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在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中講了個小故事：
有個人早年離開自己的村子，外出謀生。過了二十五年，他發了財，帶著妻兒回家鄉。他母親與他妹妹在村里開了家旅店。為了要讓她們得到意外的驚喜，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兒子留在另一個地方，自己則住進他母親的旅館。進去時，他母親沒有認出他。他想開個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個房間，并亮出自己的錢財。夜里，他的母親與妹妹為了謀財，用大錘砸死了他，把尸體扔進了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來了，懵然不知真情，通報了這位店客的姓名。母親上吊自盡，妹妹投井而死。這則報道，我（指男主人公默爾索）天天反復閱讀，足足讀了幾千遍。一方面，這樁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卻又自然而然。不論怎樣，我覺得這個店客有點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遠也不該演戲作假。
加繆借由這個故事道出男主人公的人生信條：人生在世永遠也不該演戲作假。在默爾索四十多年的人生經歷中，確實嚴格地、發自內心地堅守著這則信條。他永遠不會把自己的臉孔和思想遮蓋在一具華麗的面具下，至始至終表現出一種冷漠、無所謂、對任何事都不上心的態度。如果存在任何一個人，以上述態度對待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那么人們可能會覺得他是一個內向而不熱情的人。但默爾索不僅如此，哪怕是對于常人來講最重要的親情、愛情、友情，他依然固執地堅守著“怎樣都行”的姿態。
既然說這部小說，不得不提及它的開頭——可以與《百年孤獨》的開頭相提并論：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令堂去世。明日葬禮。特致慰唁。”它說得不清楚。也許是昨天死的。
自從最后一個句號起始，全書奠定了一種行走在喜馬拉雅雪峰上的冷漠感。無論是面對母親的死，還是瑪麗的愛，又或者自己的律師，默爾索最常說的口頭禪既是：“怎樣都行”，他遇到問題腦海里最常出現的解決方案也是：沒什么好說的，所以也就不說了。
默爾索對待親情抱以如此態度：他不關心他媽媽什么時候死的；當別人兩次問他是否要把棺材蓋打開好讓他再看一眼，他都拒絕了；他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年齡，遇到上司發問他則以“60多歲”搪塞過去；葬禮結束后的第二天便與瑪麗在泳池調情、看搞笑電影、上床；在故事第二部分，當律師問道他為什么對于母親的死無動于衷時，他說：“所有健康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曾經希望過他們索愛的人死去。”一如莊子在亡妻的葬禮上擊盆而歌。
對于友情，萊蒙是個混子，一次他高興地說要與默爾索做朋友，默爾索說怎樣都行。對于愛情，瑪麗問他愿不愿意同她結婚，默爾索說好。她又問他是否愛她，默爾索說如果這是無關緊要的、卻非說不可的話，那大概是不愛。
對待事業以及檢察官的審判也表現得漠不關心——當他法庭上再次看到瑪麗，他會想起她輕盈的乳房和裙子。他站在被告席上很無聊，他想說點什么，但又覺得沒什么好說的，所以也就不說了。
接著他感到站久了日光照進屋子里來很熱，文中多次出現默爾索感覺到很熱的情景，在守夜的晚上、在母親的葬禮、在被審判的法庭上，他都感覺到很熱，熱到頭昏腦漲，就像在他殺死阿拉伯人的海灘上所感知到的一般：暴露在太陽的照射下，熱氣在沙灘上蒸騰，看什么都朦朦朧朧的，那種感覺好像身無寸縷，沒有面具，無法偽裝。他也不偽裝，從不迎合主流的思想，從不去懺悔對母親的不孝，他心里想著怎么樣都行，沒什么好說的便不說。可別人不這么想，所以他沒有獲得陪審團和法官的支持和同情，所以也導致了他的死刑。
比照王思聰和BBC記者的談話，加繆所描述的一幅幅荒誕的場景于我們如今所處的生活何其相似。王思聰說：擺脫這里的體制就相當于自殺，首先你的父母肯定會先殺了你；在這個體制下人們必須被動接受政府所提出的主流思想，所以很少看見中國有人像在歐美那樣站出來抗議，因為這沒有用。
