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經是毛澤東的“啟蒙老師”。

胡適提及毛澤東同志，“他曾經是我的學生”。

毛澤東同志離開北大之后給胡適寄過明信片，那是在驅逐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之后。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么？我前天返湖。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相。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毛澤東，提及胡適，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托傅斯年給胡適問好。

但胡適不止一次公開對外批評毛澤東寫就的詩詞，1959年，胡適對毛澤東同志寫的《蝶戀花》大肆批評，“一句不通”！

讀過毛澤東詩詞的書友大概都了解那種意境開闊、立意高遠、氣吞山河……

胡適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批評毛澤東的詩詞？

是惡意貶低還是眼光太高？

胡適與毛澤東二三事

胡適是1891年生，毛澤東是生于1983年，比胡適小兩歲。

但胡適出生優越，留學海外，在當時的文壇是響當當的大人物。

在當時因為新文化運動而名聲大噪，在如今，因為新文化運動而被載入史書。

毛澤東在師范學校就讀之時，很喜歡閱讀《新青年》。胡適和陳獨秀恰恰是主編，毛澤東很崇拜胡適。

風云際會，毛澤東到了北大圖書館擔任管理員，結識胡適、陳獨秀等人，旁聽過胡適的課。

毛澤東留在北平之時負責給一些學生辦理去國外勤工儉學的事宜。

“七八個月來，她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留學勤工儉學的宣傳組織和準備工作上。”

但是他本人卻沒有勤工儉學，有這個能力，有這個資格卻不去，那是為什么？

毛澤東同志接觸了許許多多留學國外的學生，發現他們去了國外之后，并沒有學到真本事，也沒有學到拯救中國的真理。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 。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

當毛澤東同志發現這一現象之后，還特意詢問了胡適和黎紹西。

胡適和毛澤東的意見是一致的，胡適曾在1914年做過一篇文章聊這個話題《非留學篇》，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 。

于是毛澤東堅定了“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后，毛澤東對民主革命的認識加深了。他決意離開北平，回到湖南去進行民主革命活動，離開之前他還特意拜訪了胡適。胡適鼓勵他并支持他。

回到湖南老家的毛澤東創辦了《湘江評論》。

毛澤東發表了一篇《民眾大聯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回應：“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為意外的歡喜。”

盡管胡適給予了毛澤東肯定，但是這個時候他們的路線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胡適的意見一直是比較溫和的社會改良，毛澤東同志這時介于社會改良和革命之間，但還沒有到達全民革命的意識階段。

在這個階段他們的意識還是有一點惺惺相惜的意味。

毛澤東回湖南之前，就征求過胡適的意見，關于創辦湖南工讀互助團，簡單來講就是創辦大學。

毛澤東創辦大學的出發點是“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

原本毛澤東把這個大學的名字叫做工讀互助團，胡適則認為改成自修大學更好聽一些。

胡適認為當時的社會上有一種鄙視勞工的心理，如果改成自修大學，勞工進修之后相當于拿到一塊敲門磚，一舉兩得。

“因為中國學生向來瞧不起工作，社會上也瞧不起做工的人，故有了一種掛起招牌的組織也許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許打破一點輕視工人的心理。”

1923年，深入社會革命的毛澤東，深刻地感受到胡適的所謂改良主義是不可能挽救當時的中國的，他的思想從改良變成了革命。

“把國內各派勢力分析起來，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

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之后，共產黨明確清楚，他們既要反帝反封建，就要推翻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山，就是蔣介石作為代表的封建主義官僚集團。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落幕，傅斯年和黃炎培作為國民參政員的代表到達延安和毛澤東同志商談兩黨團結共建國內和平問題。

三人皆是舊識，毛澤東同志特意拜托傅斯年代為轉達對于胡適的問好。

胡適接到毛澤東的問好，那時候他人已經在美國了。發了一份電報給毛澤東，讓他放棄武力，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將共產黨變成一個不靠武力的黨組織，像他一樣做一些議會活動。

不知道胡適是出于什么心理？

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是因為蔣介石背叛了革命，由于當時共產黨手里沒有槍桿子，所以被大量屠殺。

五次圍剿，皖南事變，一樁樁一件件……

毛澤東沒有給胡適回電。

胡適后來坦然，發這份電報過于“天真”。

“我在對日勝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交給我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里用嚴肅而誠懇的態度央求他說……那時候重慶的朋友就打電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交給毛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

