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電影《地久天長》，腦中反復縈繞著的不是那首直點主題的《友誼地久天長》，而是《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紅色歌曲熱情洋溢、鼓舞人心，但我只記得澎湃的曲調下，表達出一個鮮明的信號：時代大潮不可阻擋。

無論被高度贊譽為“二十五年之后的《活著》”，還是被簡單粗暴的劃入傷痕文學、賣慘苦情戲甚至心靈雞湯的范疇，對《地久天長》來說，這些都有些過譽。

其實，《地久天長》只是樸實無華的講了“好長的一段生活”（王小帥語）。本片以盡可能隱忍、克制、平實的方式，對時代的期望與絕望，以及人物的生存狀態進行了一番文藝性、戲劇性的記錄與重現，進而釋放出驚人的情感力量。

正是因為這種難得的樸實無華，才會讓觀眾拋開時代的隔膜、思想的桎梏和印象的偏見，將特定大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還原、放大、重構，放在現代人的審美標準下，去看、去品、去感受。

真實反而最能觸動觀眾的心扉，這就是《地久天長》的初心。

榨干生活的苦澀，留存美好的記憶，人們對情懷的理解不過如此，然而，這并非本片的關鍵傾訴點，時代沖刷下的人性回歸，給了王小帥和《地久天長》無窮的創作動力。

從健碩的中年到遲暮的老年，從家庭離合的悲愴與無奈，到時代變遷的迅猛與停滯，一代人的光景就這樣過去了。深陷本片情節的觀眾們，或許真切體會到了千萬家庭的喜樂與離別不過是時代洪流下的滄海一粟。

現實主義的春天，離觀眾還有多遠？

《地久天長》上映之前，是張猛的《陽臺上》和白雪的《過春天》，再往前，是曹保平的《狗十三》、饒曉志的《無名之輩》和忻鈺坤的《暴裂無聲》。《我不是藥神》的票房口碑雙豐收，標志著國內院線的現實主義電影回歸。

現實主義題材仿佛是一下子就“吃香了”，普通觀眾眼中的文牧野和《我不是藥神》，就像是突然蹦出來。

《我不是藥神》“井噴”前的2017年，周子陽的《老獸》和張艾嘉的《相親相愛》依然是走了“國外盛贊在前，國內上映在后”的老路，也并沒有引起過多的關注。前者拿到了204萬票房，緊貼家庭和親情的后者要好得多，拿到了1800多萬票房。

這些年，“吃力不討好”的現實主義題材遇冷，說到底還是觀眾緣不足。

處于不斷變革的社會中，人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物質富足上，精神追求特別是影視娛樂需求，靠得還是“娛樂至死”指導下，被拍爛了、說爛了，卻依然有人愛看的所謂“商業大片”。

觀眾的追求都是很簡單、很實際的東西，心累了就想看點輕松、搞笑的，給內心找找平。雖然在圈里人們佩服甚至敬仰拍了現實題材的主創，但票房堪憂的現實和上映無期的尷尬讓這類題材越來越小眾。

不知從何時起，現實題材越來越傾向于濃重的叛逆、盲目的宣泄、莫名的妖魔化，非要把電影拍得冰涼刺骨、慘絕人寰才符合人文、人性的藝術追求。

殊不知，所謂的“普世觀念”是西方的舶來品，用一個西方標準去丈量和捆綁東方人的審美觀念，打一開始就是南轅北轍的存在。

所以，講述“中國人自己的故事”的《我不是藥神》，將“窮病”的根子剖開來，引發一連串的熱潮與熱議。

文牧野的眼光毒辣，除了扎實、細膩、溫情的劇本，以及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震撼，還在于精準的把握住了痛點、淚點和笑點，給了觀眾一個認可和值得的感情宣泄出口。

現實題材的飯并不好吃，就連功成名就的第五代導演們，都更傾向于構建奇幻的世界來抒發現實的感懷。《貓妖傳》和《影》的不倫不類，其實是一種藝術化的妥協。

所以我才由衷欽佩王小帥，樂見《地久天長》的上映。只有坦然面對、不用回避成為大多數普通觀眾的共識時，國產現實題材影片才算得上迎來了真正的春天。

兩家人的人生軌跡，悲愴中的坎坷前行

將長達三十年的史詩級跨度，濃縮于兩家人的恩怨情仇，足見王小帥導演的野心。畢竟，一個點可以很具體、很形象，無數個點組成的面，就可能會讓人陷入迷失自我的困境。

任何一位電影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描繪時代，但只有具備足夠自信的人，才能以時代的高度，對歷史的橫切面進行藝術化的總結。

在暢談拍攝體驗時，王小帥并不回避本片包含的“敏感成分”：知青返鄉、計劃生育、嚴打、下崗潮、下海潮。《地久天長》將片中人物的命運與這些社會轉型的節點進行了有機的串聯，在增強時代感的同時，也無形中點出了主創的態度。

被打亂的時間線就像一個奇異的拼圖游戲，時間在感情的起伏中推進，觀眾緊跟著人物的情感變化和人生浮塵，將瑣碎的故事線拼接、重組，最終形成了一段獨特的時代記憶。

平鋪直敘的敘述固然能節省觀眾的腦細胞，但浮于表面的“看”，與沉侵其間的“想”，帶來的感情體驗是不同的。《地久天長》故意打亂時序，試圖引導觀眾通過每一個故事節點的獨特性，強化時代大潮的厚重感。

