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巷給我留下了太多的記憶，經常想起，光影流轉于腦海筆端，我甚至會懷疑自己在過度消費彼時的時光與記憶。
可盡管如此，我仍樂此不疲。
我寫過常青電影院門口發生的故事一二，也講過常青巷里的美食二三，可前前后后終歸覺著不夠透徹，于是便有了今日的洋洋灑灑。
權當是幼稚的緬懷罷！
大概95，96年左右，我搬到了常青巷，對于巷口的那家電影院，也愈發迷戀。那時縣城的電影市場相當繁榮，每個月基本上會有十多部的排片。每到月底，售票窗口的旁邊便會掛出一張手寫的海報，上面用行楷工工整整的寫著下個月的排片，倘若有進口片或是國產大片，也會特別用紅色的油彩標出，當然，票價也會相對貴一些，基本上普通國產片的票價是一塊五，進口片三元，如果趕上《泰坦尼克號》這樣的片子，價格也必定是水漲船高，五、六左右，票量充足，沒有黃牛，故也不會高的離譜，因為水漲的再高，也阻擋不了泰坦尼克號的沉沒。
于是我便十分期待每個月月底的到來。出了常青巷，一眼便能看到售票窗口旁邊的海報，倘若海報換了顏色，那必定是即將變了月份。每每至此我便背著重重的書包屁顛屁顛跑到海報的下面，先數一數下個月有幾部片子，再看一看有幾抹紅色，最后算一算排片的星期禮拜，一切熟稔于心，而后歡快的奔向學校。那時吃的魚籽、雞蛋沒有令我記住簡單的算式漢字，卻反而把長長短短的電影名稱記個爛熟通透。而那些片名，我會在心中反復捉摸，久而久之還練就了一番通過片名來臆想猜測電影情節的神通，當然，不過是那年月的孩子無聊透頂發神經的產物。
每個月的月初最令人興奮，原因很簡單——新片上映了。
那時的電影院沒有購票廳，沒有LED屏幕，除了進口大片，也很少有電影宣傳海報。于是電影院不知從何處弄來一個（或幾個）神人，他們或是把小海報上的圖畫臨摹到兩三米高的繪板上，或是直接把電影中的主演描畫到售票窗口上方的宣傳欄中。繪畫手法不限，或寫實或抽象，意境各有千秋，看上去又簡潔明了。偶有宣傳畫會配上幾句宣傳語，如：“彩色遮幅故事片XXX”，“好萊塢最新大片XXX”，雖然直白，但卻直接。當鞏俐的頭像出現在影院的上方時，人們便知道幾天過后張藝謀的電影就要上映了；當“好萊塢”三個大字席卷所有宣傳版時，沒過幾日外星人、肌肉男、機槍核彈大災難便要登陸縣城了；當“請一定帶著手帕前來觀看”的字樣出現時，人們未及觀影便已自我催眠到熱淚盈眶。
影院每天的排片量不多，周一至周五一般是每天三場，上午九點，下午兩點，晚上七點各一場。一般來講，上午和下午的場次是為寒暑假閑散小學生準備的，這小小的縣城沒有什么娛樂活動，所謂手機電腦倒不能說是罕有，但對于我們來說其也必屬于“天外飛仙”之流。學校在每個寒暑假之前都會發給我們學生票，當然并非免費，大概是一元一張，交十元錢可以領到十五張，按照電影院一個月十部左右的排片量計算，這些票剛好可以讓我們看一個半月——也就是一個假期的電影。那時的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電影院和學校之間存在著什么秘密的交易或者不可告人的古怪，單純的想著只要有電影看就好，哪怕是學校強制我們買上十塊錢的電影票。
我們很快樂。
