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差點在13歲那年結束。
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1970年7月13日，與我相依為命的阿奶（祖母 ），在絕望中服食了整整一瓶安眠藥。
當我聽到她在樓上痛苦嘔吐的聲音時，嚇得大叫我的嬸嬸。其時我79歲高齡的阿爹（祖父）和父親，分別作為「歷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被變相關押在「集訓班」，雙雙失去人身自由。出身貧苦人家的阿奶，卻被「黑五類」丈夫牽連，被迫變賣家產，「賠退」阿爹當醫生開診所為「貧下中農」看病「貪汙剝削」的錢財。
為此阿奶賣掉了家中所有值錢東西，仍無法湊夠那筆當時對我們來說等同天文數字的1880元的賠款。對方迫她賣掉僅有的房屋「贖人」，否則揚言將判阿爹「無期徒刑」，工作組三天兩頭找阿奶「談話」，她走投無路，遂出此下策欲了結生命。
嬸嬸和我無法將在死亡邊緣掙扎的阿奶，從樓上弄下來送院搶救，屋內大廳擠滿聞風而來看熱鬧的鄰居，但無人上前施以援手。當時中共「一打三反」運動如火如荼，無產階級專政對象及其家屬，不但沒有活的尊嚴，也沒有死的自由，自殺等于「自絕于黨和人民」，罪加一等，「見死不救」是明哲保身之計。
情急之下，我想到一位遠在老家山腳村的堂叔，在所有親友都與我們「劃清界線」的非常時期，這位堂叔唯一與我們保持往來，并不時予以接濟。
我以百米賽跑速度沒命奔跑，穿過鎮上的大街小巷，跑過鄉村的泥濘小路。我敢說，如果當時是比賽長跑，我的速度一定可以奪冠。
「救救阿奶」！當時是一股力量支撐我跑到堂叔家，我嚎啕大哭：「快！快！快去救阿奶！」堂叔在我斷斷續續的哭訴中，問清情況，馬上飛奔而去。
這時，我全身宛如虛脫，剛才的力氣似乎耗盡，勉強掙扎往回走，好不容易走到住家路口，有人告說阿奶已被抬往醫院搶救。原來，我后母外出回家，已和我嬸嬸合力用床板將阿奶抬往醫院。
我硬著頭皮沖到已宣布與我們斷絕關係的在人民醫院做醫生的姑姑家中，告說阿奶自尋短見的消息，她冷冷的態度和一副晚娘臉孔，令我心涼了一半。
我的姑父是「南下干部」，根正苗紅，參與「解放海南島」后，轉業到我縣任衛生局局長，娶了我當醫生的姑姑。文革時，姑父被作為「吳川縣衛生戰線最大的走資派、當權派」，挨批斗游街，揭發他的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其中一條罪狀，便是喪失階級立場，娶了「歷史反革命」的女兒。.....
