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道”兩個難以解釋的概念。與西方智慧相比，東方智慧并不過分推究概念。或者說更注重“名”與“實”的關系如何。早在春秋末期，孔子便提出“正名”學說。即強調“名副其實”。
“生活”的內涵離不開實踐。上世紀改革開放初期，《光明日報》上刊登的特約評論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熱烈討論，后又在該題目中添加“唯一”二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黨建設國家的指導思想。
如今改革開放已過三十年，其成果令世界人們矚目。其實這一切都離不開中國歷史傳統。中國傳統人學十分注重學問的“實用性”，這點在古代科技發明中得到體現。只有在生活中才能體悟出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無論對人類總體還是對個體性命而言，活著便是為了更好的活著。
什么樣的生活才算是好的生活？生活本來沒有好壞之分，你的評價取決于你對生活的態度。你的行為應該出于你的真心，而不在于外在外在強加的標準。正所謂“直心是道場”。只有這樣你才能由內及外地發散出喜悅，享受生活之美。那么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如何才能保持真心純潔而不受迷惑呢？答曰：修行。定能生慧，故《維摩經》曰：外善能分別諸法相，內與第一義而不動。只有內心的安寧坦然，才能在變化多端的思潮風向中保持智慧，善于分辨。修行便是不斷參悟自我與非我的過程，不斷包容與超越的過程。
我是誰？我認為這是修行和認知的首要問題。我們對自己認識有多少？老子嘗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希臘戴菲爾神殿上刻著“認識你自己”可見東西方智慧都注重對自我的認知。21世紀是個人主義泛濫的時代。我認為之所以稱之為“泛濫”，是因為太多的人盲目地追求個性解放卻并沒有理性地表達而不自知，太多的人向外尋求身份認同而迷失自我。比如有的人將“成功人士”定義為“有房有車有錢有權的人”。這樣的見解不免有些膚淺，可怕的是它植根于我們的大腦皮層。我們在行動之前要有一定的理性(我并非否定非理性的價值)，而具有理性的前提在于具有一定的認知能力，然后才能根據自己的實際付出勞動和享受成果，盡可能減少事后的后悔成分。更重要的使我們向心靈深處的挖掘，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我總是向外尋求力量和自信，誰知道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我的心靈深處”。
新世紀人類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面臨著多元文化的機遇和挑戰，面臨著分工合作的機遇和挑戰。人類的意識形態何去何從，或恐保守或恐混亂。這不得不談科技經濟發展和人們信仰的問題。
尼采說上帝死了并非是斷言。工業革命后科技飛速發展激發出資本主義爭霸全球的野心。從此戰爭不斷升級。人們對科技崇拜對金錢欲望膨脹，以至于疏遠了上帝，同時也污染了環境危害到人類的自身健康和安全，并繼續渴望新科技高科技的治理。當然也引起對于科技的反思，對于性命的反思。最近各影院熱播的災難大片《2012》，可以說是一側面體現。
上帝死了，但人們不能沒有信仰。宗教并不等同于迷信，也不是科學的對立。所謂的迷信，是指盲目的相信和盲目的不信。科學的世界是已知的世界。有已知就有未知，那么未知的世界就交給上帝好了，我們可以安心地生活。在這里是絕對的看，并不否認科學對未知的探索。但我要強調的是科學是種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人們的生活不僅是為科學而科學。科學是把雙刃劍，需要準確地利用。“知識是強制的，信仰是自由的。”兩者不可相互替代，但可以很好的補充。
回顧中國歷史，自商朝后人們不再迷信鬼神，而是“以人為本，以祖為先”，后輩渴望祖先的保佑。以農為本的人們也敬天，但“天”的概念不同于西方的“上帝”。天是人格化的，并不是無所不能的，人們在敬天的同時也敢于質疑。這點在《詩經》就有記載。中國的宗教有本土的道教也有外來的佛教。道教自陶弘景建立了神仙體系，佛教有眾多的佛、菩薩，
除此之外，像關公、岳飛這樣義薄云天的英雄也得到供奉，可以說人們祭拜對象很多。因此有些人的信仰好像并不像西方基督教徒那樣虔誠，如有人家出殯時會請道佛兩家教徒來超度。可以說東西方人的信仰是不同的，因為東西方人的思維模式就不同，并不能說中國人缺乏信仰。西方人的信仰在人生之外而中國人的信仰就融入人生之中。
自洋人的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人更加注重向外求索。這個選擇是有必要的，但東西方的文化的交融非常艱難，至今仍在進行。幾次破舊和東方文化再改造把中國傳統弄得似是而非，卻又是不得已和無奈的交雜。中國人的信仰問題也變得更加模糊。面對這一切問題，我認為應從中國傳統文化著手，畢竟這是我們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傳統的文化積淀體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更容易下手。先把自己的東西搞明白，再搞別人的東西，不然有“邯鄲學步”之嫌。因為時代不同，傳統的東西肯定有糟粕所在，但也不能否認其中的精華，儒釋道三家的文化都內涵著智慧，現在學校卻避恐不及而大講西方文化，這難道不值得反思么？道佛兩家的文化甚至被許多人看做是迷信消極的，這是多么糟糕的看法，要知道儒釋道三家文化形成的穩定結構支撐著中華文明上千年啊！我們不能正視傳統的東西，更別談利用其中的智慧去解決現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