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重逢

有人說,為什么地球是圓的,是好讓失散的人兒再相逢。

這話,最近在我的身上應驗了。

兩周前,一直潛水不吭聲的洪,突然發給我一條留言。

我點開一看,留言不是洪寫的,而是一個姓寧的人寫的。

寧說:在陣地網站看到散文《故鄉的辣蓼花》。文章以一個情字貫穿全文,深深打動了我。記起作者劉,是我的老鄰居,他住四樓,我住一樓。十多年、快二十年過去了,我和劉失去了聯系,不知還能不能聯系上劉。我的真名叫寧某某,電話是……

我看了這則留言后,不由得在心里驚呼一聲:啊,事隔十六年,寧竟然又出現了!

我推測:去年,我將幾篇稿子發給了洪。洪又將稿子推薦給陣地網站。網站將其中這篇發了出來。

寧在陣地看到我的稿子,又看到文章后頭的作者照片和文字介紹,發現是她鄰居劉,一股懷舊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就在我的這篇散文后頭,留了這幾句話。洪看到留言后,又轉發給我。

寧的留言,像一股清風,吹開了塵封的記憶之窗,把我的思緒拽回到二十年前、那段漂泊的打工歲月之中。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我辭了廣州《嘉應文學》雜志文字編輯,輾轉來到長沙,加入老鄉鄭的《金田》雜志隊伍。

《金田》雜志,是廣西玉林市文聯的機關刊物。由長沙書商李與張,兩個人合伙承包下來的。雜志加厚頁碼,由原來的四十八頁,增加到一百一十二頁。編些小說散文詩歌之類的內容,面向全國發行。

我去時,這家雜志只有鄭一個光桿司令。我去后,也只有兩個人。兩人卻要辦一百多頁的月刊,可想而知,編輯任務有多艱巨。

要命的是,鄭完全不插手編輯事務,他只顧埋頭寫連載小說撈稿費。

五十塊錢一千字,鄭在雜志上每期會寫四到五萬字連載,光是稿費就有兩千到二千五百塊錢。

那時的兩千多塊錢,頂得現在上萬吧。

雜志編稿的任務,全都落在我一個人頭上。我不分白天黑夜,忙得連軸轉。至凌晨兩點鐘,還在燈下看清樣。

如果不是我在廣州時,寫了幾十篇紀實特稿,交給打字的紅,給我打出來,放在雜志上,弄些稿費,那我根本沒有時間弄稿費的。我的稿費比鄭少多了,每月只有一千多一點。

而鄭還嫌自己弄少了,說兩個老板,一月弄八萬,他才兩千,太不公平了。

雜志出來后,出現四五個錯別字,鄭反而向老總告我的狀,說我只顧寫稿,不看稿子,不改錯別字。

兩千年的八月初,老總在鄭的起哄下,將我開走了。

雜志招了兩三位年輕人,跟著鄭一起瞎干。沒到兩個月,雜志銷量驟降。加上李總印盜版書進了班房,剩下的張完全撐不下去了,將鄭和年輕人一 并開走,重新招了一個在校大學生業余編稿。

