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諸子中，莊子無疑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他的一生都處在戰國的亂世之中，當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紛紛將目光投向治世救國的領域時，莊子安安靜靜的選擇了遺世獨立，遠離世俗，于亂世之中逍遙獨居，孤獨論道；當其他思想家和學者積極游說各國君主希望得到重用、一展宏圖抱負的時候，莊周卻固守著物質上的清貧并建構起了自己獨有的快樂的精神世界。《莊子》其書和莊子本人一樣，充滿了傳奇的色彩。文字既浪漫又現實，表達既華麗又質樸。很多學者把莊周的哲學歸于生命哲學，也有人認為“生命哲學”是舶來品，而莊子哲學的文本里并沒有出現“生命”一詞。本人才疏學淺，故而尚沒有辦法對這些爭論提出什么建設性的觀點。私以為，無論這種爭論最終有何結果，都不可否認的是，莊子的哲學比其他諸子的哲學更關注人本身和人的精神世界，更加看重生命的質量，也更加透徹的揭示了生活的本質。他安貧樂道的處世態度對于沉浸于功利追求的當代人而言，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 莊周的貧
首先，就莊子的“貧”而言，我認為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即“物質生活上的清貧”和“人際關系的貧乏”。
莊子的物質生活無疑是諸子百家中少有的清貧，這種清貧與他本身驚世的智慧和他在當時的聲名顯得尤為的不對等。我們都知道，孔子周游列國，雖然最終因為自己的政治理想沒被很好的重用而選擇回鄉著書立說和教學，但至少他還是衣食無憂的，不然也不可能發出“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樣的感慨來；而與莊子同時代的孟子，雖然自己主張苦行，但從他拒絕齊宣王的挽留時而說出的“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可以看得出，孟子的苦行只是他所追求的一種生活方式，而非真正的貧窮。但莊子與他們不一樣，莊子是真的貧，貧到“衣大布而補之，正絜系履而過魏王”。在《莊子·雜篇·外物》中也有記載說：“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看似大度地說要在等自己的一筆款子到手以后可以借三百金給莊周，但其實是拐彎抹角的在拒絕。莊周當即以涸轍之魚自喻，諷刺了監河侯。鮑鵬山先生在解讀這一段時指出，監河侯之所以不借糧給莊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以莊周當時的情況來看，他是沒有償還能力的。換言之，監河侯如果借了糧給莊周，就必須做好收不回來的心理準備。顯然，監河侯并不是樂于布施的善人，所以他借故推辭了。監河侯的做法是否合適暫且不論，但至少由此可以看出，莊周的物質生活實在是寒酸到了一定的地步。別說是像孔子那樣講究食物的精細了，就連溫飽都成問題。
而在人際關系方面，莊子同樣不富裕。一方面，莊子的精神境界是常人所無法企及的，世俗的人并不能理解他的思想，更很難真正的進入他的精神世界與他坐而論道；另一方面，莊子善用寓言，并且比喻時常尖銳刻薄，不留情面，一般的朋友恐怕也很難能夠接受他的刻薄。通覽《莊子》，可以跟莊子稱之為朋友的大抵只惠施一人。據記載，莊子聞惠子做了魏國的宰相時，便出于朋友的情分而立刻從老家出發去魏國探望他，而莊子的妻子去世時，惠子也專程前來吊唁。惠子去世了十多年后，莊子對他仍念念不忘，可見二人之間的友誼是相當牢固的。盡管惠施總對莊子說“子言無用”，而莊子也曾以“貪吃死老鼠肉的貓頭鷹”來比喻和諷刺惠子的淺薄和世俗，但二人關于“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辯論，卻是精彩之極的，并且很好的解釋了為何惠子可以走進莊子的精神世界并成為他一生唯一的至交。
按照世俗的眼光來評判，莊子的人生無疑是灰暗的。貧窮與孤獨，是莊子生活的常態。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這樣的生活都是難以忍受的，更別說是苦中作樂了。但事實上，莊子卻活得很快樂，比絕大多數活在世俗里的物質豐盈、朋友遍天下的人要快樂得多。在莊子的視域里，這種種的一切，從一開始就不能算作是苦，因此，他的快樂并沒有勉強與悲情的色彩，他站在普通人望塵莫及的高度，審視著生活的種種，以更加通透的心境體會著生活里那些純粹的快樂。
二 莊周的樂
