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東君
2012年，是瑪雅人預言的世紀末，人類的世界末日，災難降臨，沒有人能逃過死亡的詛咒，所有人——在劫難逃。當然，幸運的是，《2012》只是一部動作冒險類的電影。
但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同樣姓張的張宏杰對他的評價是，在劫難逃。在劫難逃，有種認命的意味。中國對于災難禍患的認識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而張獻忠，就是明朝末年躲不過的災難。
萬歷三十四年，公歷1606年，張獻忠出生了。無論多么出色的皇帝，領導人，在自己的末年，總是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消極怠工、決策失誤，李隆基是這樣，張居正是這樣，明神宗朱翊鈞也是這樣，衰老，是無法直面的魔咒。
萬歷皇帝在位四十八年，萬歷三十四年，正是萬歷皇帝消極怠工漸趨嚴重的時間，稍微讀過明朝歷史的人都知道，萬歷皇帝是明朝皇帝倒數第三任，即使曾經勵精圖治，也曾開創了“萬歷中興”的局面，但是一個前期兢兢業業后期荒于政事的皇帝對國家王朝帶來的災難比一個一直荒于政事的皇帝帶來的災難更嚴重，這方面請參考李隆基和嘉靖皇帝。
中國的皇帝的繼承制，除了個別皇帝自己禪讓外，一直都是前任皇帝死了，后任皇帝才可以即位，所以，無論在位的皇帝有多大的過錯，只要他一日不退位，沒有歇菜，他就掌一日的權，作一日的孽。萬歷皇帝還有十四年的時間可以作孽。
其實，皇帝是不是一個好皇帝，對于張獻忠這樣的小角色而言，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張獻忠是延安人，他的性格請參考來自于黃土高坡的人民的性格，豪爽大方，喜歡舞刀弄槍，而他自身，對于刀槍之類也頗有天賦，“身材魁梧，剽勁果俠，聲如巨雷，面目微黃”，朋友給他起的外號叫“黃虎”。野史說他“陰謀多狡”，“及長，益無賴”。
張獻忠的出身，毫無疑問是貧苦的，小時候具體受過那些苦，可以自己腦補一下，我也不知道。他的一生的發展階段，只有這樣幾個字，農民，捕快，邊兵，起義軍領袖。
農民，呵呵，指望一個未來的起義軍領袖—并且還是主動投身于起義軍的領袖—能好好種地，以為人人都是朱元璋嗎？張獻忠在當農民的時候，絕對不是一個本本分分的農民。
捕快和邊兵，都是依靠大明王朝而生活，吃的朝廷的飯，而起義軍領袖，卻是走上了大明王朝的對立面。捕快這個飯碗，說真的，沒什么前途，畢竟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四大名捕”之一的，從張獻忠最后選擇的那條路來看，捕快這個工作，相對來說，還是太安逸了，太沒有挑戰性了，張獻忠有一個偏向于冒險性的人格。
沒什么前途的捕快工作，最終還是拋棄了沒什么文化，沒什么素質，好斗而狡詐的張獻忠。邊兵是張獻忠的第三份職業，這個職業教會他的，有兩方面，首先，作為一名軍人，基本的軍事知識一定要具備，其次，與軍人相匹配的稱號，請不要忘記“兵痞”二字。
說的好聽一點，張獻忠可能生來就是對自由有著強烈的向往與追求，所以不能適應枯燥的公務員捕快一職和有著高度的紀律性要求的軍人一職，說的不好聽一點，他就是一匹不服從管束，不守規矩，野性難馴的野馬。這匹馬還喜歡爭強斗狠，刻薄殘忍，脾氣暴躁，無法克制自己的欲望，野心和喜怒。于是，十分理所當然的，張獻忠第二次被拋棄了。
在張獻忠的心里，大明王朝對于他沒有一點恩德，他不像朱元璋一樣謹慎，更不像朱元璋一樣對于皇帝由衷的敬畏，他的尊卑觀念中，他為尊，其他人為卑。所以，生逢亂世，生逢其時。
