望各地民眾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保持最簡單的社會關系。這種狀態下管理相對輕松，國家整體卻僵化得難發展，雖然開朝時尚能以當世發達國家自居，但到了二百年后的萬歷年間，舊制度已經暴露出諸多問題。面對這些問題，統治精英們或銳意進取、積極改革，或調和矛盾、平穩優先，或消極怠工、隨遇而安，卻無一不走向失敗乃至悲慘的結局。
本書從萬歷年間幾位政治人物的評述出發，對當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的制度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分析。通讀全書后，能夠深感社會制度力量的強大，這種強大是身處其中的任何個人都無法對抗的，無論是最高統治者皇帝、首輔、軍事統帥、文化精英，都在這制度洪流中顯得無比渺小。具體的講，即便在帝王時代，制度改革也不是皇帝一人開化就可以的，這對現世政治經濟領域中“明君情結”的廣泛存在是一種提醒。
死后被清算的改革派——張居正
萬歷皇帝9歲即位，按之前歷史的套路，很有可能出現叔父親王、丞相重臣把持朝政，乃至最終廢帝篡權的戲碼，但實際上，最終輔佐皇帝處理政務的是首輔大學士張居正。
明成祖永歷帝奪位后，規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兒子，一到成年就應當離開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居于各省，有極為富麗閎大的王府和豐厚的贍養，但不得干預地方政事，而且非經皇帝同意，不得離開他的所在地。這種類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牽制和干涉。
此外，本朝在開國之初曾經設立過丞相的職位，但前后三人都為太祖洪武皇帝所殺，并下令從此不再設置，以后有敢于建議復設丞相者，全家處死。而大學士作為皇帝的秘書兼顧問，雖然并不負有名義上的行政責任，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在行使著丞相的職權。在大學士間有主次之分，主者便稱為首輔。
這種以閣臣代行相職的制度，源于開國之君為了鞏固政權而做出的苦心設計，目的是使皇權不被分割，也不致為旁人取代。這種皇帝個人高度集權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貫徹始終。從理論上講，皇帝的大權不應旁落，但這種理論并不總是能和實際相一致的。萬歷皇帝9歲臨朝，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綱獨斷，對國家大事親自來做出決定？
在這種情況下，張居正獨斷人事任免，以強力推行改革，雖能夠施行，卻也招致許多反對力量。1577年，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規定，張居正應當停職，回原籍守制丁憂，以符合“四書”中所說的父母三年之喪這一原則，然而皇帝時年才十五，萬事仍需要張居正的幫助，過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離職的官員，由皇帝指令“奪情”而不丁憂守制，也有先例。
但反對“奪情”之音四起，他們提出的理由是：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于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使未受教育的愚民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而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動為天下作出表率。要是皇帝的老師不能遵守這些原則，把三年的父母之喪看成無足輕重，這如何能使億萬小民心悅誠服？
然而，反對者迅速受到了嚴厲的懲戒，倒張不遂的官員大批離職，他們推托說身體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請求給假或退休，皇帝對張居正的信任和依賴，在此時達到了頂點。
1582年，張居正病逝，皇帝逃出了權臣的羈絆，而在成為父親后，太后也不再干預他的生活。自此開始，萬歷決心破除他帶給別人的柔弱的印象，他勵精圖治，親自作出一連串重要的國事決定。另外，他也要盡快擺脫張居正的影響，而繼任首輔張四維也期望在反張過程中鞏固自己的勢力。不出意料地，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開始，一場倒張運動慢慢地、但是有進無退地蔓延開去，參與者清楚地知道，現在和當年勸諫奪情時的政治形勢已大不相同，他們揭發事實，制造輿論，使張居正的形象逐步變得虛偽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張居正去世僅僅半年，他已經被蓋棺論定，罪狀有欺君毒民、接受賄賂、賣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縱奴仆凌辱縉紳，等等，歸結到最后，就是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權，居心叵測云云。
1584年9月，皇室正式宣布了張居正總結性的罪狀：“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張居正的弟弟和兩個兒子被送到煙瘴地面充軍，在此之前，其長子已自殺身亡。
張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但他要求過于嚴厲，以至抗拒橫生。在有生之日，他還可利用權勢壓制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心血事業便隨之付諸流水。而他施政的全套措施，徹底暴露了這一大帝國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只會造成行政系統的內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會因壓力過高而分裂。
維護和諧社會的保守派——申時行
申時行被任為首輔，實為一串意料之外的機緣所促成。
張居正逝世之后，繼任者為張四維。但不久其父親也不幸去世，自然不能再來一次“奪情”，張四維只能離職丁憂。在此離職期間，申時行代理首輔。但是張四維本人在居喪將要滿朝的時候又突然患病不起。這樣，命運就把資格最淺的大學士申時行推到了最前面。
申時行就任期間之所以采取保守態度，多半因為在前任那里得到的教訓。張居正死后被參，家產籍沒，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張的作風辦事，至少也是沒有頭腦。當他端坐在文淵閣中張居正留下的公案后邊，想必不能忘懷張居正當年的神情氣概。而在他之前的八位首輔，只有二人得以善終，首輔們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或是個性太強而引起嫉妒和仇視。
于是，申時行采取了一種平穩過度的施政手段，他努力在文官系統和皇帝間進行調和，做一名和事佬，也就是在他任上，立儲問題被不斷的放大。
消極怠工的最高統治者——萬歷皇帝
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已經實際掌握了政府的大權，但他漸漸發覺，擺脫了張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權仍然受到種種約束，自己即使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的產物，倒掉張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
這其中尤為突出的一點，是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代替皇長子為太子。出于報復，他從勵精圖治的形象，轉成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這在歷史上也是一個空前絕后的例子。首輔申時行本應是這場沖突中決斷型的人物，但他既不愿意面對文官集團的責難，又不能夠對皇帝進行有效的規勸。
皇帝心里的愿望難于實現而且無法明言，同時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早已成了一個孤獨的君主。身為天子，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像這樣雙方堅持達十年之久后，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萬歷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萬歷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慶幸的是，皇帝的放棄職責并沒有使政府陷于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序，于是就這樣又過了二十年。
