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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年前的一個清晨，太陽才剛剛從塔爾山上升起，一位陶寺人早已在山前等待：他是奉命來“看”太陽的，山前13根夯土柱就是他的工具。當第一縷陽光穿過中間兩根柱子之間的縫隙時，他決定立刻回去報告這個消息。因為，播種的好時節就要到了！
“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就始于四千多年前的襄汾縣陶寺村。《尚書·堯典》中有，帝堯時期，天下歸心，為安農事，順民心，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如今，二十四節氣已經不再簡單地指導農業生產，在中國人的生活里，它從氣候的概念推及飲食、養生，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走向了世界。
歷法之源——塔爾山前觀日出
華夏大地5000年的文明史中，“歷法”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傳統歷法以朔望周期來定月，用置閏的辦法使年平均長度接近太陽回歸年，因其安排了“二十四節氣”指導農業生產活動，因而又被稱作“農歷”。
傳統歷法流傳到今天，節氣幾乎成為了它的“主角”。在科技手段極其發達的當下，它卻仍能有效指導農業生產的開展，仿佛一種“神奇”的存在。
“歷法之源在山西，‘二十四節氣’始于‘二分二至’。”
2003年，在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考古發掘中，專家發現了一處由13根夯土柱及同心圓組成的遺跡。經在原址復制模型、模擬實測、精密計算并論證后，專家確定該遺跡為帝堯時期的古觀象臺。它占地1740平方米，距今約4700年，比英國巨石陣觀測臺還要早500年。
最早的“節氣”概念，就出自這里。
每日清晨日出前，“觀測員”都要站在同心圓的圓心，透過夯土柱的縫隙看日出，以為農事和祭祀活動“看個好天兒”。漸漸地，他發現了點什么：一個冬天的清晨，太陽出現在了最南邊兩根柱子的縫隙間，明亮的大“圓盤”下緣，恰好與對面塔爾山的山頭相切，那天的冬夜格外漫長。轉眼炎夏，清晨的太陽又剛好出現在最北邊兩根柱子間的縫隙間，那天的白天亦格外長。
與此同時，昆侖山（今云丘山）頂，喀斯特地貌和石山森林組成的奇峰異景中，羲氏、和氏晝追圓日，夜觀北斗，也發現了一年中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個重要節點。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們將這些發現總結成為了一套古老的歷法：將一年的天數確定為366日，“以閏月正四時”，并分20個節令。
5000年前，從陶寺和云丘山起源的這套歷法，成為了“農歷”的雛形，也使上古的農業生產告別了“不確定性”。雖然在節氣上與當今相差三天左右，但其精度和先進程度，依舊領先于其他古文明。
今天我們站在塔爾山前觀日出，不由地要為先祖的智慧深深鞠上一躬。
農耕之基——體“物候”，看節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詩經·七月》中的這些句子，記錄了各種小動物對氣候變化的感知。
6月5日恰逢“芒種”。山西南部的運城地區，麥田已經一片金黃。午后一場雷雨即將到來，田里有人忙著把剛收割下來的麥子放到拖拉機上帶走。
蟲動鳥徙，春種秋收，這就是“物候”。
今天的翼城歷山舜王坪，曾是舜帝重華帶領人們躬耕、觀察自然現象、記錄物候特征的地方。相傳舜帝躬耕期間，曾繪制了最早的物候歷——《七十二侯歷》。舜帝以后的一千年，《夏小正》中才有了“正月啟蟄，雁北鄉.震呴”的記載；至漢代，《七十二候歷》漸漸系統完整；待到北魏時期，七十二候被載入了國家歷法；及至太平天國，“天歷”中也有上年的物候記錄，稱“萌芽月令”……
《七十二候歷》和《夏小正》究竟是何人于何時所做，如今并無確切資料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物候歷和二十四節氣歌作為寶貴的經驗總結，已然成為了黃河流域的經典“農事指南”，也是廣大農民心中的“圖騰”。
蜓立荷角作物旺；螞蟻壘窩要落雨；青蛙呱呱叫，正好種早稻……在技術非常不發達的過去，古人通過對物候細致的體察和對氣候變化微妙的感知，確定了“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把一年劃定為二十四個節氣、七十二候。一候里氣溫的起伏，會引起某些生長發育期特別短的植物巨大的變化。
在冬小麥主產區運城，冬小麥適播期大約需要600℃積溫。在沒有小型農田自動站幫助之下，農民們自有方法：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當時。“一候”“一氣”，在這里體現得尤為明顯：僅僅差了那么幾天，種下去的麥子，明年可能就無法收獲。
古人的經驗，在今天看來都是非常科學的。
從羲和觀物，到“萌芽月令”，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的人民，為了守護這寶貴的經驗，用一段段農諺、一首首歌謠，將歷法的精髓交到了現代人這里。
擺脫了刀耕火種的限制，品嘗著現代農業文明的成果，你是否該為這發展進步感到驕傲呢？
文明之始——這里最早叫“中國”
從歷法的起源到農歷的確定，過程多少帶有些神話色彩。然而在歷法起源之地展開的考古發現卻表明，三皇五帝或確有其人。
在上古羲和觀天象的云丘山，至今仍保留著與歷法有關的地名，如鼎石（丁石）為立竿見影確定的石標桿；斗勾洼是測北斗星斗柄的地方；夏歷則為整編歷法的地方。
相比地名，更為可靠的還是物證。
2009，專家組用陶寺遺址出土的天文觀測工具——“圭表”的復制品進行了驗證觀測，發現它與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等，是目前考古發掘出得最早的圭尺實物工具套。這一重大發現表明，《尚書·堯典》關于堯進行的天文活動的記載是真實的，帝堯并不是傳說！
站在塔爾山上俯視，陶寺古城呈現出“國都”的氣勢恢弘。在這座面積相當于紫禁城的城池東北方，宮墻將王公貴族與平民百姓隔開來，墻內宮殿莊嚴肅穆，墻外街巷人聲鼎沸。南邊種著各色作物的農田，西邊官方主管的手工業作坊，是這城市吃穿用度的來源；東邊的祭祀場所，西邊的皇家陵寢，則是至高無上皇權的象征；至于古觀象臺、倉廩國庫，則是國家機器運行的必要支持。
《周髀算經》曾記載，“天道之數，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這一段對夏至圭表影長的描述，是基于站在“地中”的前提。而在2009年的論證中，陶寺出土的圭尺，在夏至這天影長即為1.6尺。這說明陶寺遺址即為當時的“地中”。專家組再以這個點進行測量，進一步印證了《堯典》中“光披四表（地與星辰升降運行的終極之處）”的記載。大型墓葬出土的“龍紋圓盤”，進一步證明陶寺人曾生活于王權之下。
真實存在的堯，考古發掘的圭表龍盤，乃至標準化的都城建制，讓陶寺遺址顯得卓爾不凡。因其獨特的時間空間地位，陶寺遺址撐起了堯舜禹時期的華夏文明，更為何為“中國”這個深奧玄妙的問題找到了答案。
4700年前，山西已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地區。中國最早的歷法由此產生，中國古老的文明在此發源。三晉大地，表里山河。站在“農歷”誕生的地方，我想我們會選擇驕傲地說——
這里最早叫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