于是，他做了選擇。由軍人變為流賊。憑借著智力、勇氣和天生的領袖氣質，張獻忠脫穎而出，李自成號稱“八隊闖將”，張獻忠則號稱“西營八大王”。張獻忠真的是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他天生就是領袖。他更是天生的反派，他對于自己的定位也十分明確，他是一個屠夫，而不是一個救世主。
1630年——1644年，張獻忠度過了整整14個名副其實的“流寇”生涯。在這14年中，張獻忠從一個小小的伍長，逐漸成長為一方勢力的一把手，并開朝建國，最后國亡身死。他的一生有很多事可以說，也只有幾件事可以說。
作者張宏杰用了整整64頁的篇幅，來敘說張獻忠。但張獻忠的一生，就像在目錄中的簡介一樣，“有時他也對自己無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能根據自己的知識范圍，自我解釋為‘收人’的使命。破壞這個世界，是他唯一的快樂來源。”這就是為何對于他的評價是——在劫難逃。他是大明王朝的農民的劫，是川蜀人民的劫。
人們對張獻忠的最大印象，是他的嗜殺成性。
張獻忠的隊伍構成，他喜歡招徠亡命之徒，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從職業軍人轉變而來的更多。隊伍的骨干分子都是亡命之徒，底層人民，充滿著底層文化的負面因素。這些人粗魯、淺薄、野蠻、丑陋、黑暗，更深受貧困和專制的雙重鐐銬，是一群殘缺不全的人，而張獻忠的隊伍，則是集殘缺之精華，是殘缺中的殘缺。
其次，張獻忠不像朱元璋一樣，一開始就懂得建設根據地的重要性，他被稱為“流賊”，他的隊伍沒有固定的根據地，流動作戰，他們到一個地方，就將一個地方的驃馬財物糧草洗劫一空。所以，他的隊伍需要的不是軍紀，不是制度，而是戰斗力。他不需要收攏除了他的士兵以外的人的人心，不需要刷這些人的好評。
第三，張獻忠的隊伍中，充斥的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十八年后又是一條好漢”，“頭掉了，碗大一個疤”，對于人命的輕賤，反而是備受推崇的。
直到現代社會，在看警匪片時，如果警察為了活捉歹徒而沒有直接殺死歹徒，致使歹徒逃跑，便會有觀眾不滿，為何不直接殺死歹徒呢。歹徒雖然作了惡，但這是法律的權力，普通個人有什么權力說要直接處死他呢，對于曾經作惡的歹徒，人們有這樣的心理是情有可原，然而張獻忠的隊伍里，是對于一切生命的輕賤，殺人無數的人，身上充斥著濃濃的血腥味的人，反而成了英雄，尊重生命，反而是膽小怕事。
對于這些人來說，看別人殺人，看別人被殺，是一件樂趣無限的事。
張獻忠的隊伍，極其推崇的是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由于物質資源的匱乏，饑餓，寒冷，疾病，他們只注重眼前的利益，這也是他們為何沒有一開始就建設根據地的原因，張獻忠沒有制定長遠的計劃，沒有長遠的目標，走一步看一步，固然不會建設根據地，固然不會收攏人心，于是對于人民，他更是極盡屠殺之能事。
張獻忠終于想起來了開朝建國，他已經37歲了，他過了14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而東邊的李自成已經開朝建國，張獻忠也不可能一直做“流寇”，他決定占據四川，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開朝稱帝，國號“大西”。雖然李自成的國號“大順”，也沒讓他順利幾天，但是張獻忠的“大西”可不就讓他上了西天么。