所謂編稿,完全是在網上七摘八摘,沒有一篇是要付稿費的自然來稿。老總省去了稿費這一大頭,開給在校生的工資,也極為低廉。這樣,雜志要死不活地勉強辦了下去。

九月,我來到鄧老板手下做編輯。

鄧是沅江人,我在廣州《嘉應文學》雜志時,就認識來廣州辦事的他了。

鄧問過我,跟他一起回長沙做么?我當時沒有答應他。

沒想到,我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是他幫了我一把。

鄧家住在河西。

在河西,他按揭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新房子。

他和老婆,每天坐公汽來五一路做雜志和開書店。

在定王臺書市,鄧的胖老婆,經營著一家門臉不大的書店。

鄧呢,租的房子做雜志。

他租的房子,就在五一路音樂噴泉后頭的府后街。

沒想到,寧的出現,讓我的記憶,與府后街結下不解之緣。

從此,只要一提起長沙的府后街,我就想起了寧。

想起與寧做鄰居的那些日子,覺得那是我來到這個世上,那里是我感覺很溫暖、感情很柔軟的地方。

府后街,是長沙古城最老的一條街,與昔日潭州衙門僅隔著一條街,可以說是老衙門的后院。

府后街的周圍有黃泥街、邵陽坪、都正街、府正街、瀏正街等小街小巷。

這些小巷,像城市這棵大樹伸出去的枝丫一樣,給老城帶來稠密的人煙,同時也帶來濃厚的城市風情、歷史文化、以及歲月的滄桑氣息。

一間連一間的鋪子,對街而開。吃穿住行,樣樣都有:小炒排檔、蒸菜盒飯、按摩松骨、美容美甲、二手手機店、修車補胎店、時時客滿的麻將茶館。

青蔥的長沙妹子,靜坐在鋪門口,看著過身的行人。

鄉里進城的婦人,撅一個大屁股,在水盆邊洗碗洗菜。

一小伙在丁字胡同的檔口,坐下來彈起了電子琴。一曲《走進新時代》,悠揚的曲樂纏繞得行人,放慢了腳步。

深深的胡同彎彎繞繞,七伸八拐。初次進入,不知深淺,給人神秘難測的古意與茫然。

小街也是城市巨人的毛細血管,小街的繁榮,給城市增添盎然的生氣與活力。

走在這條窄窄的小街上,據說過去能聽到,衙門里傳來清晰的升堂吆喝聲、拍打驚堂木的噼叭聲,以及一彪官吏人馬、奔馳過去的得得馬蹄聲。

這些,對于一個打工漂泊者的我來說皆無關。

而自從結識府后街的老住民寧,從此就與我有了前世修來的緣分。當然,這只是佛家說的禪語,凡夫俗子不必非得相信。

寧一定是記錯了,我與她住同一棟樓,不是在四樓,而是住二樓。

她住一樓沒有錯。每當我上樓時,總會習慣性地看樓梯左手邊的寧家。看門打開沒有,看她在不在門邊。

有時候我從寧家過身時,不由自主地尋思:寧是一個人住,還是有老公住在這里?好想走進她家看一看,里面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在長沙待了幾年,還沒有真正認識一個長沙本地人呢。好想通過寧,了解長沙人呢。

記不起我第一次與寧是怎么認識的了。反正我只要看到她,就會跟她打招呼。

寧個頭不高不矮,單單瘦瘦,乍看一眼,很清秀的樣子。

她說話的長沙口音不太濃,是普通話加長沙本地腔的混合口音。

那時的寧,夏天傍晚出門,喜歡披一條自己親手鉤的白絲巾在肩上。合身得體的旗袍裙,配上雪白的絲披肩,將她頎長的身材,襯托得更為素靜與清秀。

我第一眼看到她這幅裝扮出門時,不由得于心里暗暗贊嘆:省城女人就是不一樣,格調高雅多了。

現在想來,為什么我很珍惜與寧相處的那段歲月,是因為那段日子,是我人生的低谷時期吧,她是我情緒低落時的一劑安慰,是我看不到曙色時的一線光明。

在長沙快三年,從金田雜志轉到鄧老板這里,先是做叢書。一編就是十來本。

后做《雪峰》期刊。連做三期后,改做《關東作家》雜志。《關東作家》僅做兩期就停了。

鄧給我開的工資只有一千塊錢。比在廣州鄒總手上做的一千三少多了。

而且鄧開的工資,不是按時發放,老是拖欠,有時一拖就是兩三個月。

這讓我很納悶,家里要錢催得緊,我只好厚著臉皮請求鄧把工資發給我。

在鄧的眼中,我就是一個可憐巴巴的討薪農民工吧。

雖然包吃住,一日兩餐供應,自管早餐。吃得勉勉強強,能溫飽就行。住的地方,就不講究了,我住在二樓一間租屋的辦公室里,隔間是做飯的一對夫婦住。

夫婦是鄧的姨姐、姨姐夫。姨姐夫一家,也是沅江人,農村的木匠師傅。說不來長沙給姨妹夫做事,在家里干木匠活,還掙得多一些。

老婆對他說:“掙得多,也累得多。這里好耍多了,總得圖一頭。”

男人回答道:“也是的,權當來省城看世界吧。”

鄧的老婆一大家子,全在長沙做書生意。

連八十多歲的老娘,也到省城享福來了。

阿舅子那時快三十歲了,找了個長沙女校的大學生,正準備結婚。他也是書商個體戶,自己當老板。

大姐和大姐夫住在長沙黃泥街的租屋里。黃泥街隔府后街很近,大姐有時候會彎到府后街,找她的妹妹,也就是鄧的夫人玩,說說家長里短。

大姐在定王臺書市,也有一間門面賣書。

姨姐夫與鄧的老婆,一道看守書店和倉庫,當當搬運工,為鄧裝卸貨物。

姨姐做飯。中午和晚餐,鄧的一家三口,與我們一道進餐。六口人,男男女女圍著一張矮桌子吃飯。炒的菜,夾一輪或者兩輪就見了底。飯倒是管飽。

寄人籬下,就不要奢求那么多了。把自己放低,低到塵埃里,好丑不做聲,日子是一天一天的熬著過。

唯有樓下的寧,她一出現,就讓我心軟軟的,妥妥的,漂流的浮萍,有了止息的依傍。

后來,鄧在同一小區另租了一套間,辟為辦公室。我從二樓的租屋搬出來,搬到新的辦公室去了。三室兩廳的大房子,只有我一個人住在小臥室里。

到吃飯的時候,我得回到原來的租屋去吃。

人生在世不稱意,孤身于別人的城市,周遭環繞著的只有陌生與冷漠。

而寧呢,與她打招呼時,露出溫暖的微笑,雪白的貝齒像珍珠一樣,向我展示人性的美好,讓我內心充滿純凈的溫情。

每次經過一樓時,只要寧出現在家門口,我就會跟她打打招呼:“你好!”

她啟齒一笑,回道:“你也好!”又問我,“準備去哪里?”

我說:“去定王臺買小報。”或者說,“去省新華書店看一看。”

她贊道:“嗯,你是文化人。”

我謙說道:“不是,只是打工的。”

她否認道:“你不是普通打工的,打的是文字工。”

其實,我與寧的交集并不多。

上下樓梯時,寧家的門,老是關著的。

寧極少出現在家門口。

沒看到她,心里就襲上一絲莫名的惆悵:“寧一定是關在屋里不出來了。”或者“她到哪里去了,怎么看不到她了?”