六年前的春晚小品里，小沈陽說“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錢沒花完”，而趙本山反駁說“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活著，錢沒了”。這段對話雖然搞笑，但卻一針見血的指出了造成人們不快樂的兩個重要元素，即“名利”和“生死”。縱觀當今社會，物質欲望的不滿足和和對死亡的恐懼使得人們常常陷入莫名的焦慮和失落中。然而，這一切在莊周看來，根本都是不值一提的。縱是生活貧寒，衣弊履穿，面對楚王拋出的橄欖枝，莊周也毫不動心，專注地釣自己的魚；妻子去世，莊子箕踞鼓盆而歌，以慶祝妻子脫離了世俗生活的貧苦，回到了自然之母那里。而當莊子自己即將離世的時候，他還能平靜的和自己的弟子討論自己的身后事，沒有一點悲愴，也不覺得有什么忌諱。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莊子早已看透名利和生死。于莊子而言，功名利祿是外物，來去得失都由不得人的內心。一個人若將自己的快樂建筑在這些外物之上，那么他所獲得的快樂必然不可能長久。他拒絕楚王“愿以境內累矣”的邀請，因為他知道伴君如伴虎。應下楚王的邀請或許能使他立刻飛黃騰達，但同時也等于將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險的境地。在莊子看來，解決衣食問題固然重要，但若要以性命來承擔風險，就沒有必要了。他也并不愿意費心勞神地去思量君王的心思，整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以莊子的性情來說，這樣從心到身的不自由是比任何事情都更讓他厭棄的。比之富貴榮華、功名利祿，生命和本性要重要得多。
然而，莊子珍視生命，卻并不貪生怕死。對于世人畏懼的死亡，莊子的見解更是獨到而豁達。
事實上，世人之所以怕死，是因為人們把生看得太重太好，把死看做是生的對立面，有了對立就必然不會和諧。因此，生死的問題變得很喧囂。但莊子并不這樣認為，他說“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莊子主張拋棄世俗的思維定式，用更加開闊的眼光去看待生死。“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莊子把人的死亡看作是對自然的回歸，無論是生還是死，都是自然對“我”的善待，人只要坦然接受就好。我們所以為的生命的歷程，在莊子看來，或許只是一場蝶之夢。而我們的死去也許只是蝶夢的醒來。更何況，莊周還迷惑于究竟是自己夢中成了蝶還是蝶在夢中成了莊周。如此想來，生生死死，夢中夢醒，便沒有了那么清晰的邊界，更沒有了那么尖銳的對立。人們畏懼死亡，為死而悲愴不已，但從源頭來說，人們根本都還不確定自己究竟是在生還是死的狀態里，盲目的畏懼與悲傷，顯得尤為的可笑。就好像我們做了一場夢，夢里的自己難道要為夢醒時的消失而痛哭流涕嗎？
三 莊周的啟示
莊周對苦與樂的理解體現了一個安貧樂道者的豁達，而這豁達背后所蘊含的正是對自由的追求與向往。無論物質上是否富有，莊周都不那么在意，但精神上是否自由卻十分被他看中。縱是五花馬、千金裘，也不抵寒舍里一個隨時可以有的小憩，縱是君王身側的高座，也不如林間茅舍的一席草墊。莊周活得逍遙，樂得自在。
世人眼中，莊子一生清貧，但這種所謂的清貧僅僅是世俗的界定，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世界的富有，是常人無法企及的。他眼極冷，所以它能夠冷靜的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去看世界，看人生；他也是心腸極熱，所以他才會為世事的不平有那么多感慨。他超脫了名利，超越了生死，看淡更看透了一切，世俗所看重的這些，于他而言不過是浮云。他知道自己的世界不會輕易為外人理解，所以他獨居僻處，自己與自己玩。因此，不因清貧而寡歡，只因通達而快樂，這便是莊周。而這，也正是莊子給我們的啟示。
對時下的大多數人而言，莊周的生活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這種遙不可及，訴出了絕大多數人在時代洪流下失去自我后的可悲。人們總是以時代的腳步太快、自己不得不疾步快行以免落后為借口，卻不自知，自己不過是活在別人制定的標準中，并且沒有勇氣去沖破這樣的僵局，于是只能越陷越深。事實上，我們需要一點莊子的精神，去主動的表達自己對于生活的態度，對于人生的建樹，去像自己一樣地活著，生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