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 · 斯密寫過兩部偉大著作，一部是《道德情操論》，在這本書里他認為，人類天生就具有同情和善良的本能；另一部著作《國富論》里則說，人類主要是靠追求自利來推動的。

斯密對這一矛盾的認識是，仁慈和友誼是必要的，但要讓社會正常運作，這些還不夠，因為人隨時都需要很多合作和幫助。可一個人的一生又極為短暫，一輩子也難以博得幾個人的友誼。換言之，人要跳出友誼，和陌生人實現共同的利益。

這種把陌生人當成朋友來打交道的能力，是靠人類內在信任本能來實現的。通常，你碰到陌生人并與之打交道時，做的第一件事是微笑，一個表現信任的本能姿態。最極端的例子是嬰兒的微笑，它能觸發母親大腦里的特定回路，讓她感覺良好。沒有其他動物會這樣微笑，但實驗表明，即使在成年人里，碰觸、撫摸，或是表示慷慨的簡單動作，都會令接受一方的大腦分泌催生素，這是進化用來讓哺乳動物對彼此產生好感的化學物質。

催生素還能以另一種形式發揮作用：朝學生鼻子底下噴催生素，能叫他們更樂意地帶著錢信任陌生人。2004年，神經經濟學家進行了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實驗。實驗表明，催生素帶來的信任效應非常顯著，但并不提高人的整體冒險意愿。荷爾蒙催生素則促使動物冒險接近同一物種的其他成員（正如情侶愿為彼此冒險，母親愿為孩子冒險），把克服社會屏障以及激活大腦里暗示獎勵的回路這兩點聯系起來。如果說，人類學會把陌生人當成伙伴而非敵人的那一刻真的屬于人類經濟進步中的一環，那么，催生素無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此外，經濟學家還做過一個實驗，發現人還極為擅長猜測誰值得信任。

因此，人類合作與交換的這一整套基石（人類的繁榮與進步完全建立在其上），取決于一點非常幸運的生物學事實。人類有移情的能力，擅長識別值得信任的人。

那么，人類能建立起復雜的社會，全是因為人類有一種鼓勵合作的生物本能呢？顯然沒這么簡單，因為哺乳動物都能分泌催生素，生物本能只是一切的開端。一種解釋是，大腦的催生素分泌基因為應對人口增長、城市化和貿易而發生了改變，這導致人分泌的催生素遠遠多于其他動物。

是信任本能先出現，還是交換先出現，目前尚未完全搞清楚。一種設想是，起初，人類試探性地開始交換，體會到了比較優勢和集體大腦帶來的好處，反過來推動了自然選擇偏向那些尤其擅長信任和同情，同時又保持一定程度謹慎和懷疑的大腦突變形式。在文化與基因的協同進化下，為應對交換的出現，催生素系統的基因產生變化也似乎成為一種必然。

由于交換的存在，信任已經在人類的歷史中逐漸成長、蔓延和深化了，盡管其間也頻遭挫折。交換孕育了信任，信任反過來也孕育了交換。當我們走進超市，拿起一盒品牌牙膏，無須打開包裝，擠出牙膏試驗一番，再決定購買。因為這家超市和生產牙膏的大公司未來的名譽全靠這樣一筆筆生意來維持，每一筆交易都落在了未來的陰影之下。對一盒牙膏的信任度背后，藏著一段一寸一寸建立信任的漫長的歷史道路。不過，一旦道路修起來了，新產品和新媒介就能輕松地借來信任。

商業世界的無數次交換促進了信任感的建立，但并不是說，靠它本身就足以創造信任。除了新的工具，還必須有新的規則或制度。我們或許可以說，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創新，不在于技術、而在于制度。

良好的規則或制度鼓勵交換和專業化，惡劣的規則鼓勵橫征暴斂。或許，要預測一個國家的繁榮程度，以經濟自由度為指標，比用礦產資源、教育體系或基礎設施等為指標更為準確。

當我們把人類進步的風火輪歸結到交換和專業化的逐步發展上，也有可能找錯了對象。興許，交換和專業化只是表象，有了制度和規則的創新，才實現了交換。

同樣，好的規則與制度是演進出來的，在社會中自下而上出現的，而不是所羅門式的“明君”突然之間自上而下推行的。就跟技術一樣，它們也是靠文化選擇的過濾機制篩選出來的。觀察一下商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商人們總結經商活動的實踐，把創新變成慣例，排斥哪些違背非正式規則的人，之后，統治者才把這些規則納入成文的法律。

人類歷史就是靠規則和工具的共同演進來推動的。人這一物種日趨專業化，交換的習慣越來越根深蒂固，是制度和技術創新的根本原因。

以上是我閱讀《理性樂觀派》的一篇讀書筆記，下一篇我將與大家分享：什么才是推動創新永動機的飛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