聽寧說,這邊小區的這棟樓里,一樓六十平米,她一個人住著。四樓還有四十多平米,租出去了。

在府后街的另一小區,她還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給女兒一家住。那時候,女兒已經結婚,有孩子了。

白天,寧一般待在女兒家中,和女兒帶孩子和做飯。

只有晚上才過來睡覺。

沒看到她的時候,我就想,一定是去她女兒家了。

我與寧同住一樓的時候,她來過我所在的二樓房間,看到我有一臺手提電腦。

那是一臺很原始的四八六。雖然是東芝品牌,可在那年代,四八六也早就淘汰多時,速度慢得像蝸牛,不能上網。

可對我來說,四八六能打字寫文章,就綽綽有余。

寧來看我的時候,我正端坐在電腦面前打字。她站在我的身旁,一邊看我在鍵盤上胡亂起落著手指,一邊說:“啊,你會打五筆?”

我邊打邊回道:“會一點。”

寧說:“看你打得這么熟練,那不是會一點的事,而是蠻會打五筆了。好想跟你學五筆呢!”她沖我笑了笑,又問道,“你收我這個徒弟么?”

我不假思索地答應道:“收你這個徒弟。”

寧開心地笑了起來:“要得,我一有空,就來找你學打五筆。”

我搬到新辦公室后,寧來過我這里一次。

那是晚上八點多鐘的時候。

我去湘江大橋附近走了一圈回來后,剛落座,就響起了敲門聲。

我起身去開門。沒想到是寧。

寧站在門口,一件無領短袖白上衣,下著一條黑色的七分褲,她笑著說:“來看看你打字。”

我說:“歡迎,進來吧。”

她跟隨我進入房間,在小臥室的寫字臺前,靜靜站著,我招呼她坐,也不肯落座,站著看我打開的電腦,說:“這電腦不錯嘛,字跡不大不小,看得蠻清楚。”

其實,那時的四八六,顯示器連彩色的都不是,只有黑白兩色。

液晶屏近看有密密麻麻的橫紋,側著看,字跡很模糊。

寧問我:“你這里應該有雜志看吧?”

我說有。說著就去隔壁辦公室取了一本最新的期刊《雪峰》雜志,遞給她。

她翻了翻,問道:“哪篇是你寫的?”

我翻出一篇《月下漂流》的短文,給她看。

“寫得蠻好咧!”寧認真看后,夸獎道,“你的文筆好,文章很有意境,蠻喜歡看。”

她拿著雜志,請求道:“借給我回去看好么?”

我說:“你拿去吧。”

寧說:”要回去了,下次再來請你教打五筆。”

說罷,就轉身往門口走去。

我送她到門邊,問一聲:“什么時候來學五筆?”

寧說:“現在還不能定,到時候再說吧。”

這是我在長沙三年,接觸到、并有交集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

鄧總租屋對面的沅江老鄉婦人,喜歡上午來我們這邊玩。

這個高顴骨、高身量的年輕婦人,抱著孩子走過來,邊逗孩子邊對我說:“你怎么不回邵陽看老婆,也不找女人呢?”

“……”我沒有回答她。

寧晚上去我住處的消息,像無腿的風,傳得飛快。

第二天中午,做飯的鄧總姨姐就知道了,她一邊切菜,一邊跟對門的女人說,我昨晚和寧約會辦公室的事情。

她倆在客廳的竊竊私語,被坐在里間辦公室的我聽到了,心里很煩,很有氣:嚼舌頭的女人,和寧見個面,關你什么事?要是干了出格的事情,豈不鬧翻個天了!

與寧還有一次交集,那是我快要離開長沙的二零零二年七月。

那年六月一日上午,鄧從河西過來,就徑直找到我,對我說:“老劉,接《關東作家》所屬文聯領導通知,因市場不景氣,從六月起,暫停《關東作家》發行。你可以回家休息,也可以留在長沙找事做。暫時可以住在我這里,直到找到新的工作,你才搬出去吧。”

我低聲回道:“好的,我馬上去找工作,爭取早點從這里搬出去。”

鄧說:“不急,慢慢地找吧。”

當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鄧總為什么要開我?

在他手下干活,雖然沒有管我。鄧來辦公室,也只是報個到,就走人,然后中午和晚餐來吃惚。

可我是老總在不在場一個樣,扎扎實實地干編輯的事情。

每天,不是在辦公室上班,就是去河西政府的文印室排版。每天的日程排得滿滿的。

我清楚,所謂的《關東作家》暫停發行,只是遁詞與借口,開掉我,是因為他不需要我了吧。

又想,鄧為什么不需要我呢,是因為沒有相關的業務嗎?

不是的,我編的十來本小書,還沒有出版,后續的排版任務還沒有完,但總得有人接手干。把我開掉,他還得請人繼續做下去。

想來想去,我沒有想出,鄧總開掉我的真正理由。

就這樣,我一下子丟掉了飯碗,得為稻米謀,為找工作,鉆山打洞地奔波了一天又一天。

然而,無論我托付人,還是自己前去應聘,都是泥牛入海,沒有消息。

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從邵陽去長沙參加全國書市時,在書市承辦地點——芙蓉賓館,見到了與會的鄧總。

鄧很客氣地跟我寒暄,還說:“剛才看到你寫了一本書,新書廣告已經貼到墻上,反應不錯!”