在醫院，我看見已被灌腸洗胃后躺在擔架上的阿奶，醫生說她還未脫離險境，正在觀察中。我緊握她的手，暗暗對自己說，如果阿奶活不成，我將跟隨她而去。我在腦中作了許多結束生命的設想，唯一希望不要死得太難看，所以上吊自縊是我排除在外的方案，我不要死后眼晴像金魚鼓鼓凸出，舌頭長長伸出。
想到我即將結束苦痛充溢的人生，我沒有死亡的恐懼，反而有一種解脫的快感，我出奇的冷靜。這時，突然想到明天我本來要參加全縣初中統一考試，可是，阿奶偏偏在我統考前夕自殺。這意味我所有的努力都前功盡棄，那是我忍受了多少屈辱、付出多大代價換來的。那一刻，我竟有點恨阿奶壞了我的讀書夢。
我真的不甘心啊！1963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當地實驗小學，由于「不夠年齡」（未滿七周歲），差點被學校拒絕入學，也意味我的讀書之路，從一開始就艱難曲折。
后來還是主考老師之一梁麗嫻看我聰明可愛，成績優異，幫我向校長求情，破格錄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在學校是天之驕子，深受老師寵愛，同學尊敬。梁麗嫻老師當了我的班主任，經常把我的作文當范本向全班同學宣讀（當年實驗小學的同學迄今對此記憶猶新）。
然而，小學三年級下半學期，文革一聲炮響，噩夢開始，我和班上一名叫李四平的同學，由于我的父親、她的母親都是城里寥寥可數的右派分子，我們被一名何姓同學，雙雙揪著衣領，像拎小雞一樣硬把我們拖出教室，像對待“黑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那樣，強迫我們蹲在教室走廊的角落，小小年紀，我真是覺得萬分屈辱！
更令我耿耿于懷內疚一輩子的是，班上幾個同學妒忌梁麗嫻老師對我好，強迫我當面叫她“矮仔”，由于梁老師個子較矮小，平生最恨別人說她矮，而這幾個同學押著我到學校操場找到梁老師，非要我叫她「矮仔」，否則就要將我趕出校門，不許我回來上課。我萬分無奈，又氣又怕，低著頭，紅著臉，用蚊子般的聲音叫了一聲她的外號。
我永遠也忘不了梁老師那不可置信的眼神，我是她如此鍾愛的學生，卻深深傷害了她！為此我內疚自責了大半輩子。
轉眼50多年過去了，我一直苦苦打聽梁老師的下落，內心不斷懺悔，希望有朝一日能當面向她道歉，說聲“對不起”！不過，即使她原諒我當年的過錯，我也無法原諒自己的軟弱。....
不久學校停課鬧革命，我再沒有好好讀過書，當時年紀小，「成份不好」，學生上街游行貼大字報及紅衛兵大串連等，都沒我的份。造反派和保皇派武斗期間，禍及「黑五類分子」，隨時被「就地處決」，我們一家到農村親戚處避風頭，倖免于難。
我的整個小學實際上讀了不到三年，全班同學竟然沒有留下一張集體照，因為三年級下半學期就開始文革并停學，實際上我們沒有讀高小，1968年通知我們回校領取“畢業證”，糊里糊涂就算小學畢業，升初中不用考試，叫我們到街道居民委員會填寫申請升學表格，等于跳級上初中，政治審查這一關，剝奪了我繼續讀書的權利。
一年多來，我賦閒在家，每天端著一張小板凳，坐在家門口，眼巴巴看著鄰家小孩高高興興去上學。我每天都像「半夜雞叫」電影中那個主角高玉寶那樣，不斷在內心吶喊「我要讀書」。
我完全想不通，在「萬惡的舊社會」，窮人孩子被剝奪讀書權利；在新社會，為何我小小年紀，卻被拒之學校門外。
有段時間，「我要讀書」的念頭，幾乎讓我快要發瘋。但城鎮所有學校，全都對我關上大門。
這時，一位「苦大仇深」的農村親戚，當上她村上的婦女委員會主任和革委會成員，她階級斗爭立場似乎沒有那麼堅定，愿意幫助我在她權力所及的麥屋小學，插班讀六年級。
我初時非常不愿放下身段去農村小學讀書，一般來說，都是農村學生到城裡讀書，鮮少城裡學生去農村求學。我一向成績好，看不起留級生、插班生，但我真的太想讀書了，何況親戚安慰我說，熬一段時間，以應屆畢業生身分報考初中，較易錄取。如果城裡仍然不收，麥屋小學也有附設初中，可暫時就讀，以后有機會再轉學回城。