電影院的早場和午場比較安靜，售票處的喇叭一般也不會發出什么聲響。你只要拿著票，在檢票員的面前晃一晃，即可入場。電影院門前的廣場上確實是有一位賣五香瓜子的老奶奶，只不過早場的時候她一般不出現，許是正在家中炒著五香。
待到下午場的時候，電影院門前人群便逐漸增多了起來，這里面有吃過午飯打發時間的學生，也有下午逃班的青年，有時趕上《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離開雷鋒的日子》這樣的影片，還能看到不少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身影。賣五香瓜子的老奶奶也出現了，只不過她坐在影院門前不吆喝，就看著這南來北往，形形色色的觀眾。來買五香瓜子的一般都是逃班兒的青年，五毛錢的毛票兒往裝瓜子的竹筐中一放，老奶奶便笑盈盈的舀起一杯瓜子放入紙筒。年輕人一邊嗑著瓜子一邊向放映廳走去，老奶奶便又瞇起了眼。我最初以為她是在打盹兒或者打發時光，后來才知道她那是在為晚場的瘋狂養精蓄銳，妄圖再鑄五香瓜子的輝煌。
晚場是最熱鬧的時候了。售票處里的售票員一邊從半圓的窗口中接過零鈔，一邊從票夾上撕下一張一張窄窄的影票，時不時記得找零，嘴里還得用稍顯夸張的口吻簡述今晚這場電影的故事梗概及燃點爆點淚點尿點，每隔幾分鐘還要提醒一下觀眾，別光顧著買瓜子，錯過七點。賣瓜子的老奶奶這時候也是火力全開，那一摞紙筒不多時便沒有了，于是她就狡猾的開始出售袋裝五香瓜子，價格相對較貴，要一塊錢一袋，有人急著入場占個好座位，便入了圈套，有的人則精明，撐開衣兜，把那一杯五香瓜子一股腦倒了進去。老奶奶倒也不惱，畢竟五毛和一塊，都是賺。
七點過后，電影院門前的人便少了許多，售票處那半圓的窗口里會在七點半準時豎起一塊小木板，以示今天的售票工作結束了。可偏偏有人在七點半甚至八點以后過來，無非是迫切的想一睹鞏俐或施瓦辛格的風采卻又在什么地方耽擱了行程。沒問題，放映廳的檢票員會示意你不用買票了，然后看似熟絡的一把把你拽進去，倘若趕上售票員在白天遇上了順意的事兒，他還會甩給你一顆煙，讓你在煙霧繚繞的黑暗中沒頭沒尾、云山霧罩的敞開了看。
因為他知道，你錯過了將近一個小時的內容，看了也是白看。
去常青電影院看電影，我一般都是非常準時的。
吃晚飯時，父親母親常會聊著白日光景中的新鮮事兒，我也愜意，一邊填飽肚子一邊聽著那些零散的小城小事。不多時，影院的喧鬧便乘著夏日的晚風沿著陽臺的鐵窗溜了進來。父親母親便會默契的臨時結束飯桌上的話題，貌似低頭扒飯實則六只耳朵悄然豎起將窗外種種聽得真切。
如若是諸如“彩色驚險槍戰片”，“好萊塢科幻大片”等等，父親便隱隱亂了心神卻來了精神，他側首仔細聽著常青電影院的售票員在高音喇叭中夸張介紹的故事梗概，仿佛在腦補一幅幅驚心動魄的場景，母親對此倒不是特別受用，便和我聊起學校的歡喜冷暖。
其實我耳朵也早已長草，恨不得端著飯碗把腦袋塞進常青電影院的售票口。
而一旦喇叭里傳來諸如“國產故事片”之類的字眼，母親便起了興致。父親對此類影片嗤之以鼻，他看著母親沉浸在聒噪的故事梗概中便有種“救人于水火，恨鐵不成鋼”的沖動。父親隨即便放下碗筷，然后貌似義正言辭卻實則小心翼翼的低聲說著諸如“同樣是買票看電影當然要看美國大片”，“一個半小時光家長里短，一個外星怪物也沒有，連顆子彈都沒打出來”之類等等，邊說邊用余光瞟著我，意欲籠絡一個臨時但忠實的擁躉。