又說,“廢了我一套版子,發行量下降。要不然的話,你留在我這里,千塊錢的工資,隨便弄就賺出來了。”

哦,事隔一年多后,我才從鄧總的嘴里,得知他開掉我的真正原因:是因為我廢了他一套排版膠片。另外就是我所編的雜志,發行量下降。

真是天大的冤枉!報廢膠片的事,不是我造成的,而是排版的李造成的。直到最后印出清校,我指出了錯處,他也不改過來,乃至報廢了膠片。

雜志發行量下降,與我編稿有一定的聯系,但不一定全是我的責任。五六月是發行淡季,《關東作家》本身的定位不明晰,雜志發行也不是突然少了,下降也不是很多,至少你鄧總并沒有虧本,還略有盈余。怎么將這些因素全都怪罪到我的頭上,叫我背黑鍋呢?

我當時就反駁了鄧,還質問他說:“我給你增編了一本雜志,你給我編務費沒有?”

鄧不吭聲,與他前來的,還有他的舅佬,也沒有吭聲。

就這樣,兩人僵持了一會兒,然后默默地離開。

那天鄧的臉色有點不大好看,后來還羨慕地說:”你回家后寫書,掙的收入,比出來打工強多了。”

我說:“是的,人不能吊死在一棵樹上!”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旬,我將離開長沙的最后幾天日子里,我又一次見到了寧。

鄧總那里,有一個經常來玩的小伙,戴一副近視眼鏡,鄧向我介紹,他爸爸是長沙市中級法院的副院長。這小子姓徐。

徐看我找不到工作,關心地說:“我認識冷水江一個姓方的書商,他那里可能要人。”

我說:“你幫我與方總聯系聯系。”

第二天,徐就告訴我,叫我去冷水江應聘。

我從冷水江應試通過,回到長沙后,休息了幾天,就要帶著被鋪去冷水江了。

那天,我在府后街旁邊的一條小街上走著,快要走到音樂噴泉廣場了。

突然有人叫我。

回頭一看,是寧。

烈日下,只見寧穿一條香色黑花長裙,戴一頂寬邊草帽,向我碎步走來。

我建議到蔭涼處說話。

寧同意了,跟我一道來到街邊的屋檐下。

這一次,我和寧說了十幾分鐘的話。

具體說些什么,已經記不大清了,但有幾句我至今還能回憶得起來:

“哦,你要去冷水江了,今后來長沙,聯系我,到我家吃飯。”

寧的熱情好客,溢于言表。

我說,到冷水江后,會在當地辦一張卡,有了新的手機號碼,就告訴她。

她高興道:“要得,你換了號碼,一定要告訴我,要不然就失去聯系了。”

那時候,我和她都沒有扣扣,也不經常上網,唯一的聯系方式,就是打電話,發短信。

自這一次路遇后,我再也沒有見到寧了。

之后我在長沙逗留了好幾天。

那時候,鄧總他們吃飯的地方,挪到新辦公室來了。

也不要他的姨姐做飯,而是讓打字員芳芳兼職做飯。

芳芳炒菜舍得放油,窗式油煙排氣扇出口的墻壁上,很快就淌下一條厚厚的垂直油溪。

有過路的大媽見了嘆氣道:“這么厚的油垢,也不動手擦一下!”

而我沒有機會去寧那棟屋了。

好想在離開長沙之前,再見她一次,向她道個別,然后走開。

七月二十三日,我搭乘長沙至張家界的火車去了冷水江。

到冷水江后,我在第二天就去了聯通營業廳,辦了一張當地聯通的手機卡。

然后在第一時間,給寧打了長途。

電話里,寧聽到是我的聲音時,開心地說:“謝謝你還記得我。下次來長沙,一定要跟我聯系,我請你來我家吃飯!”

這是我聽到她的最后的聲音。

此后,我再也聯系不上她了。

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三年起,我每年都要去長沙好幾次,不是送書稿,就是去拿樣書和稿酬。

每次走在五一路上,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寧。

心想,寧還在府后街住嗎?她是不是改了電話號碼,打電話時,說是空號了。

又想,要是能在路上碰起寧,該有多好啊!

當然,我也清楚,能在幾百萬人口的省城,碰上一個熟悉的人,其概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

逝去的總是美好的。每次去長沙,我不僅想起了寧,還有幾次,特地彎到五一廣場的音樂噴泉處,來回走動一下。

回想幾年前,我在這一帶活動的情形,腦海里立即浮現出寧的樣子。

我知道,她是有老公的人。不幸的是,老公生病了,腦溢血后,生活不能自理。

寧一雙手,既要照護重病在床的老公,又要給女兒帶孩子,洗衣作漿,買菜做飯,忙得團團轉。

尤其是在二零零三年的十月份,我在定王臺書市前面的一間茶室里,見到了幾十年不見的小學同學秋時,心里格外惦念著寧。

定王臺這一帶,應該是寧經常光顧的地方。

從這里去府后街,穿過幾條短短的巷子,就到了。

不知多少次穿過大大小小的巷子,從府后街來到定王臺,看書,看報,買幾份小報回去讀一讀。

關于同學徐,我在好幾則日志中,寫到過她。在這里就不要贅述了。

在茶室,意外又一次地碰上了鄧總。她坐在我與同學之間,跟我們聊了好長一段時間后,才離去。

我問過鄧,府后街那里的房子拆了沒有?

鄧說:“還沒有,但邵陽坪一條街都拆了。”

我問:“那你老婆的大姐家,從邵陽坪搬出來了吧?”