由于有這個遠景盼望，為了一圓「我要讀書」夢，我決定到麥屋小學求學。
上課第一天，麥屋村的村民，聽說城裡來了個小姑娘，是曾明德的孫女、曾肖英的姪女（我的祖父是當地方圓百里遠近馳名的一代名醫，我的姑姑是有名的小兒科醫生），他們好像看猴子一樣，扶老攜幼，蜂擁而來，圍在我就讀的教室門外和窗邊，對我指指點點，評頭品足。臉皮薄的我，當時真恨不得地下有條縫，好讓我鑽進去躲藏。
即使我愿意「屈就」到農村上學，仍差點被「掃地出門」。唸了不到一個月，晴天霹靂，學校革委會主任找我談話，說有人「揭發」我是「黑五類子女」，他們不能讓我繼續就讀。
聽了這個無情的宣判，我全身發抖，手足冰冷。一口氣跑回家，倒在床上大哭一場，內心悲憤莫名。
出乎意料之外，第三天，麥屋小學的陳國英校長找上門來，那時他作為「當權派」，被造反派「打倒」靠邊站，但他本人在村民中仍有崇高威信。他是我的班主任兼數學老師，我初入學時，由于文革影響，四、五年級實際上沒上過課，他為我天天惡補數學，不到一個月，我進步神速，完全達到六年級的數學水平。他以我的勤奮好學、天資聰敏為榮。
他發現從沒缺過一天課的我，突然在課堂上消失，知道原因后，他挺身而出，為我與校革委會據理力爭，甚至不惜以辭職來「要脅」，終于爭取校方同意我重返校門。
我那時年紀小，臉皮薄，被人轟出校門，最初覺得「沒面子」再回去，但被陳校長的見義勇為和光輝人性深深感動。這也是此后我多次遭逢丑惡人性打擊，始終沒有對人性失望的原因之一。
此后九個月，我開始一段艱苦的求學生涯。每天步行上學，風里來雨里去，不但要乘坐木船過江渡河，還要涉過一段深一腳、淺一腳的沙灘路。那時午餐根本沒條件帶便當，剛上完上午的課，就得拔腿趕回家吃中飯；筷子一放，又得趕回學校上下午的課。每天往返四次跋涉。
當地農民每天早晨挑著屎尿桶，乘船渡江到城裡收購大小便，我每天上學都得與他們共乘一船，臭氣薰天，還得忍受他們好奇打量的目光。有時洪水泛濫，木船無法靠岸，只能赤腳在河裡及膝深的水中走一段路，才能爬上船。夏天還好，冬天冰涼的河水刺骨痛，寒風一吹，凍得渾身打哆嗦，而那時，我窮得連一件毛衣也買不起，只穿一件單衣，每天在寒風中踽踽而行。
在惡劣環境下，一種「我要讀書」的信念支撐著我，我視痛苦為財富，咬著牙堅持過來。不論刮風下雨，還是烈日當空，我都風雨無阻，門門功課名列前茅。我求學的事蹟，曾在家鄉廣泛傳頌。
多少次在艱難困苦中，我默念「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的詩句，激勵自己戰勝困難，走出逆境。
經過九個月堅持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盼到升中考試，阿奶卻在前一天服藥自殺。我所有的努力付諸東流，我的讀書夢再次破滅！
我無語問蒼天，中國雖大，為何不愿給我半張書桌？那一刻，我萬念俱灰，真想一死了之。轉眼看到躺在擔架上奄奄一息的阿奶，又擔心萬一她醒來看不到我再尋短見。
我徹夜守護在阿奶身邊，第二天一早，阿奶終于脫險獲救，她握著我的手，微弱地說：「這年頭，命都保不住，還讀什麼書呢。」
不，「我要讀書！」我內心再次發出《半夜雞叫》主人翁「高玉寶式」的吶喊。知識就是力量！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決不向它屈服。只要有百分之一希望，就要盡百分百努力。
（初稿寫于2002年6月30日，修改于2018年12月）
12歲的曾慧燕，被城里學校拒於門外，被迫每天過江渡河到農村求學。
12歲的曾慧燕（右），生活令她早熟。
我的祖母張瓊華女士。
我的祖父曾明德醫師。
令我內疚自責了一輩子的梁麗嫻老師，我終於找到了她，鄭重向她道歉！
我的恩師、麥屋小學校長陳國英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