1946年8月份，毛澤東同志在北戴河談到《紅樓夢》，“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1946年7月份，胡適從美國回到北大繼續教書。解放戰爭開始后，毛澤東同志依然沒有放棄對胡適的統戰工作，希望他能夠迷途知返。

季羨林先生，曾經在胡適的辦公室，見到過一個人。

“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商談什么問題，忽然走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昨天夜里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后激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的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

胡適跟著蔣介石的專機走了，從臺灣到了美國，從美國又回到了臺灣。

從那以后，他一直在國內外公開詆毀新中國和共產黨。

1956年2月份，全國政協會議在懷仁堂召開，毛澤東同志提及胡適，“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道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它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這一年9月份毛澤東接見《正氣日報》的總編曹聚仁，讓他托話給胡適，勸胡適回大陸看看。

胡適是一次又一次拒絕，從解放前到解放后，一次一次拒絕，直到1962年病逝，陰陽相隔，此后無需再念。

所謂文人相輕

文人之間互相看不上，很常見。宋朝時候，作為后生的一代詞人李清照，寫了一篇《詞論》，把蘇軾、柳永等一代大文豪貶低得一無是處。可見文人狂起來，不是一般的狂。頗有一種“我花開后百花殺”的氣魄。

胡適是哪一種呢？

1935年，毛澤東寫下《清平樂.六盤山》

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和《長征.七律》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胡適從報刊上看到，他給出的評語是“毛的詩詞還可看”。

不過他有一處批評，當時報刊印刷的時候把“望斷南飛雁”印錯了“望漸南飛雁”，他說這句話是不通的，做了一個記號。

還留下一句“這些新人偏要做舊詩，真可怪”。

作為白話文的推崇者，胡適并不喜歡其他人寫舊體詩。

那他自己的白話詩水平如何呢？

他寫過

《兩只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鴿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有一群鴿子，在空中游戲。看他們三三兩兩，回環來往。夷猶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十分艷麗！

《小詩》

也想不相思，也免相思苦。幾次細思量，情愿相思苦！

胡適熱衷寫白話詩，對喜歡寫舊體詩的毛澤東有很大的意見。但當時還能給出比較中肯的評價。

到了解放之后，胡適在國內外不遺余力地詆毀新中國和共產黨，仿佛是結下了血海深仇一樣，令人費解。

1957年，胡適看到報刊上刊登的毛澤東同志寫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之后很生氣，批評道：“還不配稱為薛蟠體呢，一句不通！”

這首詩到底如何？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青飏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從詞作押韻的角度上來講，其中有不押韻的字。如果摳字眼，肯定是不夠完美。但是做詩一定要按照所有規矩嗎？

毛澤東同志認為寫詩創作是為了抒發情感，而不是為了堆砌詞藻。即使有不得體之處，但只要大體過得去即可。

陶淵明讀書是好讀書，不求甚解。諸葛亮讀書是觀其大略，不拘小節。

李淑一寫了一首詩，悼念自己的亡夫。

《菩薩蠻.驚夢》

蘭閨索寞翻身早，夜來觸動愁多少。底事太難堪，驚儂曉夢殘。征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

這是她在1933年寫的，丈夫因為投身革命犧牲。不知為何，卻是在1957年拿給毛澤東同志評鑒。

毛澤東看完想起了楊開慧，李淑一和楊開慧是閨蜜，楊開慧是毛澤東的第一任妻子，少年夫妻感情深，奈何楊開慧被反動派殺害。毛澤東悲憤不已，郁郁寡歡。

想起自己的愛妻楊開慧，毛澤東回贈了一首詞。

相比較，李淑一在詞中對丈夫的悼念，通篇都是小女兒情態。毛澤東對楊開慧以及李淑一丈夫的悼念則是同志之情，革命之情以及夫妻之情。

“你和我都失去了最愛的人，他們是為革命而獻身，為人民而獻身。遠在廣寒宮的嫦娥也會為了他們的忠肝義膽舞一曲。想到他們，我淚如雨下。”

毛澤東同志所抒發的感情，不是這首詩的體制可以束縛的。

胡適和毛澤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胡適對毛澤東所寫的詩的惡評差評到底，是惡意還是眼光太高，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許旁人也能看明白。

毛澤東同志從來不在乎胡適對自己的批評，即使兩個人存在不同的政治意見，他從來都不遺余力地爭取胡適。

胡適在一文一字方面斤斤計較，有無惡意、故意或者不故意真的沒有那么重要。

毛澤東同志想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解放全人類”……

毛澤東同志從始至終都在肯定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突出貢獻，從來沒有否認過胡適對自己的正面影響。

這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