鄧說:“早就搬出來,在河西買房子了。”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真沒想到,事隔十六年后,還能與寧聯系上。應該感謝互聯網,是網絡將失散多年、天各一方的我與她,攏到一處,重新聚合在一起。

那天,我從洪的轉給我的寧的留言中,抄下她的手機號碼。

然后一個人走出去散步,邊走邊撥打她的手機。

“誰呀?”

手機里傳來久違的寧的話語聲:清晰、脆亮、甜凈。這是超越時光的聲音,不老的嗓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一聽,就覺得擁有這嗓門的,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一個不會蒼老、永遠年輕的女人。

當我老了,回憶著年華的蹉跎,或許會夢見一個人,或許會重溫一個人的嗓音。

我想夢見的人、想重溫的嗓音,就是寧這樣的人吧。

這聲音,響起在我的耳畔,像是來自上蒼的福音,從天而降。

它讓我回溯歲月的河流,一下子將我帶回十多年前的長沙府后街,帶到那間租屋里,仿佛寧就站在我的身旁,與我一同看著手提電腦的顯示屏,與我輕輕地說著話。

我說:”我是劉。”

“哦,想起來了,是你!難怪我一聽你的聲音,就覺得好熟悉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能聯系上你,真是太好了,太讓我高興啦!”

我告訴她,我用她的手機號碼,向她發出加微信好友的請求了,你快接受吧。

寧說:“真的呀,那我趕緊回去,加你好友。”她解釋說,這時候正在外頭。

這天晚上,我利用在外散步的空閑,邊走邊與寧交談著。

走路不好打字,兩人一句接一句地發著語音,談興濃得化不開似的。

寧告訴我,我還在冷水江的時候,主動聯系過她。這讓她很感動。

她說:“如果你不電話聯系我,可能我就會忘掉你啦!”

寧還說,自從我打過她的手機后,沒過多久,她就將聯通的卡,換成了電信的卡。

所以,我打她聯通的手機,是空號了。

寧還告訴我,二零零三年,她就從府后街搬出來,搬到河西住去了。

我問:“那府后街的房子呢?”

寧說:“府后街的三套房子,都用來出租。”

還說,她女兒在政府對面的高級住宅區,買了兩百多平米的大房子。她平時就住在女兒家。幫她帶孩子。

女兒的大女兒今年高考失利,準備去廣州讀中專。

二零零四年,女兒又生了一個兒子,現在都四歲了,正在上幼兒園。

一直聊到深夜十一點四十分左右,我與寧的長聊才結束。

在路上散步時,我走走停停、邊走邊說地溜了將近兩小時。

快要到家了,寧才說,她明天要參加江西撫州的團隊旅游,為方便乘車,從自家出來,轉到表姐家住宿,明早六點坐車去江西。

我說:“那你趕緊休息,不要耽誤你明天旅游。”

第二天,寧從江西發來所到之處的風景手機照。

連綿起伏的群山,深藏其中的古剎寺廟,翹角飛檐的亭臺樓閣,靜謐如夢的小小村落,還有一串串爬山的男女人群,沿著陡峭的石級,逶迤而上……

其中有幾張,是她的個照:雕欄畫礎的古老木屋,回字形的雕花格窗前,寧探出身來,手扶欄干,目視遠方。真有”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之雅。

她說,撫州,是熱播電視連續劇《爸爸去哪兒》取景拍攝之地。這里有大自然的絕美風景,也有深厚的人文歷史淵藪。

臨川,是中國的莎士比亞——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的故鄉。著名的《牡丹亭》劇本以及“臨川四夢”,就是湯顯祖在這里完成的。

寧還說,出去旅游,是最開心的。

我說:“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離開了你的女兒家,不要帶孩子,不要煮飯洗衣,一切俗務和煩惱都甩開了,觸目皆青山綠水,耳聞百鳥啼唱,呼吸清新空氣,當然開心啦!”

寧說:“趁現在還走得動,要我出去走一走。不要等到老得走不動了,想出去都去不了啦!”

我說:“你大外孫女去廣州讀書后,你把小外孫交給女兒他們帶,自己單獨一個人過,不自由得多?”

寧說:“我早就有這個想法。等府后街的房子拆掉,把我重新安置后,我就想從女兒家搬出來,一個人過。”停了停,又說,“不過,話說回來,一旦離開了女兒他們,離開了大外孫女和小外孫,就覺得很孤單,就像鴻雁南飛的時候掉了隊,成為孤鴻斷雁似的,身邊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怪可憐一樣。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啊,太賤了,愿意吃苦,不吃苦,反而覺得不正常了。”

我附和道:“是啊,不跟孩子過不好,跟他們過也不好。一旦離開他們,就坐立不安,心掛念著他們。已經習慣生活在有他們的環境之中,脫離了他們,就覺得自己活過有點自私和自責似的。只有回到他們中間,心才安寧。”

寧說:“跟他們住在一個城市,不住到一起,也會放不下他們的。只有不跟他們一個城市,各過各的。這樣,才是徹底放下。”

我說:“你難道要離開長沙,去別的地方過嗎?”