《地久天長》的故事紐帶，是代表未來的“孩子”，經歷了三次失去孩子的痛苦成了本片主角劉耀軍、王麗云一家人永遠的痛，進而表現了被大時代裹挾的小人物，三度與未來失之交臂之后那種深深的無力感。

上世紀八十年代，北方內蒙古的筒子樓里，劉耀軍、王麗云還是國有企業包江機械廠的工人，和同事沈英明、李海燕夫妻走得很近，兩家人的獨子劉星與沈浩，發誓要做一輩子的“好兄弟”。

在那個淳樸的年代，相對不大的貧富差距讓人們的關系變得很簡單、很融洽，好與壞之間幾乎沒有灰度的空間。所謂的合得來和知心，看起來很單純，其實也逃不過人性。

工廠干部李海燕發現王麗云懷孕了，“不能犯政治錯誤”成了她唯一的念頭。禁不住李海燕的極力勸說和政策的高壓，王麗云做了人流，卻意外失去了生育能力。

第一次喪子，胎死腹中，直指政策實施的具體做法上。政策大環境的影響下，李海燕貪圖權利的本性暴露無遺，但王麗云的終生不孕與其說是當時的條件限制，屬于醫療事故，不如說是對政策執行的死板僵硬致使強制墮胎的尖刻諷刺。

幾年后劉耀軍的獨子劉星溺水身亡，慫恿并推搡他下水的，正是“好兄弟” 沈浩。背負著“兩條人命”的李海燕和兒子沈浩，陷入“道德過失”的懺悔和內疚之中。

第二次喪子，意外死亡，直指失獨家庭的成因與隱憂上。劉星的死，人為因素是主因，但本片給出了因政策執行的缺失引發獨生子女意外亡故后老人養老送終問題的社會現象。

相繼遭受不能再生和喪子之痛，王麗云承受不住沉重的心理壓力，正好趕上了下崗潮，劉耀軍帶著身心疲憊的妻子，和下海潮的人群一道遠走福建，相依為命。

其間，劉耀軍夫婦收養了長相酷似喪子劉星的棄兒，取名“劉星”然而，當得知自己是養父母的“替代品”時，叛逆的養子“劉星”憤然出走。劉耀軍一家再次失去了孩子。

“獨自凄涼無人管”的痛楚，對于失獨者來說，要么通過合法的收養，要么只能鋌而走險，選擇“人口買賣”。?劉耀軍夫婦的所謂“撿來”，游離于法律之外，失去“劉星”，也是情理之中。

當年心底默默愛著師傅劉耀軍的沈茉莉，竟心血來潮勾引他并懷上了孩子，心里還想著生下孩子，作為劉耀軍夭折孩子們的補償。

孩子，成了丈夫出軌的理由，當遍體鱗傷的王麗云再一次倒在血泊中，劉耀軍選擇了妻子，這意味著，他與自己的理想徹底決裂。

直到身患腦癌的李海燕發出了“臨終請求”，兩個家庭再次相聚。一晃多年，物是人非，李海燕生命垂危，沈浩長大成人，看著這奇妙的生命延續，聽著毫無意義的“真相”，劉耀軍和王麗云在麻木中爆發，又在爆發后再次麻木。

他們選擇了原諒，因為，別人家的孩子，還有未來。

面對真相是最難的，尤其是經歷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后，容貌日漸老去的劉耀軍和王麗云，和解了、重生了、放下了，又怎樣？他們缺的不是時間、經歷和金錢，缺的是未來。

片尾，一次次失去孩子、失去未來的他們，在兒子劉星的墳前，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憋屈了快三十年，他們已經習慣了。

荒誕、感性、哽咽，一切盡在沉默中

時代的滄桑巨變，每個人都有了或悲或喜的人生故事。或許，劉耀軍和王麗云的坎坷經歷更像是戲劇化和藝術加工之后的極端的個例，但并不是每個人都能順著時代的腳步，踩著點向前奔。

一連串的變故與動蕩讓跨越了三十年的生活，充滿了意外、詭異、掙扎和荒唐。《地久天長》中，每個人物都在努力適應著時代，不斷變化和成長，卻總也找不準前進的正確方向。

這是一個精心打磨過的故事，主創將自己的態度、思考、心境和掙扎，掰開揉碎的融入到175分鐘的影片，并小心的保持著鏡頭的疏離感，那是王小帥保持克制的距離。

在時間、空間和感情的變化中，事情一件接一件，情緒一次又一次的醞釀和發泄，引發一波又一波的共鳴，觀眾感受到了與電影劇情同步的真實與感動。

特色的人物，成就特色的電影。憑借《地久天長》，“患難夫妻”王景春和詠梅摘得了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最佳男、女演員。兩位老戲骨的演技自不必多說，作為親身經歷者和感情承受者，他們將時代變遷的無力感融入到時間跨度如此之大的點滴生活中，催生出不盡相同的體驗與感覺，這才是本片感人至深的關鍵。

地久天長是一個美好的愿景，當一次次與未來失之交臂，時間和感情都平復不了被時代拋之腦后的痛苦。養子“劉星”的回歸和那一聲晚叫了十年的“爸”，總歸是讓人們有了一絲希望。

就像王小帥說的，他只是講了“好長的一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