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為什么，給張愛玲的小說作評論就非得提到胡蘭成這個過客，仿佛沒有胡蘭成的張愛玲就不是張愛玲似的。在學界眼里永遠不能擺脫男人汗酸味的女作家，還有蕭軍熏過的蕭紅，徐志摩和金岳霖熏過的林徽因。可是當他們贊賞起錢鐘書的小說諷刺有多深刻、比喻有多精妙時，全然忘了他有個出色的妻子叫楊絳?！挥性凇陡尚Ａ洝返脑u論里，才會恢復對兩者婚姻關系的記憶。
胡蘭成對張愛玲的影響，頂多是讓一個犀利而自信的女作家變成一個體驗過愛情涼薄的犀利而自信的女作家，除此無他。高看渣男對女作家的重要性，驗證了“詩人之不幸詩家之幸”，也驗證了文學史是不折不扣的男人的文學史，哪怕他們近年來勉強愿意相互擠一擠，給張留下一席之地，也無法掩蓋那施舍者的嘴臉，真惡心。
“女性寫作”這個詞的誕生就是一種文學觀念上的性別歧視，所以王安憶才不愿接受“女權主義作家”的帽子。女性作家的自我理解往往是深刻而具有反思意識的，如金谷巷女孩；男性作家酷愛給骯臟的自己找借口，擼管上癮還要怪祖國不強大社會不和諧；偏愛小福子，鄙棄女強人。他們筆下的女子只有肉，沒有血和骨頭。
歷史本就是淺薄又無情的，粉飾和美化之后獲得的所謂深刻也是他們給自己鍍上的一層金。他們只是想說，女作家都是用相同的性別和相同氣味的激素寫作的，文學渾水里的男人卻各有各的不同——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