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蟄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兩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聯系起來觀察，才能使人理解。因為按照當時的習慣，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顧的決不能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過知府，那就一定會陷入無數的邀勸糾纏之中而不可自拔。

這種對宗族的照顧，不是暫時性的責任，也不僅是道德上的義務，而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歷史的背景。我們的帝國不是一個純粹的“關閉著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里，各種職業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給予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并且獲得社會聲望，惟一的道路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道路漫漫修遠，很難只由一個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業的祖先不斷地勞作，自奉儉約，積銖累寸，首先鞏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權，然后獲得別人耕地的抵押權，由此而逐步上升為地主。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這其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在多數情形之下也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后的慘淡經營則歷時至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斗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因此，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有道義上的全部責任，保持休戚與共的集體觀念。

李贄好強喜辯，不肯在言辭上為人所屈，在做官的時候也經常與上司對抗。和耿定向鬧翻之后，他更為重視自己的獨立不羈。按本朝的習慣，退休的官員被稱為“鄉官”，也就是意味著他仍然具有官員的身分，要受地方官的節制。地方官可以邀請他協助處理有關的事務，也可以邀請他參與重要的典禮。這種權利和義務，在別人或許會引以為榮，而在李贄則是精神上的壓力。

儒家的學說指出，一個人必須不斷地和外界接觸，離開了這接觸，這個人就等于一張白紙。

張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類似于李贄在哲學上找不到出路。創造一種哲學思想比較容易，因為它是哲學家個人意識活動的產物。但是宣布一種政治思想，以之作為治國的原則，其后果則為立竿見影，它必須在技術上符合現狀，才能推行無礙。在本朝的社會中，儒家的仁，類似于憲法的理論基礎。全國的讀書人相信性善，則他們首先就應該抑制個人的欲望，不去強調個人的權利。擴而大之，他們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職居顯要，也就不能強調本地區、本部門的特權。例如東南各省本來可以由海外貿易而獲大利，但由于顧全大體，沒有堅持這種特別的經濟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國政治的均衡。在這種以公眾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政府中樞才有可能統一管理全國，而無須考慮各地區、各部門以及各個人的特殊需要。這是一種籠統的辦法，也是一種技術上簡陋和沒有出息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