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手機，已是凌晨一點半，還是沒有什么睡意，媽媽一有動靜我就起來，換尿不濕，擦拭身子，翻身，把手掌曲成盤子狀敲打背部，自下而上地敲……這一切我都做得得心應手。

現在的媽媽，又回到了得病初期的模樣。

四年前的11月11日那個晚上，終于在我起床一次又一次去看爸爸的一分一秒中度過去了。

爸爸睡醒了，我去扶他坐輪椅。床頭綁著一條粗大的紅布繩，那是媽媽的創造發明。

在無數個日夜里，已七十多歲的媽媽，想盡各種辦法，把身高一米八多，體重一百六七十斤的爸爸，從輪椅內抱上抱下。媽媽出事前不久，我和妹妹都勸她找個護工，媽媽總說護工去了不方便，這是一方面，媽媽更是心疼錢。她一再說，自己還是可以的，晚上睡不好，白天可以補個覺。聽媽媽這樣說，我想當然地認為，媽媽還能行。其實媽媽已經很累了，終于有一天，媽媽說了一句話：“我替你們擋了很多（后面的話媽媽沒有說，是困難？是勞累？是無奈？）。”之后不久，她松了口，說搬家后就找護工。

我讓爸爸拽住紅繩往床邊挪，連拉帶拽，慢慢把爸爸移到床邊，再提著爸爸的褲腰往輪椅上挪，誰知一下子沒弄好，爸爸半懸在了床和輪椅中間。我一下子冒出了汗，人就像要虛脫似的，只好一邊使勁拽著爸爸，一邊給先生打電話。

我照顧爸爸才不到一天，就已精疲力竭，十多年，那么多個日夜，不知道媽媽是怎么堅持下來的。

弟弟從醫院趕了過來，說媽媽還在急救室。我考慮到天開始冷了，就找了兩件媽媽的毛衣讓他帶去，弟弟猶豫了一下，輕微嘆口氣，沒有說什么，還是拿著走了。

當天，弟弟又回家，把我替換下來，我才得以去了醫院。此時，妹妹已從北京趕回來。

醫生告訴我們，只允許一名家屬進入搶救室看望病人，只能待半個小時。先生說：“讓文君先進去吧。”后來，先生告訴我，他是考慮妹妹平時不在媽媽身邊，所以讓妹妹先見。

一道白色的簾子，將搶救室與我們隔開。透過玻璃窗，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室內，媽媽的頭發已剃光，渾身插著管。我才明白，弟弟拿著媽媽毛衣時的表情——毛衣，媽媽已無法穿了。我的眼睛緊跟著妹妹的一舉一動，看她端著盆子，拿著毛巾，給媽媽一點、一點地擦拭手和腳。

第二天，我也穿上醫院專用的看護服進入搶救室，媽媽還是處于昏迷中。在限定的半個小時里，我一邊拿毛巾給媽媽擦拭，一邊對媽媽絮絮叨叨地說著話。媽媽，我是文麗，您能聽見女兒說話嗎？文君從北京回來了，昨天還來看您呢，媽媽，求求您，快醒過來……

姐妹倆站在主治醫生面前，醫生面容嚴肅地告訴我們：“老人是腦動脈瘤破裂，病情嚴重。手術后，極大可能是植物人，恢復再好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般情況下是生活不能自理。你們考慮一下，是否要動手術？是開顱，還是介入？”

我和妹妹緊緊盯著醫生，全神貫注地聽著，生怕漏掉醫生說的每一個字，對醫生問的“是否要動手術”，連連點頭，對他說的嚴重后果，也連連點頭，表示明白和理解。

盡管醫生說得很嚴重，但我心里一直有個堅定的信念，我相信媽媽一定會蘇醒過來。這種信念里，不排除有對醫學的無知，但我就是相信。

這個信念是如此的強烈。先生有意無意地告訴我：妹妹很堅強，很看得開，她和弟弟、先生商量，是不是考慮買墓地。當聽到這句話時，我一下子崩潰了，哭得喘不動氣，對此，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

全家圍繞送媽媽去北京、還是濟南，抑或是在當地醫院動手術進行商量，最后是先生一錘定音：去外地，在路上有許多不可控因素，還是聯系專家在當地醫院做介入手術。妹妹從朋友那兒打聽到，正巧有一位專家在臨近的城市就診，于是就聯系朋友請了專家過來。

在手術室外，我的心沒有“撲騰撲騰”劇烈地跳。一切都交給了專家，還有先生和弟弟妹妹，我們在一起，筑成阻攔病魔的一堵墻。我似乎是平靜的。沒有什么原因，但我就是相信媽媽會平安度過手術。

手術室的門開了，我們沖上去，一臉和善的專家走出來，微笑著告訴我們：“手術成功。你們母親的血管有點畸形，手術時費了很多事。”

謝謝醫生！我和妹妹雙手作揖，弟弟和先生連聲感謝。

……

天，終于亮了。

五點半我就起床了，給媽媽更換尿不濕，擦身，用棉球蘸著漱口水清洗牙齒，通過鼻飼管給媽媽喂水、喂飯、喂藥，正在忙著，手機突然響了，愛姐的聲音傳來。