在此期間，朝堂內外形勢并不平靜，楊應龍在西南叛變，孛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侵占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
但內外兵事都沒有像立儲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這么多的紛擾。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所最關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宮車宴駕，誰將繼他登上寶座，即使在三皇子被封到河南之后也依然如此。那位三皇子的生母鄭貴妃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誰敢擔保情況不起變化？
皇帝的消怠，也對文官系統的激勵產生了巨大傷害。文官們擁有兩種不同的性格，即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于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而萬歷皇帝的所作所為，與上述兩點皆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就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文官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另一方面，皇帝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偽的裝飾，使得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漸漸地，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不再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瘟疫，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于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一名消極怠工的皇帝，加之一名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為準則的首輔，使得王朝體制的弊端無法被修復，反而變得越發的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面對體制上的欠缺，只能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符。說得嚴重一點，這種道德標高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制度違反時代，不能在復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不合實際的理想派——海瑞
海瑞在當代是個名人，多半因為幾十年前的一出戲。
而回到萬歷年間，在海瑞從政的二十多年，同樣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于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他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但當人們評論他的政治措施，卻不僅會意見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極大。在各種爭執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個共通的結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準則。海瑞的一生經歷，凸顯出一個道理，個人道德之長，遠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開國洪武帝確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其主要的著眼點在于保存一個農業社會的儉樸風氣。海瑞單純的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則奉為金科玉律，在具體處理問題時候又過于自信，既沒有對地方上的情形作過周密的考察，也沒有宣布法律的準則，更沒有建立專門的機構去調查案情、聽取申辯以作出公正的裁決，其失敗結局的注定已不言自明，若要評價其人，實為“志大才疏”。
推行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失意武將——戚繼光
從洪武開始，明朝就有重文輕武的趨向。大約經過了一百年，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的階段，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上的最高點，也就是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上的最低點。武人在刀劍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的心目中不過是血氣之勇，即使克敵制勝，也不過是短暫和局部的成功而已。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
按照當時制度選拔出來的高級將領，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這也正是文官集團所預期的目的：將領既然大多屬于一勇之夫，當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讓他們來指揮各級武官。這種軍事體制的設計，顯而易見，其重點不在于對付敵國的全面入侵，同時也不打算全面進攻敵國，而是確保國家內部不會出現軍事內亂。
然而，這種制度和風氣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早已被事實所證明，其軍事敗壞盡人皆知，但敗壞的程度卻出人意外。北方的邊境每年都被入侵，被擄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財物不可勝計。在東南沿海，一股不到七十人的海寇竟創造了一個奇跡：他們登陸后深入腹地，到處殺人越貨，如入無人之境，竟超過杭州北新關，經淳安入安徽，迫近蕪湖，圍繞南京兜了一個大圈子，以后雖然被殲，但是被他們殺傷的據稱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為明朝陪都，據記載有駐軍十二萬人。
面對軍隊的破敗，戚繼光從制度、賞罰、戰法等各個方面對其所統帥的軍隊進行改革，造就了貼有個人烙印的“戚家軍”，但在一個以文人治國的農業國家之內，想要強調軍事效率，提倡技術的發展，而使得軍人和文官的并駕齊驅，在事實上是絕對辦不到的。
戚繼光也不是完人，其私生活混亂、在麾下搞宗教式的做法，他賄賂張居正，使后者成為他在宮廷內的庇護，如果用視而不見的態度抹去遮蓋這些事實，就是不忠實于歷史，對一個英雄人物隱惡揚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繼光的復雜來自環境的復雜，如果指望他簡單得如同海瑞，無疑是不近情理.
戚繼光的可取之處，在于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他接受現實，以“盡我所能”的精神把事情辦好，同時使自己得到適當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從他的眼光看來已無關宏旨。
然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須付出代價。張居正死后，戚繼光遭受牽連，被罷官后，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這本關于失敗的年鑒
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他們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身敗而兼名裂。
各方面的分析與判斷都指出，明朝的種種體制的病根，早已被前人種下，到了萬歷一朝，帝國已近病入膏肓。其中個別人如何選擇，對于整個體制的影響都微乎其微，甚至會被體制的力量所湮沒，最終面對悲慘的結局。
這便是萬歷十五年的年鑒，這個朝代一部關于失敗的總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