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中國債務將達GDP的400％
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要談到中國的貸款總額，分析師就只能看著宏觀報道里的所謂社會融資總額(TSF)。該數據顯示，在十年里，中國累積了超過20萬億美元的貸款，遠超所有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QE)，其中大部分資金在2009年金融危機之后被用于刺激經濟增長，從而產生了一個世所罕見的巨大資本錯配泡沫，并且形成了數以萬計的壞賬。
然而，大約一年前，分析師們發現中國的社融總額遠不足以完全反映中國的新增貸款，高盛的調查顯示：“中國去年創造了一筆金額龐大的貸款，表明其信貸供應量相當大，估計高達25萬億人民幣(占2015年GDP的36%)。”
這一龐大的金額比社融總額數據高出了9%，這意味著中國201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四分之一是新增貸款的結果。高盛進一步指出：“自從去年二季度，政策立場轉為鴿派，社融總額就與真實的信貸額度顯著背離。”
除此之外，中國還偽造了貸款生成數據，而更廣泛的官方貨幣總量也將真正的新增貸款總額削減了約三分之一。原因很簡單：中國不希望世界，或者本國國民認識到它對憑空創造出來的貸款的依賴(以及對越來越不值錢的資產的“抵押”)，因為這將使本國國民感覺到國內銀行體系有多么不穩定，從而導致更快的資本流出。
不過，真正的數字還是有辦法找到的。高盛是這么做的：不直接量化發放貸款的數額，因為金融機構不可能清晰地提供其資產的性質，因此很難斷定其中有多少真正是向企業和家庭的貸款，相反，高盛看到了信貸的鏡像，也就是“貨幣”，這是一個金融機構融資側的相關指標，其基本思想是，信貸的產生本質上是一種貨幣創造的過程，因此，對“貨幣”的有效評估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信貸投放的節奏，但官方公布的廣義貨幣(M2)已通過持續的財政多樣化而變得缺乏相關性，因此高盛構建了他們自己的資金流向指標來測算真正的信貸總額。
將來自家庭和企業的資金流量化至各種金融投資手段，包括來自家庭和企業的銀行存款，以及家庭和企業的非銀行存款類的金融投資，包括理財產品(WMPs)，投資基金，保險計劃和集合信托產品。
根據影響貨幣數量而與信貸生成無關的因素調整資金流向指標，包括凈政府財政平衡的變化，家庭和企業兌換的外匯，以及人民幣的跨境流動。
在調整后的資金流向指標中加入委托貸款(這是公司對公司的借貸，并不創造貨幣，使其與社融總額的概念相匹配。
下表顯示了高盛對2011-2015年以及2016年上半年的估計值。經過季節性調整，高盛對2016年上半年信貸流動的估計是GDP的35%。
高盛2016年Q1Q2信貸流動估計
好消息是：相比于2015年末，創記錄的信用創造已經有所放緩，而且與社融總額數據的差距已經逐漸縮小。差距的縮小似乎與2016年上半年上市銀行“投資應收款”擴大速度的減緩有關，這可能部分反映了近幾個月監管者對影子貸款更加強硬的立場。
不過壞消息是：這個“強硬立場”還遠遠不夠強硬，如下表所示，以年移動平均值來看，近40%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由新增信貸所創造，或者換句話說，是新的貸款。
也就是說，根據最近美國國際金融學會(IIF)的估計，中國債務占GDP的比值已經達到了300%。而且現在還在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長，如果算上無法說明的“影子”信貸通道。
對于所觀察到的驚人的現象，高盛總結道：
在過去幾個月內，中國人民銀行似乎已經轉移到了盡管還是穩健的，但是已經不太鴿派的貨幣政策傾向上。然而，鑒于在未來數月住房建設的減緩以及財政預算的收緊等不利因素，中國仍然需要維持一個高水平的、信貸密集型的基礎設施投資，以實現6.5%的全年增長最低目標，這就對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保持信貸遏制造成了在約束。
高盛還表示，2019年中國的總債務與GDP的比值將超過400%，這絕對是一個荒謬的數據，會造成如果不是全球，也是銀行業的金融危機。目前，唯一的可取之處是暫時來說，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成功通過一系列不可思議的轉移注意力的運作，以及國有化股票，債券和外匯市場，將這個不可修復的問題隱藏了起來。
當然，這也是其他發達國家“復蘇”的基礎，因為此時此刻，世界各國央行之間的競爭并不是比誰的貨幣貶值速度最快，而是誰能避免第一個失去信譽，看著這些由凱恩斯主義堆積出來的前所未見的巨額債務終將轟然倒下，凱恩斯所說的“終究(long run)”也終將讓所有人嘗到惡果(Keynes’s statement: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宏觀資本獨家翻譯及整理自Zeroh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