總而言之，張獻忠還是開朝建國了，結束了１４年的流賊生活。開朝第一件事，大興土木，既然當了皇帝，就要有皇帝的氣派，皇帝住的房子，皇帝的傭人，皇帝的女人，皇帝的朝臣，皇帝的服裝問題，都要一一解決。第二件事，軍隊的紀律問題，不能再跟以前一樣，隨便的燒殺搶掠。第三件事情，科舉考試。這三件事情，尤其是后兩件事，對于王國的后期發展，都是重中之重的問題，但張獻忠在軍級的要求上，前期做的還行，而在科舉上，是一點也不象樣的。
在開國之后，就是如何治理國家了。然而張獻忠開國的時間，并不是在已經統一全國的前提下，而是在基本統一全省的前提下，在轄區的內部，仍有許許多多的農民只是表面上的服從于他，在轄區外面，有大明南明王朝，李自成的威脅，可以說是內憂外患。
在這種局面之下，張獻忠對于四川或者說對于“大西王朝”的治理，也是十分的隨便。他沒有真正的像治理一個國家一樣來治理“大西王朝”，地方官員的設置安排不合理、不科學，大肆行使特務制度，為控制地區，實行嚴厲的保甲制度，推崇的是暴力統治。
開朝建國之初，因為連年的征戰，一般的皇帝都會實行休生養息的方法，以此來恢復民生，但張獻忠卻實行的是搶糧制度，先是槍地主的，后是槍農民的。在與其他勢力的對抗中，張獻忠在糧草的問題上，有十分大的缺失，而任何時候的戰爭，都奉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草的缺失，也是軍事的缺失。
張獻忠在前１４年，一直被稱為“流賊”，習慣于流動作戰，這也是張獻忠的隊伍的優勢，在四川成都開朝建國后，立即喪失了這一軍事優勢。在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軍事上就出現了敗勢。從這一年開始，張獻忠逐漸向懸崖走去。
１６４６年，張獻忠敗走西充鳳凰山，遭遇清兵，戰敗而死，時年４１歲。張獻忠的一生，１４年的流寇生涯，４年的皇帝生涯，共計１８年的時間，給大明王朝的人民留下的卻只是一個“惡比牛鬼蛇神”的印象，百姓或聞風而逃，或奮起反抗。
在他統治四川的４年之中，對于四川來說，是一個無法逃離的劫難。張獻忠制造的那些不忍卒讀的災難，以及之后遇到的更多地災難，饑荒，“搖黃”起義軍，官兵，瘟疫，虎災。
中國的歷史，上下五千年，中國的專制制度更是隨著歷史的演進層層加深，中國的農民是多么的溫順，他們只有服從，只會服從，只要有房住，有衣穿，有地種，有飯食，這就是天大的恩惠，是活命之恩，無以為報。
當他們沒有房子，沒有地種，沒有飯吃，還需要繳納繁重的賦稅的時候，他們就會開始暴動了，當他們的生命更加得不到保障的時候，他們就會奮起反抗了，魯迅先生說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便是這個時候了。
農民是王國的奴隸，他們安安分分的忍受著王國的統治著們的盤剝，然后咬著牙承受著統治者們的鞭子，最后，統治者們還要把大刀向他們的脖子上砍去。他們沒有任何辦法了，只好舉起手中的鋤頭，柴刀，來推翻他們的王，從而扶起了另一個王。
而這個新的王，為了能夠長長久久的享受農民的服侍與供奉，為了避免前代的悲劇，只會制定更加嚴苛的律令，用更粗更結實的繩子，套牢他們的龍頭。張養浩的《潼關懷古》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這兩苦之間，亡，是更苦的。興時，起碼還可以做奴隸，亡時，連奴隸都是做不成的。而張獻忠帶給他們的苦，也不過是眾多的苦中的一種而已。
張獻忠——應劫而生。
百姓——在劫難逃。
張獻忠，不知為何而生，亦不知為何而死，生命的樂趣全在于殺戮，最終也逃不過一死。
百姓，生生世世忍受著折磨，時時刻刻面臨著災難，天災、人災，終于躲過一波，豈不知更大的災難仍在后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