如果于一個禮拜前看到這個采訪，我會覺得王思聰不過又想嘩眾取寵，但我現在有些理解他的意思，理解人們佩戴面具過活的原因。往小了說，如果某人想要依附中國的主流思想，那么，這個人，4歲必須知道男女有別，上學要做個聽話的學生，女生必須穿裙子，男生不能留長發，長大后不能出柜，不能出軌，不能27、8歲還沒結婚，不能做丁克族，更不能當廚師，結婚前必須買房買車，不能花了很多錢出國沒能留下來，或者回去了找一份和普羅大眾沒什么區別的工作，長輩無論說什么的都是對的，小孩子做什么都是可以原諒的，如果是殘疾人則不能有性，如果不幸變成老年人則不配再擁有愛情…如果你這樣做了，反抗了，就是盧瑟，就是失敗者，就是政治不正確，就會被抓起來，甚至你爸媽第一個掐死你。
在昨晚吃鹵肉飯的時候我已經思考很久了。我今天剛好24歲了，在將來的時光里我該如何自處？按照王思聰的說法，似乎在中國當一個局外人只有死路一條，但他并非全知全能，難道自從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主流思想的幾十年來，沒有任何一個成功于體制之外的人嗎？又或者須如我以前文章里提及的巴塞羅那夫婦一樣，窮盡心思走出體制，遠赴歐洲成為一名局外人？
這些問題依然是矛與盾碰撞的最中心，隨著鹵肉和飯的消失越來越凸現出來。我究竟要站在局內，還是局外？我為什么應該站在局內？我為什么應該站在局外？我待在國外便意味著我是局外人嗎？如果不是，那我為什么要來到這個看似局外實則局內的地方？我是否應該繼續追求大多數國人同胞所孜孜不求的東西、那些曾經攥在手心又順著指縫溜走的東西、父母親人朋友目光灼灼懇求我別放棄的東西？我是應該讓它們漸漸跌落在泥土里不顧，再去尋找我真正所求的、但是不符合中國主流思想的東西？
但是我尚存理智，尤其不少。我明白我即將結束這邊的學業踏上回國的班機，自那一刻起等同于宣告我已走完這條二十多年來由各位長輩的手臂所鉤織的林蔭大道，我明白即將失去以往大步前進時輕盈的自信，我明白我即將不再無所拘束，不再無所畏懼，不再有權利隨性地做出任何選擇，因為我明白我的父母是躲藏在影子里的強大后盾——他們時刻準備著支撐我的決定，我明白現在這種散漫自由的生活是寄生在青春、校園和家庭的保護傘之下。我也明白我永遠不可成為一個所謂的“文藝青年”，我從不承認，也不想。我不能任憑我的喜好，把“自由”和“凈化心靈”當作是至高無上的終極目標，目前的我之所以能早上9點半才起床、能在冰箱里塞滿食物、然后有整個上午的時間寫論文、下午的時間看我想看的書、不用抽出一定的時間工作掙錢…都是因為有很多愛我的人在縱容著的。
我尚存感情，而且熾熱。由此我明白我不再是小孩，我必須承擔起兩年前就應該壓在我肩頭的那份責任，我要珍稀我所愛的以及愛我的人應有的保護，許他們一個踏實的未來。我也承認我在西班牙人身上學到的、為數不多的、我所偏愛的特質之一——坦誠——有時候在中國的主流思想籠罩中將成為比虛偽比厚黑比勢力更鋒利更容易劃破當下人與人之間不堪一擊的感情。剛來巴塞羅那那會我說我想去上廚師課不想上碩士課，我爸把我罵了一頓，當時我不理解，自《局外人》起我卻很理解了。有的事我不能做、有的事我沒得選、有的人我不能成為、有的人我不能恨、有的人我必須忘記、有的人我必須奉承、有的人我不能靠近——哪怕我腦海里壓抑著悸動不已的情緒，也必須壓抑。也從我翻完《局外人》最后一頁書起，我不得不拿出十二萬分的力氣按捺住內心的一座座火山，即使它噴發出來，其炙熱的熔巖也絕對不能燙傷任何一個人。
所以我明白我不可能脫離體制成為一個局外人——強大如王思聰也承認不能。因為如果那樣，總有一天我會站在下午的沙灘上，懷里的危險因素暴露無遺，陽光照的我頭昏腦漲，熱氣撲上來蒸得我的臉發燙，生活沖我刺出了刀子，我不得不掏出手槍打死這平靜，然后再補上三槍，好比我在苦難之門上象征性地扣了四下。而我要做的，就是盡力避免這種一敗涂地的選擇。
我不能讓任何我所珍視的人的生活失去意義，那絕對不僅僅是他自己的事。
我已經準備好死去，好把這一切重過一遍。
好像這巨大的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對著充滿默示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
——《局外人》結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