寧說:“暫時還沒有這樣的想法。”

她還告訴我,這次選擇的旅游路線,是新開辟的線路,游的人少,價格也優惠,只要幾百塊錢。長沙這邊去了十多臺大巴。住的是星級賓館兩人間。吃得也好,旅游景點規劃得也合理,風景迷人。要是個人去游,找不到這樣的好地方,路線規劃也不會這樣緊湊和安排妥當。

三天時間,游了很多景點,坐了纜車,還交上幾位朋友,見到了多年沒有聯系的老友,真是收獲多多。

回到長沙后,一進入女兒家,面對雜亂無章、不興收拾的家里,她又開始愁悵起來,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投入緊張勞累的家務戰斗。

她說,一進家門,就把自己忙成一個飛轉的陀螺一樣,停不下來。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我說,年輕人依賴思想太重了,家務好像生成是老人做的一樣,他們從不插手,好像他們生來就是享受,不要做家務事一樣。

寧對女婿是頗有微詞的。說大男子主義,一回家,就是吃現成的。吃飯后,不是看電視,就是玩手機,地上掉個東西,也不會彎腰去撿起來。丁點家務活也不干。

女兒也一樣,所有的事情,都是寧一人操勞。從買米買油,從買菜到買日用品,接送孩子上幼兒園,拖地洗衣,做飯炒菜,洗碗刷鍋,抹灶臺,事無巨細,都是她一個人挑起來。

他倆只上班,下班回來,就只有休息。

而寧呢,一天下來,沒有休息的時間,這個家,她時刻在操著心。

我說:“只有離開他們,讓他們自己當家,自己做家務,才知道操持家務,有多么辛苦,才懂得你在時,為他們做出了多大的無私奉獻。同時,你離開他們,自己輕松多了。”

寧無奈地說:“可是,不跟他們過,一個人過日子,又覺得太孤單了。一旦有個病痛,沒人在身邊,真是叫天不應的。”

我說:“唉,左右為難啊。”突然想起,又問,“你不是有老公么,他呢?”

寧說:“老公送到護養院去了。我照護他十多年,直到零三年,我實在忍受不了,才提出不照護他。弟弟將他接到他們家去了。最近這幾年,才送護養院的。估計也捱不了多久,頂到撐到明后年吧。”

通過幾次語聊后,我得知寧真是個苦命女人。

走過風,走過雨,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柔軟的肩膀,扛起一個多災多難的家,至始至終沒有被苦難與委屈所擊垮。

我知道,這是寧內心有一個堅強的信念在支撐。為了這個家,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生命。

寧說,你可能想不到,我老家也是邵陽的,跟你是老鄉呢!

你去邵陽問一問,姓寧的,大多是來自邵陽。

父親很早的時候,就從邵陽跑到長沙學手藝。然后在長沙找了個本地女子結婚成家。

可憐父母吃盡了人間的苦,卻沒有享到兒孫的福。父母都去世很早。父親不到六十就走了。母親在六十二歲那年去了。

我上頭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我高中畢業后,進入有線廣播站工作。二十來歲的時候,通過介紹,找到一個聰明能干的長沙本地男子,結婚成家。

老公是一家工廠的油漆工。個頭不高,但五官端正,年輕的時候很帥氣。

我與他耳鬢廝磨,恩恩愛愛,夫妻生活美滿和諧。

婚后第二年,生下女兒。

兩人相互約定,就這樣攜手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終點。無論哪個先走,后走的都要毫不猶豫地殉情,追隨而去。

小兩口觸目可見的幸福,被鄰里羨慕得不行。都說這是世上難找的般配一對。

我人雖然不怎么漂亮,但年輕的時候,還是惹人喜歡的。

記得有一次,我下班回家,路上有一個小伙,一直跟著我,不遠不近,像一個尾巴,老是甩不掉。

我不敢往后頭看,只是加快腳步,一路快走。

到一家電影院的門口時,我為支開他,就買票進去看電影。

看的是一部外國片子,叫《簡愛》。后來才知道,這是由世界文學名著改編的經典愛情電影。《簡愛》的作者,是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寫的。

剛落座,一個身影就緊挨著我坐下來。

我一看,這個挨著我坐下的,就是尾隨我的小伙子。

他這時從口袋里掏出工作證給我看,說他不是壞人,是很喜歡我。自我介紹道,今年二十六歲,在長沙一家工廠上班,單身未婚,很喜歡我,想和我接觸。所以,就買了電影票,進來找我,一起看電影了。

我如實如實告訴小伙,說我比你大整整十歲,今年都三十六了,有老公有孩子。你是看花眼了吧。

小伙很驚訝地回道:“啊,看上去你好年輕的!”說著,就知趣地走開了。

幸福來得快,去得也快。一九八三年春,老公所在的單位垮了,他下了崗。只好去打零工。有活就干,沒活就歇,干干歇歇,沒有保障。

眼看著歇工在家的老公,家里到處急著要用錢,這樣下去,家里快揭不開鍋了。

不能等死!我毅然決然地寫了辭職報告,遞交上去。

單位很快批復了我的報告,我開始破釜沉舟地一個人跑單干。

干什么呢?想來想去,也在大街小巷里走來走去,考察市場,發現在人來人往的五一路口子上,或者是人流很多的其他路口擺攤,賣衣服,生意蠻好,傍晚擺的攤,到十點鐘左右收攤,就能賣出去幾十套衣服。

于是,我敲定在鬧市區擺地攤專賣衣服的主意。

我一個女人,背個大袋子,只身去福州進批發的男女服裝。

福州缺貨,就去株洲服裝批發市場補一批貨回來。

剛上街擺攤的時候,遇到熟人,我還有點害羞,像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情一樣。

遠遠地見熟人走過來了,趕緊將臉扭過去,不看對方。人家打招呼時,也只是勉強地回應一聲。

后來,隨著生意越來越好做,每晚的收入一天天在增長,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也不再害羞了。