我對此倒并不是抱有統一的原則——雖中意爆裂逆天的美式大片，但對于家長里短的故事也并不排斥。對我而言只要能在常青電影院那散發著膠皮味道的海綿座椅上揮霍上一個半小時的時光，便是一件欣欣然的美事。
通常，晚飯結束后新聞聯播開始前，決定便做了出來。如若父親贏了，他便會迅速套上衣服然后拽著母親說：“走走，我領你看看好萊塢的施瓦辛格去。”母親一邊面露不悅的說著“外國人都長得一個熊樣兒”，一邊穿上一件樸素卻整潔的衣裳；要是母親贏了，她就把碗筷揀到廚房那鋪著一條條窄窄方磚的臺面上，淡然告訴父親怎樣才能把碗筷洗的清潔透亮。父親撓撓頭思忖幾秒，便緩緩穿上衣服然后信誓旦旦的說：“咱們看完電影回來我定會刷他娘個通透！”
走出常青巷便是常青電影院，無非一兩分鐘的路程。這一路經常會遇到父母的熟人朋友，想必也定是奔向常青電影院的一路人。在這短暫的一路上他們會用更短暫的時間互相寒暄一下，而后用相對較長的光景來交流和猜測今天電影的梗概和結局，有時竟起了深深的共鳴，彼此惺惺相惜唏噓不已，盡管影片結局與他們的慨嘆差之千里乘三仍有余。
一般到達影院門口時，小小廣場上已是人頭攢動。方才與父母共同臆想影片橋段的朋友或同事，忽然加了速，一個健步用堵搶眼的氣勢牢牢堵住售票處的窗口。售票員對此情此景早已見怪不怪，心想一會兒定是又免不了一番撕扯。果然，父親見朋友替我們買了三張影票后頗為不悅，二話不說亦奔向售票窗口，不多時便氣鼓鼓的將四張影票揣進朋友的衣兜，朋友也毫不示弱，變換著各種姿勢意欲將影票丟進父親的口袋中，怎料夏日的夜晚父親習慣穿著寬松的短褲和舒適的棉背心——統統都是屏蔽了衣兜的行頭。最終二人紅了臉卻沒紅了眼，只能各自把影票收好準備入場。檢票員對大汗淋漓的我們倒是熟絡的很，她一邊打著趣一邊說沒關系這剩下的票下次看電影也能用。父親聽罷便將影票塞進了我的手中，為下一次常青電影院之旅埋下希望的種子。
大家紛紛落座，影院的頂棚昏黃的燈泡逐盞點亮。彼時的電影沒有貼片廣告，等待開場的短暫時光，通常都是用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曲供大家來消磨。如若響起《大花轎》，就有好事者大吼“嘿呦嘿呦嘿”；《月亮代表我的心》，便有人低吟“你問我愛你有多深”；《大中國》開奏，眾人齊唱“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錯”，那個“也”字還必須整齊劃一的甩一個花腔，有時也會響起《Hotel California》這類英文歌，大家便齊刷刷噼里啪啦的開嗑瓜子以作為回應。
馬上七點。
售票員那聲嘶力竭的聲音透過破了音的老舊喇叭傳出來，宛如耄耋老人站在百年危樓的天臺一般令人膽顫心懸，這安逸的夏夜也被這嘈雜的聲波和廉價的霓虹搞得吵鬧與雜亂。但沒有人覺著不妥，因為常青電影院的風格便是如此，
我稱其為一種小城獨有的“風骨”，也未嘗不可。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電影銀幕，座椅小食依然在這個城市存在，影城光影閃爍華麗夸張之勢相比往昔亦不可同日而語，我已能看懂銀幕上發生的所有故事，卻總會在電影的某個時間節點昏昏欲睡。
小城變大了，常青電影院的招牌卻早已消失。
也許常青的同義詞，就是不朽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