我賣衣服,采取薄利多銷的方式,一件衣服,只賺塊把兩塊錢,甚至幾角錢。福州進貨是八塊錢一件,我賣出去是十塊錢一件。

衣服質地不錯,式樣也時新,何愁沒有銷路。

就這樣,攤子越滾越大,錢賺得越來越多。我像是看到了生活的曙光,看到了家庭的希望。

這樣干了四五年之后,我們由一個一貧如洗的貧窮之家,一躍而成為當時最早的萬元戶。

有了錢,我們申請建房,在市區府后街附近的好段,買下地皮,修建了一棟四層樓房,砌了圍墻。

新樓房門前有大樹,屋后有池塘。終于實現我擬定的人生規劃的第一步,擁有了自己的新樓房。圍墻內,自成天地,有空地開畦種菜,也可以養些雞鴨。身居鬧市,而無車馬喧闐,這真是神仙過的日子吧。

我考慮到以后可能還會增高樓層,于是決定選用二十六毫米粗的羅紋鋼,作地基用鋼。

地基打得堅固,就不愁今后加高樓層了。

我的五年規劃提前實現了,不僅建了房子,還買了車子,家有存款。

親戚好友,都知道我家有錢。他們變著法子來我家開口借錢。看在親戚的分上,我也不好拒絕他們。親戚之間嘛,能幫則幫,人家說缺錢,只好把錢借出去了,且不收息錢。

我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沒有靠山,也沒有多少本錢。我完全憑自己的市場眼光,穩打穩扎,見好就收,不貪大錢,只賺小利。這樣,穩賺不賠,家就這樣一步步發起來了。

這在普遍處于低薪水平的當時,我們家成為一夜暴富的典型,周圍的人眼紅得不得了呢。

這世界,也變化得太快,太突然了吧,說變就變,像舞臺上的變臉藝術一樣,你都還沒有反應過來,它就改變得面目全非了。

一九八九年初建的新樓房,我們歡歡喜喜地搬進去,新樓還沒有住熱,到年底上面就說要拆了!

來人與我談判,賠付我家三套房子。房子就在府后街上。

說是三套,其實就是一大帶兩小。大的一百零五平米,兩套小的,各四十平米左右。

補償得也太少了。可我不想做釘子戶,還是配合上頭,同意拆遷。

就這樣,一夜之間我們重新回到筒子樓,做升斗小民。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就在這一年,我家的天塌下來了!

一天早上,老公起床的時候,一站起來,人都沒站穩,就撲嗵一聲倒下去了。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我趕緊叫人將老公急送醫院搶救。

老公是腦溢血,當天開顱做了手術。

可憐的人,老公手術后,就成了一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的廢人。

我每天為他端屎接尿,喂飯喂水,擦抹身子,換洗衣服。

從此我經常以淚洗面,總想躲在沒人的地方,大哭一場,訴一訴心中的黃連苦。

其時我才三十多歲,正是生理欲望都十分旺盛的年紀,卻被命運生生奪去了夫妻恩愛的歡樂,成為一個活寡。

我料理重病老公十多年,一直到女兒結婚生子,我無法心掛兩頭,既要為女兒家做飯帶人,又要照看老公,于是,向夫家的姊妹們提出,病人由他們接過去照料,我現在已無法照看他了。

我的合理訴求,沒想到遭到夫家家族的集體反對。

他們毫無理由地怪罪我,現代人居然還信迷信,硬是污賴我,臟水往我頭上潑,說什么老公生病,是我命硬克夫引起的。真如魯迅所說的,中國人的嘴巴,除了吃飯,就是用來殺人。

我成了一個現代祥林嫂,背上天大的黑鍋!

我將一直保存的醫院診斷書,拿給他們過目,還我清白。

原來老公的腦溢血疾病,是由于先天性的腦血管畸形導致的,并不是我克夫引起的。

迫于事實,他們才答應將人接過去料理。

我的獨生女兒,不像我,有點替她爸爸,敦厚樸實,少主見,容易被人說服。

不過,女兒很聽我的話。學習用功,成績優異。我看到長沙的湘雅醫院條件極好,醫生護士的待遇很高,就勸說女兒考湘雅專校。

女兒沒有辜負我的期望,十四歲時,還在上初二的時候,就以六百四十三分的高分,順利考進了湘雅專校。

畢業后,進入湘雅醫院當護士。

很快就走上護士長崗位,每月能拿到兩萬元的工資,年終獎也有兩三萬元。平時的福利多得難以數清。

女兒聰明好學,長得也高挑清秀,不愁找一個如意郎君,這是她的長處。但個性決定命運,她缺少自主意識的性格,注定了她的個人婚姻難以完美。

女婿就這樣趁虛而入。他比我女兒大好幾歲,每天在我女兒耳邊策來策去,女兒宿命般地被他策動了。

結婚之前,女婿是有工作的。婚后,他提出來要開公司,賺大錢。

沒有本錢怎么辦,就四處借錢。

在我手上借了三十幾萬。這錢,借給他都十多年了,本息總共有六十多萬,他一直沒有還給我。

公司倒是開起來了,最初幾年的生意還不錯,賺得盆滿缽滿的。

一些酒肉哥們趨之若鶩,百般討好。半夜都還打電話來,叫女婿去吃夜宵快樂。

有錢就是任性,女婿花一百萬,買了一輛高檔進口名車,開著名車跑路,多賺幾個回頭率,多一些心理安慰與虛榮。

我勸他,公司盈利了,要考慮把錢投進去,擴大再經營,以利滾利,賺取更多的創收。

可他就是不聽我的,將辛苦賺來的錢,胡亂花掉了。

公司倒是開了好幾家。到后來,都先后開敗了,垮掉了。現在只剩下一家公司要死不活地維持著。

讓人氣憤的是,女婿想支開我,想出一個歪主意,說服女兒,將湘雅醫院的工作辭掉,在家當全職太太,相夫教子。

這一招,害得我女兒吃虧不小。現在,又只好重新去找工作。找了一家一般的醫院去當護士,月薪少了一半,條件也遠不如湘雅。

外孫女之所以高考名落孫山,與她爸爸有很大的關系。

還指責我,是我教壞了孩子。

我立即喝斥:”放屁!我教出來的女兒,十四歲就考上湘雅,你有這樣的能耐沒有!”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家家的婆媳之爭、婆婿之爭,自古以來,就是一場扯不清、沒完沒了、沒有硝煙的戰爭。

女兒兩口子,女婿當家。可他沒有當好這個家。眼光短視,見小不識大,只顧眼前的蠅頭小利,一無遠見,二無規劃,不思進取,過一天算一天,甚至還寅吃卯糧,超前消費,把家底敗得基本上差不多了。

譬如,在買房這一大事上,女婿不聽我的勸告,白白丟掉一個又一個利好房源,坐失良機,損失不小。

舉個例子吧。那年,長沙宏大名下有樓盤出售。二百六十平米,一百多萬元。

我帶著女兒去看了房子。發現這里環境優雅,交通便利,地處黃金路段,房子結構合理,而且是精裝修,搬進去就可以住人,屬于高檔住宅,買下來,肯定很快就會升值。

我當即交了一萬元的押金,打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將房子買下來。

女兒回去將這事說給女婿聽。他卻激烈反對,說你要房子,就不要我,兩人離婚。

女兒迫于他的壓力,只好放棄買宏大的房子。

女婿通過請人吃飯的方式,花掉幾千元的飯錢,最后將一萬元的買房押金,要了回來。

如今宏大這么寬敞的房子,價格都在兩百多萬元以上了。

一想起這事,我就很心痛。心想,女兒要是我,就干脆與女婿離婚,買下房子,何愁找不到比他更強的男人呢?

唉,當斷不斷,反被其亂啊!

我問寧:“你女兒在教育大女兒的問題上,基本上是失敗的。沒考上大學,去廣州讀中專。現在把希望寄托在小兒子身上吧。”

寧說:“我真的不想插手女兒家的事情,想早日離開她家就好。等府后街的房子拆了,安置房交給我之后,我就把房子好好裝修一下,搬過去一個人住。不給女兒帶人了!”

我又問:“你還考慮在老公走了之后,重新組建家庭嗎?”

寧說:“我嘛,他一走,我就跟著去了算了!”

我急勸道:“不要干傻事,是什么年代了,還去信守這樣的約定!”

寧說:“我要找嘛,就找一個懂我的人。”

我說:“懂你的人,會出現的。”

寧沒有回話,但我隔著網絡,隔著千山萬水,隔著北京至長沙一千多公里的遙遙距離,仿佛能聽到她會心的微笑聲音。

有頃,寧又問我:“你在邵陽有房子嗎?”

我說:“有房子的,是單位分的福利房,六十五平米左右。”

她說:“你人在北京,邵陽的房子租出去了吧。”

我說:“沒有出租,還想將邵陽的房子賣掉,到武岡去買一套房子養老呢。”

寧說:“邵陽的房子能賣多少?”

我說:“邵陽那窮地方賣不起價,十五萬左右吧。沒有人要。”

寧說:“那賣給我吧。我數現錢給你。”

我說:“你會住到邵陽這破地方去嗎?”

寧說:“會的。邵陽才是我的老家,我有好多親戚在邵陽呢。”

我說:“我的房子離城里還有五華里路呢。”

寧說:“我就想住在城邊邊上,不想住在城中心。”

我說:“你還是等長沙的安置房吧。住在長沙好多了。”

寧說:“你不好把房子賣給我吧。”

我說:“真的不好賣給你,怕你怪我的房子不好,都有二十三年房齡的老房子,雖然裝修過,但看上去,也很舊了。”

寧說:“沒事,我一個人住,不講究的。”

我說:“我知道,你這是說著玩的,其實你不會住到邵陽去。”

寧說:“唉,怎么說了,現在心很亂,一直決定不下來。”

關于房子的事,就聊到這里,沒有下文了。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

與寧幾次長談,讓我比較了解她,理解她,同情她。同時也發現,我與她有諸多的共同點。

一是喜歡看書,不喜歡打牌,喜歡清靜,不喜歡嘈雜的環境。二是同樣有一個不稱心的女婿。三是相處的境地也差不多,想離開孩子家,但又離不了,心情矛盾。

唉,人來到這個世上,凡事遂心的少,煩人的多。就這樣安然處世,少煩惱,多開心,凡事看淡一點,想開一點吧。

活到這個分上,什么皆不重要,唯獨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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